月归档:二月 2003

岑岚:重识白求恩

刚到加拿大那会儿,我曾经上过一阵成人教育学校的英语课。我的老师侧重历史、政治和文化,所以他所挑选的教材多含有这些方面的内容。有次上课,讲的是加拿大的历史名人,其中有加拿大的前总理特鲁多,发明电话的贝尔,电影明星金凯瑞,加拿大画派“七人小组”(Group of Seven)的灵魂人物A.Y.杰克逊等等。接着,他问大家,“有谁知道Dr.Bethune?”没有人回答。他走到我面前说:“连你也不知道吗?他可是中国人尊敬的英雄,正是因为他在中国的名声,才使得加拿大政府最终放弃了对他共产党员身份的偏见,于1972年承认了他的历史地位。”我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是白求恩大夫!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呢?只是因为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才没把Dr.Bethune和白求恩连起来。 在三十几年前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的气氛中,我和我的同龄人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有相当一段时间学的都是毛主席语录、著作和诗词。其中,“老三篇”之一的《纪念白求恩》是我们反复学习的篇章。因此,我和绝大部份的中国人一样,是由于学毛着而知道了有位白求恩大夫和有个叫加拿大的国家的。 白求恩是一位外科医生。在中国人民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带着一批医疗器材来到中国,并且直奔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毛泽东主席热烈欢迎他,并请他主持延安的边区医院。可没多久,白求恩就坚决要求到抗敌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去抢救伤员。他骑着牲口离开延安,经过五天跋涉来到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与外部几乎隔绝的晋察冀边区。那里的医疗条件差到难以想象,几乎没有合格的医生,许多战士本来可治好的伤口由于细菌感染而被迫截肢。白求恩一放下行李便开始工作。除了给伤员作手术,他还集中精力开办了救护、卫生和基本外科手术的培训班,并自己亲手编写了附有图解的教材,翻译复写后发给学员。许多受过白求恩教导的学员日后成了八路军、解放军的医疗骨干。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建起了一座“模范医院”,目的是在边区起示范作用,但几个星期后就被日军炸毁。为此他设计了一个由两头骡子驮着的便携式手术室,跋山涉水巡回几千里为伤员做手术。有一次,他竟创造了连续69个小时作115例手术的记录,甚至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下也没有停止。有时日军的前沿部队已在几公里之外,他仍是镇定如常地直到做完一个手术才动身撤退。因为若是中断手术,那手术台上的伤员就可能不治或落下终身残疾。他不但救治八路军伤员,也认真地为日军战俘治疗,这体现了他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说:“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脱下军装也是农民、商人,是那些法西斯分子把他们骗到战场上来的。”白求恩常常把自己的衣服、粮食,甚至把自己的鲜血献给八路军伤员。白求恩的名字和他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八路军的各个战场,战士以他为榜样奋勇杀敌。中国人反法西斯的斗争精神也感染了白求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我的确非常疲倦,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因为人们需要我。”在一次手术时,因为没有手术用的手套保护,白求恩意外地割破了手指,血液被病毒感染终于不治。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一年他49岁。(以上是中国的报刊杂志多年来对白求恩事迹报导的综合,当然还有许多更为详尽的细节描写。)一个多月以后,毛主席写下了《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 多年前,对领袖个人崇拜最严重的中国却几乎没有以个人命名的建筑物、机构等,唯一例外的却是以白求恩命名的医院和医学院。一张白求恩在抗日前线为八路军伤员作手术的著名照片不仅挂在许多医院和医学院的墙上,也印在全中国人民的心中,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在中国名声最响,在人民心目中感到最亲切的外国人。 毛主席称白求恩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更特别地提到他是一位具有高明医术并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医生。“老三篇”里提到的三位英雄: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是当时全国人民做人的楷模。我的一位“下放干部”老师(他原是一名中专教师,和我父母一样,于1968年秋下放到农村劳动,我所在的新办的公社“五七”中学缺老师,就把他调来了)最为推崇白求恩,他一再教育我们千万不要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要向白求恩学习,学好文化知识,掌握过硬的本领(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他的这番话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激励着我即使在插队农村那样艰苦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止过自学。 记得那时我们很好奇,希望老师能多给我们讲点白求恩的生平。可老师说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和附注中介绍的以外,他也不知道更多的东西。于是,与有很多子孙的老农民愚公和历史简单明了的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相比,白求恩这位有着英雄光环的外国人就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现在来到白求恩大夫的祖国了,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他了,我当然很兴奋。我的加拿大老师说,安大略省就是白求恩的故乡。从多伦多往北行驶二三个小时,在白求恩的出生地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有座白求恩纪念馆。 随后不久的一个周末,我就驾车驶往格雷文赫斯特小镇,前去寻找白求恩大夫的历史足迹。 美丽、安宁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俗称“马斯果卡湖的入口”(Gateway to the Muskoka Lakes),就在马斯果卡系列湖之一的马斯果卡湖旁边。这一带是加拿大享誉世界的度假别墅区,以其天然无雕饰,纯净似桃源的以湖光山色为主体的自然风光闻名。我们敬仰的英雄白求恩就于1890年3月3日出生在这里的一栋两层的淡黄色小楼房里--这是当时当地教堂为供职牧师建造的专宅。1973年,加拿大政府买下了这栋小楼,按照当年的维多利亚风格修缮并以同时代的家俱、用具摆设(其中有的出自于白求恩家族后人的捐献),建起了白求恩纪念馆,现在该馆直属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部门。2000年8月,一座高1.95米的白求恩纪念铜像又矗立在小镇中心的剧院广场上,为铜像剪彩的有加拿大的现任华裔总督伍冰枝女士,中国驻加大使梅平和格雷文赫斯特镇的镇长。 基督教长老会的白求恩牧师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为的是纪念孩子的祖父诺尔曼.白求恩--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在二楼的主卧室里,讲解员指着大床旁边的一个小摇篮说:“这就是白求恩出生后睡过的摇篮。”看到那十九世纪末式样的木制摇篮,线条简单,造型质朴,和大部份中国孩子睡过的摇篮也没有多大区别,一下就把我与加国不同历史和文化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在十九世纪末,马斯果卡湖一带还是相当荒凉的,伐木业是当地人们谋生的主要职业,周围散落着一些简陋的伐木营地。白求恩的家庭生活虽然谈不上很富裕,但比起附近居住的伐木工人来说确实要优越好多倍。三岁后,他们家因父亲工作的关系搬到了另一个小镇,以后又搬家多次。频繁的搬家使白求恩从小就对周围世界保持着新鲜感,好奇心,小时在附近山林中的野游培养了他日后勇敢冒险的精神。家庭的传统,父母对周围贫穷人家的帮助和关爱,在他幼年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对人友善仁慈的种子。他早早就立下了志向,八岁那年,他把祖父用过的写着“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标牌挂在自己房间的门上,决心要做一名像祖父一样救死扶伤的医生,并要求大家从此叫他“诺尔曼.白求恩”。多年后,他果然成了加拿大第二位叫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医。 长大后,白求恩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医学。靠着半工半读,白求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他当过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报社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和礼拜天学校的教师,这些工作不仅使他挣到了足够的钱去付学费,还让他有机会接触了解各个阶层的人们,增长了生活的阅历。与此同时,他还产生了对绘画和雕塑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他表现出对弱势人群及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的同情与关切,并尽自己的力量去为之提供帮助。这以后发展成贯穿他整个人生的独特信念,就是贡献自己的医术甚至生命去制止世界上任何非正义的和侵略的战争,帮助受苦受难的民族和人民。他曾经两度停学:第一次是1911年至1912年,他以一名伐木工的身份去与伐木工和矿工们打成一片,同时又作为一名成人教育学院的教师来回奔走于伐木营地和矿工聚居地,以满足工人们对学习文化知识的渴求。另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1914年,他作为一名担架队员去到欧洲前线,当时只差一年他就可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了。他受了很重的伤,分别在法国和英国住院达半年之久。随后他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业,毕业后,他加入英国海军当了一名外科军医,这也是他的医学学位所要求的工作经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六个月,他以军医官的身份随加拿大军队驻扎在法国。 战争结束后,他留在英国伦敦的一所儿童医院完成毕业实习期(Intership)。为保障自己的生活,他对艺术品生意作了个小小的风险投资,开办了一家集画廊和商店为一体的小公司,从法国泊来便宜的画作在英国销售,经营得很成功。1923年,他通过了非常严格的考试,成为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临床研究生(Fellow)。此时他遇见了一位苏格兰的年轻姑娘,比他小十一岁的弗兰西丝(Frances Campbell Penny),他们很快就相爱得难舍难分了,几个月后,不顾弗兰西丝父母的反对,他们结婚了。1924年,医学博士白求恩带着他娇美的新娘从巴黎旅行到维也纳和柏林,一路考察学习当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外科医学。到年底,他们终于停止了奔波,在美国的底特律租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房住下了。 底特律居住的这两年使白求恩夫妇真正体会到了贫穷的滋味。白求恩开设的小诊所面向社会的下层,他的病人只能付很少的钱看病,有时往往连一点钱也付不出,白求恩就为之免费看病。如此一来,使得他们自己的经济捉襟见肘,入不覆出。工作的实践中,白求恩看到了许多贫穷的人们因付不起昂贵医药费而导致小病变大病乃至不治的令人忧虑的状况,加上自己在生活中的亲历,白求恩更能理解他们的困苦处境和无奈。富有同情心的白求恩渴望为那些可怜的人们多做一些事,他也认识到面对这一切,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小了。 就在此时,白求恩感染上了肺结核。那时,肺结核还基本上是个不治之症,没有特效药,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富贵病”,只能疗养。知道自己已无痊愈的可能,白求恩不想耽误弗兰西丝的青春年华,提出离婚。弗兰西丝不同意,表示要跟随在他身边照顾他,但最终拗不过决心已定的白求恩,接受了离婚,含泪回了苏格兰。她仍然关心他,他们一直互相通信,就象好朋友那样给予对方深切的关怀和慰籍。回到格雷文赫斯特的肺病疗养院的白求恩虽然十分垂头丧气,同时也因逼迫弗兰西丝离去和对她的思念而难过伤心,可当他一听到有一种“人工气胸” 的方法有治好肺结核的可能时,立即要求去做这一存在着相当危险性的治疗。“两强相遇勇者胜”,白求恩以自己的身体勇敢地实验新的治疗方法,不仅战胜了病魔,也从此成为一位掌握“人工气胸”技术治疗肺结核的专家,而当时懂得这种技术的专家全世界只有十三位。白求恩随后在纽约州雷布如克(Ray Brook)的一所肺结核医院里工作了两年,救治了许多与他一样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 1928年初,白求恩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Montreal)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The Royal Victoria Hospital),给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阿奇博尔德大夫(Dr. Archibald)当第一助手。在这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他刻苦学习,辛勤工作,奠定了他作为著名胸外科专家的坚实基础,也显示出他出众的发明创造才华。他发明和改进了十二种医疗手术器械,有些还以他的名字命名,如“The Bethune Rib Shears”(白求恩肋剪)等。他还发表了十四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创见和学术成果得到业内同行的公认和尊敬。1934年,他到美国旅行,向同行们交流与演示他的胸外科手术技术。回加后他接受了新的职位,在魁北克省的卡提尔维勒(Cartierville)的圣心医院(The Sacre Coeur Hospital)担任胸外科主任。 当时经济很不景气,白求恩越来越多地把他的目光投向社会医疗的现状。他觉得,贫穷、饥饿、缺医少药的情况,在低收入的社会人群中已很普遍。仅靠个人花钱买健康保险有着明显的弊病,一方面是很多人买不起,另一方面是浪费钱。作为医生,他与几位朋友一起开办了个免费的诊所,可他明白他们所做的对如此现状只能起到很微弱的作用。所以,他大声疾呼医疗制度需要改革,应该由国家负起公共医疗的责任,建立起一个统一管理的为全国每一个公民服务的健康保障体系。他对政治也产生了兴趣,鉴于人们对一些政治名词含义不甚清楚,还专门写下了一些名词术语如“民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的解释,原计划写一百个名词解释,但后来因故未完成。他也关注妇女的地位,认为她们当奴隶的时间已太长了。妇女也是人,应该有独立的人的思想。他对艺术的爱好也持续着,并在自己的房子里办起一个免费的儿童艺术学校。他思考着,也行动着,既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大夫,又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 1935年夏,他去苏联参加一个国际医学会议,顺便参观了苏联的许多地方,并考察了苏联的医疗系统。回国后,他应邀介绍访苏观感,他谈到对苏联的公共医疗体系的深刻印象。接着,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促使他入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看到苏联的全民医疗体系的成功,而这正是他想在他自己的国家实现的理想。他始终坚持,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保障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的系统。1936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组建了一个由一百名医生、护士、牙医和社会工作者参加的名为“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保障组织”(the Montreal Group for the Security of People’s Health)的机构,为最需要医药的人群提供服务。 不久,西班牙爆发内战,“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请求白求恩去领导马德里的加拿大医疗队。白求恩当时是世界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之一,也是全加拿大年薪最高的医生之一,人们认为这个请求可能是太不现实了。但白求恩出人意料地决定去,于1936年11月3日出发奔赴马德里。在那里,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和输血技术,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这样大规模地给伤员输过血。白求恩和他的同事们的开创性实践在世界医疗史和输血史上占有重要的里程碑似的地位。 1937年6月,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到处奔走介绍西班牙的情况,为之募捐。这时,传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的消息。白求恩认为,虽然西班牙和中国同样处于战争中,但抗击侵略者的中国更需要帮助。他找到“中国援助会”(the China Aid Council)和“保卫中国同盟”(the China Defense League),主动要求带医疗队去中国。 白求恩在中国的情况是我们大家都基本熟知的,他像个铁打的人似的忘我地工作着。实际上由于艰苦的生活条件,过度的劳累,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已很差,极度营养不良。他的视力大大减退,牙齿松动,一只耳朵变聋。他也曾计划回加拿大去治疗,同时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募捐,因实在不忍离开那些急待抢救的八路军伤员而一再推迟行程。最令人感动的是白求恩的遗嘱。遗嘱写于白求恩最后的日子里,实际上是一封写给当时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的信。信中请求聂将军帮助处理他一些未完的事情和分发他个人拥有的物品包括医疗用品及生活用品,事实上是请聂将军担任他的遗嘱执行人。除了对工作的交代,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里,他把自己有用的东西都留给了他的中国战友,他周围的人们,从将军到他身边的马夫和“小鬼”(警卫员)都得到了他的馈赠。他当然也没有忘记他那离了婚的妻子弗兰西丝,请求“中国援助会”照顾她今后的生活。那一件件看似琐碎的事情,那一个个被提到的人名,饱含着白求恩多少深情,多少厚爱啊! 从白墙上挂着白求恩头像的白求恩纪念馆展馆里,从别的地方,甚至还有网络上,我了解到许多白求恩到中国以前的情况甚至生活细节,以及更多的白求恩在中国的感人故事。我知道得越多,早年印象中的神秘色彩就一层层脱落,而那模糊不清的面目形像就一点点地清晰起来。可以说,我重新知道了一位白求恩:一位聪明睿智有过诸多医疗手术器械发明创造和对社会超前的思想贡献,却长期不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理解和认识的白求恩;一位拿着当时加拿大最高年薪,其技术享誉世界的胸外科大夫,本有着极好的前途和舒适的生活,却为了理想抛弃了一切个人的幸福和享受,乐于奋斗勇于献身的白求恩;一位有血有肉有情却严肃认真执著,让许多人为他惋惜、伤心,让许多人敬佩、骄傲、热爱,也让许多人嫉妒、憎恨的白求恩。这位白求恩站在我的面前,是那么坦率,那么热情,那么亲切和蔼,那么平易近人,具有常人难以达到的工作激情和献身精神。而他又是那么的孤傲,那么的特立独行,他的关于建立完全的社会的卫生健康保障系统的思想和主张,除了得到少数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外,很多人尤其是有权有势有钱的人,还有他的从高医疗费得到好处的许多同行们都极力反对,最终没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开始实施,他为之深深地遗憾。而几十年后,如今的加拿大人享受着优良的社会卫生保健系统的好处时,又有多少人知道最早提出建立这样一个系统的人是白求恩大夫呢? 白求恩是反侵略战场上救死扶伤的英雄,他也是和平环境下治病救人的医生。这一点得到人们的公认。可他的杰出不仅仅在他的令人佩服的高明医术,创新的医疗器械发明和对世界医疗史作出的里程碑似的贡献,也不仅仅是他的人道主义和勇敢献身精神,更可贵的是,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为了理想孜孜不倦努力,勇于奋斗勇于牺牲的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走在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之前的人。尽管人们会暂时地不理解他,但时间终于让后来的人们认识到他的伟大,他的思想和创见的真正价值。 白求恩已列身于加拿大历史名人(A Canadian of Nation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之列,虽然是晚了几十年,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和勇气仍是令人感动的。不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让更多的加拿大人和后代知道白求恩。我看到白求恩纪念馆里,来参观的大多是华人,签名簿上留下的也多是中国人的姓名,中文的题辞和留言。中国人民是永远记得白求恩和那些真心帮助过中国的外国朋友们的。可白求恩毕竟是加拿大人,由多族裔组成的,有着多元文化传统的加拿大人民应该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杰出儿子,并为有白求恩这样的杰出儿子感到骄傲。 可以说过去的几十年,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对白求恩的敬仰怀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加拿大人民非常友好的情谊,促使了加拿大人民和政府去重新认识和肯定白求恩这一历史人物。现在反过来,从加拿大人以及世界医疗界对白求恩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肯定,我们或许也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吧。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的是是非非,许多的功过难定的人物,也是否应抛弃政治观念和个人与集团的利益,以其对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历史意义和长远利益,对世界和平和文明的贡献来重新认识呢? 参考: The Scalpel,The Sword by Ted Allen &Sydney Gordon “Bethune,Henry Norman”by Hillary Russell from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1985) 10/1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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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律师称移民部官员提交“极错误数据”

一批移民律师近日指斥移民部官员,在轮候接受审查移民申请者人数方面故意误导国会,从而导致近 10 万名移民申请者,被不合理地剥夺了移居加拿大的机会。 移民部去年开始施行更严厉的移民资格审核标准,当时设立了一个最后期限,以此为分界线,在此期限前进入特定评估程序者,仍以旧标准接受评估,在此期限到来时仍本进入特定程序者,则必须接受更严格的新标准的评估。 联邦法院法官克莱恩在裁决有关案件时指出,移民部必须对其中的102 名移民申请者,以原来执行的宽松移民标准予以审核。这些移民律师据此裁决争辩说,政府无权将那些因后来实行新评估标准而陷入困境中的申请者不闻不问。很多移民申请者,因其申请文件遭积压而须适用去年开始实施的更为严厉的新评估标准,并由此而失去移居加拿大的资格。 克莱恩法官指出,移民部官员在向国会汇报积压的移民申请案数量时,提供错误数据,使国会的移民委员会误以为,当时只有三万份申请案,可能来不及在实施新评估标准的最后期限到来前审核完毕。 这位联邦法官指出,移民部官员明知道未处理完的申请案是三万份的数倍之多,而且知道这些积压的申请案,绝大部分不可能赶在最后期限前审核完。克莱恩指责移民部一名高级官员,向移民委员会提交“极错误的数据”。结果有近 10 万份申请案错过了最后期限。 克莱恩同时发现,移民部将 1 亿 2500 万元的签证费收入纳入囊中,而罔顾曾许下的诺言,即拿出更多钱增加人手,加快处理积压的申请案。 他说,法庭上的证据显示,移民部没有做这样的努力,在对待未完成申请案问题上,好像根本没有最后期限这回事。 克莱恩裁决,在申请人已支付了大部分费用之后,改变对申请人的基本要求是错误的,而那些在递交申请文件后等待了数月甚至数年的申请者,在在此问题上是毫无过失的。 移民律师鲁森布莱特敦促国会对此事采取措施,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由移民部官员的曲解造成的。担任一个移民政策团体主席的鲁森布莱特指出,这些错失机会的申请人,曾为了使自己的申请尽快获得审核,缴纳了数千元的律师费、邮费和手续费。 多伦多移民律师曼纳称,这些遭受欺蒙的申请人中,绝大部分不可能通过新的移民资格标准。他认为,移民部提高移民资格标准,一方面藉此清除了那些积案,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了移民签证官员的权力。 曼纳说,这就好像一个人排队排了三年,当这个人终于排到的时候,却被告知:“政策变了,但我们仍留下你的钱”。 移民部长科德尔不同意联邦法院的裁决,他在本周三坚称,移民部对此事做了合理的处理。尽管如此,一些自由党后排议员,包括国会移民委员会主席方塔纳均表示,他们将敦促科德尔更公平地对待这些移民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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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询国会议员杂种言论 17岁高中生出风头

一名 17 岁的美加双重国籍高中生瑞贝卡・威廉斯,昨天在一项重要军事会议上,就自由党国会议员卡罗琳・派瑞希前天痛骂美国人为杂种之言提出质询,使她在这项会议中大出风头。 出席这项会议的国防部长约翰・麦加廉在会议上的演说中,一开头就说:“我们绝对不能洋洋得意,自认为高美国人一等。” 但是前一天,女议员派瑞希在国会走廊说了一句“可恶的美国人,我恨这些杂种”的话,还被记者的麦克风给录了下来,引起轩然大波。 这名有着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的高中生,在问答时间向麦加廉提出了挑战。她的行为赢得了由退役和现役军人组成的铜管乐队的热烈喝采。 这名来自渥太华埃伍德私立中学的学生威廉斯说: “你在讲话开始时说,我们加拿大人不应该洋洋得意,自认为高美国人一等。那么,在国会里总是传出一些鲁莽的、冒犯性言论,就像昨天自由党议员在党团会议后说出那样的话,政府怎么要求加拿大人民做到这一点呢” 在他讲话当中,麦加廉谈到北美团结的问题,前总理皮尔森敦促加拿大人抵制反美主义、和“你们虽大,但我们更好”的错误观念。 他说: “团结是我们在与我们伟大的朋友、伟大的盟友美国的盟约中,最核心的内容。我们与美国人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我们的差异有多大,我们都是朋友和盟友。” 他的讲话也赢得了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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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公司违法广告事件真相

吉林市工商局龙潭分局2月19日开出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该分局决定,没收北京恩爱优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广告费40万元,并处罚款40万元。处罚缘由是,该公司在“牛哥”广告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京华时报27日刊载彭冰、陈晨的文章说,恩爱优公司名称为北京牛群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据称,其法定代表人刘肃是牛群的爱人。 吉林市工商局龙潭分局该分局人员表示,确有处罚牛群公司一事,媒体披露的处罚决定书中的内容,也基本属实。该分局有关人士称,调查此案是因为有消费者举报,在长达一两年的调查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问题。虽然面对的是名人,但出于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分局还是认真地进行了立案与调查,但考虑到当事人的因素,工商分局并不希望公开此事。 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牛群作为乙方之一,于2000年与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山药业有限公司就力龙伟雄胶囊(后更名为“牛哥”)的经销达成合作。在实际执行合同过程中,牛群公司为长白山药业提供了该药品的商业广告代理服务。工商部门查明,许多印有牛群形象的印刷品广告未经审查,而且部分印刷品广告的文字内容违反广告法规定。 比如,在“牛哥力龙伟雄让男人‘牛’起来!”宣传单和“男性关爱手册”中,宣传该药品是纯中药组方,安全无毒副作用,不含激素类物质。但经龙潭工商分局查实,该药品并非纯中药组方,其药品生产依据的组方中含有雄激素类物质。《广告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宣传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2月18日,着名相声演员牛群在郑州参加形象代言产品推广活动时,一位小女孩为其拍照。(新华社数码传真照片) 龙潭区工商分局要求当事人(恩爱优公司)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款。逾期不缴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吉林市工商局申请复议,也可在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远在安徽省蒙城县的牛群就“牛哥”事件说,“只要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情。”牛群说:“我当初接这个广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那个叫做韩颐和的人说他是人大代表,而且那个药也是经过了药检部门检验的;第二,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行动推动性健康教育,使大家不要再忌讳谈性。” 牛群说,后来,他发现厂家在深圳造假,没有按照协议的程序生产包装产品,而且他们未经同意就大量发放印有牛群肖像的宣传品和宣传单,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于是我就联系韩颐和以及厂家,但是很久都没有联系上。基于这些考虑,我在2002年3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要求中止和他们的合作,可是他们仍然在继续生产”。 “我找不到他们也没有办法。后来,吉林省工商局那边就来了两个人,告诉我他们也找不到厂家与韩颐和。我跟吉林省工商局说,只要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会全力配合的。” 牛群还说:“如果说一开始我就同意把我的肖像放在包装上,那么责任在我,我一个人负责,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次的违法行为是厂家违反协议做出来的。至于另一项违法行为即作假,如果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放在我这个代言人的头上,似乎牵强了一点。” 但据北京媒体报道,牛群在牛哥力龙伟雄胶囊药品的上市招商新闻发布会上,曾对记者说:“我牛哥就是这么牛,观念牛,胆量牛,思想牛,加上药品牛,策划更是牛上加牛……如果这种药品效果不好,我敢把自己印在包装盒上吗?那不是太对不起老少爷们了吗?您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吗?那可是长白山珍稀的鹿茸和哈士蟆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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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建芬歌曲“侵权案”内幕调查

2月12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吴振邦诉谷建芬侵犯着作权一案作出重审判决,决定对原告所诉称的,由被告完成的《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等20首歌曲侵犯其着作权的理由不予采纳,其要求被告公开承认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经济损失、剥夺事业成功损失3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再次驳回原告吴振邦的诉讼请求,诉讼费90010元,由原告负担。   日前,谷建芬的代理律师葛小鹰向音乐生活报记者侯桂新详述了本案的来龙去脉。   谷建芬歌曲“侵权案”水落石出   一场简单的官司打了3年   2001年3月15日,河南省焦作市群众艺术馆65岁的退休干部吴振邦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状告着名作曲家谷建芬为电视剧《三国演义》所作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以下简称《滚》曲)等20首歌曲系抄袭、剽窃、繁衍、妄用自己创作的《中华之声》曲(以下简称《中》曲),侵犯了自己的着作权。焦作市中院随即正式受理此案,使之成为我国首例审期最长的音乐着作权纠纷案。5月17日,焦作市中院法官专程前往北京谷建芬家中,送去传票。9月20日,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吴振邦将诉讼标的由起诉状中主张的500万元人民币提高至1600万元人民币,创着作权案索赔额新高,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社会舆论哗然。   2002年1月24日,焦作市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滚》曲并未剽窃《中》曲,驳回原告吴振邦的诉讼请求。   吴振邦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河南省高院审理,认为焦作市中院仅对20首歌曲中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一首主题歌曲是否构成侵权进行了审理,而对其他19首插曲是否构成侵权未予审理,裁定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2003年1月22日,焦作市中院重新公开审理。原告吴振邦将赔偿金额追加到3200万元。2月12日,焦作市中院重审做出判决,再次驳回原告吴振邦的诉讼请求。   本案实质上非常简单,只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被告是否接触、占据了原告的歌曲,二是《滚》曲等20歌曲与《中》曲是否具有同一性,按理说官司应当很快了结,然而从立案至今,已经有3个年头。   谷建芬未曾见过吴振邦作品   原告吴振邦诉称,1988年,《歌曲》编辑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联合举办“全国如意杯词曲作家、演唱家成才之路大选赛及系列讲座”,他把为李川、亦尘歌词《中华之声》谱好的曲子寄给《歌曲》编辑部,但久久没有回音。1996年10月至1997年元旦期间,他在市场偶尔听到《滚》曲,将两曲反复对照后,认为《滚》曲就是《中》曲的“描红”,而谷建芬当时是《歌曲》编辑部的编委,他表示有证据证明谷建芬同时是这次大赛的评委之一。吴振邦认为谷利用担任”大选赛”评委之机剽窃了自己的作品,造成自己“功败垂成,功亏一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残局”,损失巨大,因此将谷建芬告上法庭。   而据谷建芬答辩,《三国演义》剧中的20首歌曲是她独立创作完成,与原告的作品毫无干系。这些歌曲是她在个人多年音乐素养积累的基础上,历经近4年时间写成,期间呕心沥血,可以概括为“听《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每写一曲,心动一次”。与谷建芬共同创作了《三国演义》中15首歌曲的词作家王健女士也证实了此点。同时,“大选赛”主办单位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编辑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提供《证明》,证明谷建芬虽然当时任《歌曲》编辑部的编委,但只是参加一年一次的编委会,参与办刊原则和方针的制订,不参与日常工作;不是“如意杯”大赛的评委,未参加任何评审工作。另外,吴振邦的曲子并没有在正式的刊物或媒体上发表传播,只是在一本焦作地区的油印小册子上刊登过,所以谷建芬不可能从其他渠道获得。由于谷建芬没有机会看到或听到其参赛作品,剽窃一事无从谈起,吴振邦的剽窃说纯属主观猜测。   两件作品没有同一性   从专业的角度判定《滚》曲与《中》曲是否雷同、有无关联,成为判决此案的又一关键。吴振邦曾将两部作品并置一处进行比较,但却是将《滚》曲的第一句和《中》曲的第五六句、《滚》曲的第四句和《中》曲的第七句进行对比……并认为《滚》曲抄袭了《中》曲。而一大批着名作曲家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分析比较,一致认为这是两个艺术水准完全不同,音乐动机、主题、旋律风格和意境根本相异的作品,两部作品不具有同一性。如王立平认为:“纵观两首歌有以下明显不同。即:内容不同,歌词不同,基调不同,风格不同,节拍不同,调性不同,旋律不同,情绪不同。”赵季平指出:“吴振邦创作的这首曲,从作品的整体感觉,到词曲组合的结构、节奏安排、旋律走向、音乐气质等诸方面和《滚》曲是完全不同的两首歌,根本扯不上模仿、抄袭。”徐沛东提出:“(《中》曲)与《滚》曲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更谈不上有雷同之嫌……是一首不可与《滚》曲同日而语的作品。”由于两个作品显然不具有同一性,专家们认为若不是出于举证的需要,对两者进行比较实属多余。如赵季平就说:“今天这两首完全不同的歌曲打起了官司,真让我匪夷所思。”王世光也说:“出于对法治的尊重,我十分严肃地做出了以上的回答;同时,也为不得不回答这样荒诞的问题浪费了时间而感到遗憾。”   其余19首歌曲同样不存在剽窃   吴振邦以主题音乐种子之说,推定谷建芬创作的《三国演义》其他19首歌曲系延用主题曲《滚》曲中的音乐种子发展而来,试图由此说明,其他歌曲也构成剽窃。然而吴振邦同样无法举出每首歌曲与《中》曲雷同的证据。由于他先入为主,在主观上已经认定谷建芬剽窃其作品,就必然导致挖空心思地设计其洋洋大篇的“技术证据”。他向法庭提供的所谓构成剽窃的证据,同样是被其肢解了的支离破碎的几个音节、乐句的随意对比,非常牵强附会,根本不能证明其主张。按照音乐创作规律,为同一电视剧创作的歌曲,存在某些内在的联系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并不能说明,这些歌曲相互雷同。特别是《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巨作,地域横跨大江南北,描述的历史时期远达百年之久,塑造人物亦在百人以上。针对不同人物、不同事件和故事,谷建芬创作的19首歌曲不可能与主题歌相同。   原告二审涉嫌作伪证   据葛小鹰介绍,原告吴振邦在二审上诉期间搜集了两个新的证据,即着名作曲家朱践耳和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铭志为他写的两段话,其中前者讲到“创作初期,应比着葫芦画个瓢……”,可是接下来却将谷建芬的《滚》曲当成了葫芦。后者认为《滚》曲与《中》曲“二曲的旋律特征有特点,音乐材料有高度的同一性”。这两段话令人感觉总体上比较含糊,且模棱两可,针对性不强,葛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产生怀疑,于是前往上海求证。两位作曲家在听取了情况说明后,大呼上当。原来,2002年1月底,吴振邦带着一个男青年去拜访朱、陈两位时,特意将《滚》曲与《中》曲拆散成片断,谎称是他学生的习作和民间音乐素材,请两位专家进行对比并写下意见。朱、陈两位当时不以为然,碍于情面,就写了一些关于一般创作原则和鼓励的话。未曾想吴振邦此后将其冠以“审视音乐大师□□对《中》《滚》二曲雷同的意见”的标题,拿到法庭上充当证据。在明了事情真相后,朱践耳于2002年10月8日和9日写下《郑重申明》和《补充申明》,认为吴振邦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不正当手段制造伪证,纯属“偷梁换柱”的欺骗行为。陈铭志也于10月8日写下书面材料,认为吴振邦“取证方法品位实在低劣,做事不够冠冕堂皇”,“是一次大欺骗”。不仅如此,据葛小鹰介绍,在二审上诉和本次重审期间,吴振邦印制了大量冠以谷建芬抄袭、剽窃其作品标题,内容为《中》曲和《滚》曲两个作品对照的传单向社会散发。不过此时,两个作品已经被他肢解得支离破碎。在对比中,为了造成一 “绿叶对根的情意”──谷建芬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众多着名歌手再次演绎了这位着名作曲家20年来创作的名曲。这是谷建芬和歌手们一起向观众致意。新华社记者刘宇摄(数码传真照片) 种二者谱面相似、音乐相同的假象,吴振邦把自己的作品改动了16处,将谷建芬的作品篡改了5处,使二者在音乐外在形态上靠近。这种削足适履的欺骗法庭、愚弄公众舆论的行为,既破坏了谷建芬作品的完整性,又构成对谷建芬名誉权的侵害。而在法庭上,当被告律师对此质证时,吴却说作品嘛,总是要有改动的,让人啼笑皆非。   名人官司引发的思考   综观本案,事情并不复杂,是非曲直也很清楚,然而就是这么一件稍具音乐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其荒唐的事情却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应该说,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公民使用诉权不当、滥用诉权引起的。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还不够健全,对滥诉的行为缺乏法律上的有效制约和惩戒,因此无法有效遏制其发生。   时下流行的打名人官司,其中滥诉情况就比较突出。分析打名人官司,至少存在三种类型:一是名人确实侵权,二是名人没有侵权却偏执地认为名人侵权,三是借与名人打官司获取名利。近年来的名人官司多属后两种情况。从深层原因分析,此类官司的发生,在一定程度源于某些人因社会分配不公和不满个人境遇而产生的狭隘心理。   为了健全中国的诉讼制度,葛小鹰认为,除了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人民法院在审查立案时,不能仅局限在程序要件上,对实体要件亦应作必要的审查。对知识产权等某些专业性较强的案子,可以增加前置专家论证程序,对专业性问题由专家做初步评审,同时,技术上应制订出量化的标准,例如规定两个音乐作品连续几小节雷同可以视为侵权,有了标准后,判断就很简单了。   对于本案重审判决,不管吴振邦是否决定上诉,再讨论下去已经没有新意了,不过我们的思考还得继续。就像谷建芬所说,这件事对普及《着作权法》很有好处,“希望大家不仅仅把它当作名人官司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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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院士市长与百日市长

南方日报28日陈杰人文章指出,自从去年晚些时候媒体报道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实验后,吕日周和长治市一起,成了舆论关注的重点。而近期由于吕日周被调离而引发的长治百姓泪别吕书记的新闻,则将这一舆论热点推向了高潮。按理说,作为喜爱、爱戴吕日周的当地老百姓,对吕日周升官这种历来被中国人看重的美事,应当感到高兴才对。但百姓们恰恰流泪了。 文章说,去年4月19日,“经有关部门决定,武汉市市长周济被调往北京工作,不再担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济随后“辞去”武汉市长职务。这一决定的作出,离他1月14日被武汉市人大选举为市长不到100天。而在周济当选武汉市长的时候,由于周济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身份,他的当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称周济为“院士市长”,但在人们对“院士市长”的关注热度还没完全退下的时候,他旋即又获得了另外一个称号───“百日市长”。“百日市长”的现实,无情地和武汉人民开了一个玩笑。而隐藏在这个玩笑背后的,是对武汉人民民主权利的嘲笑。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当有的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按照“上级意图”选举有关官员后,上级总会想方设法让那些被“意外选举”产生的官员离职。通常,这些官员总被上级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调动,虽然这种调动中的大多数人员都会通过辞职获准等合法手续。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能发现:就选举而言,民众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决定,但对于选举结果的维护和保障,却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作决定了。换句话说,在保障民众的选举权方面,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保障选举结果的持续性方面,有关部门做得远远不够。那么,在选举权方面体现出的这种民主,至少是不完善的。 本来,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主要官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有一定的任期。但这种有关任期的法律规定在很多时候没有被遵守。随意调动民选官员,让这些官员被动辞职,从而使民众选举的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落空,是违反这种法律规定的典型表现。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要求看,那种对于政府主要官员的频繁调动,也是不严肃的和不科学的。事实上,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有任期规定的民选官员的任职变动是非常严格的。他们一经选举产生,非因法定的理由并经法定的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擅自进行调动。吕日周虽然是党的官员,但从宏观意义和现实情况来讲,他以自己的工作被群众留任,本身正是民众对他的肯定性选择的结果。这样一种民意理当得到充分的尊重。 百姓泪别吕日周和“百日市长”现象也向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选举出官员后,或者按照一种民本的思想决定了一位重要领导人后,怎么样来保障这种民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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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与美国的恩恩怨怨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香港外交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博士的文章,叙述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与美国之间的恩怨历程,现摘要介绍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由法、德、俄、中四国组成的所谓”反战轴心”出现明显松动的迹象。继北约达成协防共识之后,欧盟国家,其中尤其是德、法这两个欧洲大国也终于开始向美国作出让步。于是,美国操控其盟友的外交手腕再次引起分析家们的关注。 事实上,美国从外交上操控其盟国非自今日始,它出于自身利益在外交上频繁更换盟友或利益代表更非自今日始。美国今日的头号敌人伊拉克,20年前曾经是美国用来对付伊朗的一张王牌;欧洲国家更应还记得,当萨达姆还是美国主要盟友时,德、法等国也曾在美国鼓动下,执行了一条亲伊拉克的政策。1982年,法国40%的出口武器被运往伊拉克;而德国则不但向伊拉克出口武器,而且还在那里设立工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工厂大多被用来研制或生产生物和化学武器;但在整个80年代,在美国对付伊朗和利比亚的整体框架下,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任何疑问。 历史再次证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盟友,只有永恒利益”之说,但也再次证明美国策动攻伊战争的理论荒谬。这时,回顾一些已经被人淡忘的”史料”,抑或挖掘一些鲜为人所知的真相,当有其现实意义。其中便包括萨达姆与美国的恩恩怨怨。 石油入不敷出 要解读美国这场战争背后的行为逻辑,必然涉及其战后尤其是70年代后的中东政策,而在相当程度上,其政策布局又是和石油战略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伊拉克是沙地阿拉伯之后的第二大石油储藏量的国家。资料显示,沙地的石油探明储藏量是2620亿桶。由此可见作为最大的的石油储藏国,沙地和伊拉克的重要性所在。 从美国来看,其国内油田的开采能力和需求之间的差距加速增加。据悉,美国国内油田开采高峰期已经过去15年,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等地油田开采数量已跌回至40年代的水平。沙地每口油井的开采能力为809立方米,而美国却只有1.8立方米。与此同时,过去十年里,美国国内石油消耗却上升了20%(欧盟成员国的上升幅度为10%)。 虽然多年来美国一直努力实现石油来源多元化,其中尤其是确保从所谓安全石油输出国,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石油来源,但实际上,美国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量分别只占进口总量的14%和15%,而超过三分之一的石油依然来自两个最动汤的地区,那就是委内瑞拉和波斯湾。据透露,光是沙地的石油供应,便占美国石油进口的近20%。 由于美国对沙地石油的这一依赖性,小布什上台后,便成立专门委员会,制定新的石油战略。在今后七年时间里,美国将逐步减少从沙地的石油进口。其原因便在于自波斯湾战争之后,由于沙地国内日益强烈的反美情绪和所谓极端势力的高涨,以及沙地经常利用其每天出产800万桶石油的独特优势,掌控全球石油价格,美国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这个国家已有脱离美国控制的倾向。 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由于参与这一事件的恐怖分子有15人来自沙地,美国和沙地之间矛盾更为激化。因此,虽然表面上依然维持友好关系,但五角大楼的一份内部报告已将沙地明确指责为”邪恶之中的核心”,并表示”一旦形势紧急,可出兵占领沙地油田”。 第二个战略石油基地 不过,在所谓”出兵占领沙地油田”之前,美国必须先在波斯湾地区确保一个安全的石油后备基地,这便是第二大石油储藏国伊拉克。 令美国感到头疼的是,由于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伊拉克近12年来只能在所谓”以石油换食品”的框架下出口石油,其石油出口受到极大限制,无法满足美国眼前的石油需求,更无法满足其将伊拉克视为沙地之外第二个石油基地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要大规模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唯一的办法是联合国撤消对伊拉克的制裁;而鉴于萨达姆拒不妥协,要联合国撤消制裁,唯一的办法只有更换政权。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林德斯说得明白不过:”伊拉克政权更换之后,世界市场将可每天增加300万至500万桶石油供应。新的波斯湾战争如果成功,那对经济将有极大好处。” 美国的这一石油战略,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其全球和中东地区战略。而这一战略中,萨达姆是一个渺小然而却举足轻重的棋子:他时而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座上宾,时而又沦为”全世界最危险的人”。 与此同时,伊朗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也始终是作为伊拉克的对立面而出现的。1979年前,萨达姆对美国微不足道,因为美国当时在中东的利益代表是巴列维领导下的伊朗;霍梅尼上台后,名不见经传的萨达姆作为与伊朗抗衡的力量,一下子受到华盛顿器重。更有戏剧性的是,从老布什上台到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结束,短短三年时间,萨达姆从成功遏制伊朗的英雄,沦为美国头号敌人,皆因其野心勃勃而让华盛顿感到威胁。而此时,华盛顿先前的敌人伊朗和利比亚,则反倒是归于平淡了。 二战结束后,在长达23年时间里,美国在中东地区一直满足于其躲在幕后操纵的角色;当时的中东地区主角,是正在迅速衰败,然而却影响力尚存的英国。 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968年。当时,英国宣布,它的军事力量已不足以承担原来的使命;从1971年起,它将从苏伊士运河东部撤军。与此同时,苏联加紧了在印度洋的军力部署,而美国却由于越战泥淖而难以顾及中东事务。 巴列维倒台 在这种情况下,尼逊政府的策略是在中东寻找利益代理人。首先是巴列维国王领导下的伊朗,其次是最大的石油国沙地。整个7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便是通过这两根支柱得以贯彻。 1979年,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宗教领袖霍梅尼上台,使美国的这一中东政策受到极大冲击。霍梅尼公开将美国和以色列称为”大撒旦”和”小撒旦”;同时,那年11月,伊朗民众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52名美国外交官劫为人质,并在长达444天的时间里,使美国处于惊慌和恶梦之中。顷刻之间,昔日的美国利益代表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敌人。 对美国来说,巴列维的倒台,不但意味着利益代表的失去,更意味着可能失去一个极为重要的石油基地。华盛顿战略家们已经意识到,今后十几年内美国将逐渐出现石油危机。因此,新的利益代理不但必须与伊朗相抗衡,而且还须拥有比伊朗更为丰富的石油资源。萨达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美国相中,并在整个80年代承担了这一使命。 向萨达姆倾斜 这一使命正好与萨达姆本人的野心不谋而合。当时,伊拉克每天的产油量为600万桶,而在临近的伊朗省份楚以斯坦,日产油量便达到500万桶;两者相加,达到当时全球每天石油消耗量的20%。如果吞并楚以斯坦省,那么伊拉克在全球的影响力便超过沙地。这也完全符合萨达姆上台伊始的政治野心–使伊拉克有朝一日获得与俄罗斯和中国一样的全球地位。 1980年秋天,伊拉克向伊朗发起进攻,并得到美国的支持。1982年,虽然有证据显示伊拉克与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但为了利益,里根政府还是将伊拉克从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名单中删除。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向伊拉克提供含高度军事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卫星图片,使伊拉克军队得以准确摧毁伊朗军事基地。从1983年起,美国开始向伊拉克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包括贷款和战斗机。1985年,美国开始向伊拉克出口高技术,萨达姆后来利用这些技术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983年,伊拉克军队在两伊战争中首次使用化学武器,以阻止伊朗军队的自杀式进攻;1984年3月,联合国正式提出伊拉克使用化武问题,华盛顿也只是对伊拉克表示口头抗议,要求欧洲国家加强武器出口检查,但自己却一直没有停止援助伊拉克。美国甚至还在联合国阻止了一次旨在制裁伊拉克的外交努力。 向伊拉克大幅倾斜的战略,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那就是:伊朗得到暂时遏制,而美国则以每桶石油比世界市场低一美元的价格从伊拉克进口原油,进口量从1987年的3000万桶迅速上升到1988年的1亿2600万桶。 1988年4月17日,伊拉克向伊朗发动了两伊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地面进攻。第二天,美国海军向波斯湾地区的伊朗战舰发起进攻,击沉了伊朗最大的两艘军舰;7月3日,美国又将伊朗的一架民航机误以为军用飞机而击落。美国的直接军事行动使伊朗最终认识到,华盛顿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帮助伊拉克。当年8月,霍梅尼同意签署停战协议。 萨达姆错估形势 在耗时八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军队得以壮大,同时也获得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经验。由于伊拉克成功遏制了伊朗,美国准备在90年代继续向伊拉克倾斜的政策。老布什上台后,在头一年多时间里确实延续了这一政策。 两伊战争后,虽然油价大幅下跌,但伊拉克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在萨达姆看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沙地和科威特,因为它们曾向伊拉克贷款,支持其对伊朗开战,但战后却以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规定额度,向世界市场大量倾销石油。同时,萨达姆还获得情报:科威特正试图在伊拉克边境不远处开采石油。穷兵黩武的萨达姆终于再次铤而走险,作出入侵科威特的决定。为了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伊拉克甚至将向美国提供的石油供应优惠,从原来每桶低于世界市场价格一美元,再次下调到低于1.24美元。 萨达姆错误估计了形势。1990年8月1日,伊拉克向科威特发起军事进攻后,美国迅速作出反应,因为直觉到,萨达姆攻克科威特之后,必将魔掌伸向中东其他国家,以实现石油霸权野心。 果然,美国获得情报,伊拉克军队正在向科威特南部调动。这一情报更使美国确信,萨达姆正准备大举进攻沙地阿拉伯。这是美国绝对不愿看到的结果,即全球石油储量最丰富的两个国家,均为萨达姆所占领。况且,如果说80年代的美国还需要萨达姆来遏制伊朗,那么,现在,遏制萨达姆无疑更为重要。于是,一场由美国主导、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战争终于在1991年1月17日打响了。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后美国与萨达姆的关系,想必读者都已了解。了解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前美国与萨达姆的恩怨历程,有助于我们了解此次美国战争计划的背景,以及此次战争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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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美伊战争之前的昂贵与廉价

“联合国还在开会?!”美伊战争之前的昂贵与廉价。(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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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贸处处长拜会卑斯省省长

(星星生活专讯)驻加拿大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香港经贸处)处长余吕杏茜本周在访问温哥华两天的行程中,与卑斯省省长及温哥华市市长会晤,增进香港与卑斯省的友谊及促进加港两地的密切关系。 余吕杏茜二月二十七日在与卑斯省省长金宝尔及政府关系部副部长Andrew Wilkinson会晤时向他们介绍了香港的最新发展情况。 她亦向省长简述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及香港作为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的门阶及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珠江三角洲的枢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又汇报于去年十一月举办的港加商贸团的成果。参予该团的四十间加国企业中有十六间是来自卑斯省。 余吕杏茜表示,由于香港加快与珠江三角洲经济融合,很多企业所采用的最佳良方是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其物流设施及香港的优秀管理、市场推广及设计人才而进军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可提供甚具竞争能力的生产基地而它亦快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产品市场。加拿大公司则具备有关技术及技能,可以发展这类产品以供亚洲市场所需。把三个地方的长处融合,将为加拿大、香港及中国大陆的经济带来可观的增长。 余吕杏茜说,从过去实际经验所得,卑斯省商企与香港公司合作实是沿用这个良方,进军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 省长金宝尔表示随着不少香港移民移居卑斯省,现在实在是推广港加紧密关系的最注时机。他又认知香港与卑斯省在未来数年需面对的不同的挑战,并谓港加两地可以从中互相学习。 26日,余吕杏茜亦曾与温市市长李建堡就香港与温哥华两地有共同兴趣的问题,特别在港加两地合作方面,交换意见。 余吕杏茜将于27日午离开温哥华前往爱民顿。香港经贸处于星期五在爱民顿举办商务讲座及一个为期两周的‘建设活力香港’图片展览,作为在亚省进行推广活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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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冰枝荣膺法律荣誉博士

安大略省律师协会27日中午在多伦多充满浓郁历史色彩的Osgoode Hall会议大厅举行典礼,授予加拿大总督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女士法律荣誉博士头衔,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总督伍冰枝在典礼上发表演讲,为妇女、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益。图为典礼现场。(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摄影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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