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相：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
李政道、杨虚杰
（2003年4月3日）
（1）问：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去年在台湾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可能又将在大陆出版，您对此书的出版有什么评论？
（1）答：此书对我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我本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2）问：书中有关您和杨振宁的关系的记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超过了书的其他内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
（2）答：此书用了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篡改历史。杨振宁利用此书，制造不真实的故事，企图抹煞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叙述，更是采取了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杨振宁，贬低我本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该书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这一点传记作者在后记里也已经讲了。他们这样做是各有各的目的。
（3）问：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真相？
（3）答：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之谜。50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为标量），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是到1954、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但是，会议上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 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的一点。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未成功。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即4月8日或9日，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专程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他的问题是如何测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我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新分析实验数据。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论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克瑞蒂安（M. Chretien）、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N. P. Samios）、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他们并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 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到Φ= 2π进行划分。……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Λ0的衰变，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多了约一倍。重粒子Σ0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Λ0、Σ0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Λ0，Σ0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Λ0和Σ0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Λ0、Σ0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Λ0和Σ0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二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Λ0和Σ0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加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的「杨振宁传」新书发表会。(中央社)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σ•p>，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迅速传遍全世界。正如剑桥大学O. R.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年写的关于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回忆：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θ-τ之谜。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p→Λ0＋θ0（1）Λ0→π-＋p（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
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ダ=0到ダ=2π进行划分”的分析。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Λ0和Σ0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Λ0和Σ0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Λ0和Σ0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1956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析的。
图为杨振宁(中)和李政道 (左)于一九五七年合作更新物理奖「宇称守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中央社档案照片)
斯坦伯格（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及杨振宁都是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都很熟。1956年斯坦伯格和我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正教授。我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仅差上下一层楼。当时，整个物理学界绝大部分的Λ0和Σ0事例都在斯坦伯格实验组手中，有约四十个，不是个小数目。这些情况在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时，杨振宁都是知道的。1956年我，斯坦伯格和杨振宁都是被邀请参加罗彻斯特会议的。假使真的如杨振宁所说，在1956年5月初，他午饭时忽然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Λ0的产生和衰变反应链，他有如此重要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不可能在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去找离我办公室很近的，也是他很熟的朋友斯坦伯格。他不可能不想立刻就把他的这个重要的、Λ0和Σ0衰变可能是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告诉斯坦伯格。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急着去请斯坦伯格尽快地做一个实验，看看他的这个思想突破是否可行。
杨振宁不去找斯坦伯格，是为什么呢？因为杨振宁完全清楚，在那个时候，斯坦伯格不仅早就知道我的思想突破，也早已按照我的这个思想，去做了分析。同时，杨振宁也知道前两天他刚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而且他还反对。当杨振宁1956年5月初在天津饭店吃午饭时，他完全清楚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分析结果已有宇称不守恒的迹象，虽然不能定论，但是完全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在1956年4月罗彻斯特会议后的三个星期中，已经发生的这些极重要的事实，在杨振宁的回忆里，其叙述却完全是一片空白。为什么？因为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叙述是假的。他知道，他是要将我的思想突破变成他的，将他的反对变成我的反对。
在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里还有其它相当多的情节也不符合事实。举两个例子吧。1956年5月初，当他在我办公室里看见了我正在写的，关于θ-τ、Λ0、Σ0等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时候，是他要求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做β衰变领域的分析。也是他要求我先不发表奇异粒子的文章的。可是他在1982年的回忆中竟然说：“他（指李）有点按捺不住，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杨振宁关于我“按捺不住”的说法和事实不合，完全是喧宾夺主，是很不道德的。
在我们合作写出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前，在1948－56的八年中，我和杨振宁仅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小部分。1956年我们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我和杨振宁才开始密切合作。从1956年的下半年到1962年的六年中，我们共合写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年4月，我和杨振宁没有任何合作项目，也没有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当他1956年5月初来我办公室时，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哥仑比亚大学。否则，他不会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开汽车来，因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时左右哥校附近停车的困难。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后的整个4月份我和杨振宁没有见过面。事实上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是在1956年10月我们发表了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才开始的。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说的在1956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两次互访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由于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当时（1956年4月份）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在他们的实验文章中做了宇称不守恒的分析。因此，他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我表示感谢。他们没有提杨振宁，因为这与杨振宁无关。
上面已经提到，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在他1986年的回忆中关于1956年4月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讲得很清楚，这个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根本没有提到杨振宁，因为这是与杨振宁无关的。
由此可见，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初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5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一起写出了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上面的叙述并没有减少杨振宁在与我合作中的贡献，也没有否定他应获诺贝尔奖的资格，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因此而获得的荣誉。
虽然我们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独立做出的这一点，是有文献记载的，同行们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强调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因此去损伤杨振宁，去贬低他在与我合作完成宇称不守恒论文上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振宁从1982年至今，总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的事实。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4）问：您举出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人的实验论文，作为您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证据。但是，杨却反问您说，为什么1956年你们得诺贝尔奖的论文里一字未提史瓦兹？为什么您1970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里也一字未提？
（4）答：在江才健的《杨振宁传》里，杨振宁问吴大猷老师：“政道今日说Budde et al. 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的起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仍一字未提Schwartz？”
杨振宁用这些问题反问吴老师是极不妥当、极不礼貌的。当然，吴老师不会回答，因为吴老师与此事无关，而且现在吴老师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反应；即使他在世，也不应该把裁判的责任强加给他。我想，杨振宁的这些问题还是由我来答复为好。
杨振宁所说布德等（Budde et al.）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上述论文，就是上面说到的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合作的论文。虽然他们的论文里也发表了那些数据，但因为数据量不够，不能对宇称不守恒下最终结论。在1956年5月至10月间，还有不同的人分别做了其它好几个实验，由于各种因素也不能给出定论。所以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的文章，按科学文献的写作惯例，都一概不提那些文章。同样，在1957年我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演讲（Nobel Lectures）中，也只提到了吴健雄等成功的实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怎么能成为否定是我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证据呢？退一步说，不提布德等的论文，难道就能说明完全没有我向斯坦伯格提出建议的这回事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否定他们论文的存在吗？就能否定他们在论文中用我突破性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进行的分析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不是由我首先提出来的吗？如果谈到感谢，那显然不是我要去感谢史瓦兹，而是相反。事实上史瓦兹等早在他们（也就是布德等）当时发表的论文里就已经表示过对我的感谢了，这足以证明他们承认并接受了我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杨振宁提这样的问题，是本末倒置，目的纯粹是要制造一个错觉。
至于杨振宁说，为什么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文没有提布德等的论文，这更是莫名其妙。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演讲的讲稿，谈的是1930－70年四十年间弱作用研究的发展大纲。1956年宇称不守恒工作仅是其中一部分。当时我只有时间很简单地谈到我和杨振宁对宇称不守恒合作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部分经过，没有必要专门去强调是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突破。因此，更没有必要专门去提史瓦兹等人的实验。按照杨振宁的逻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做报告或写文章就要讲是我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否则就等于承认没有这回事，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里居然以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讲稿为借口，无理地攻击我，说我在该文中乱说，而2002年杨振宁忽然又反过来问：为什么我和他在我们的获奖论文和我1971年的演讲中不提史瓦兹？似乎不提史瓦兹就是承认这个突破不是我独立做出的。似乎不提史瓦兹就等于没有布德等1956年9月已发表的物理论文，就等于没有他们在我的突破思想指导下做的分析，就等于没有他们为此而对我表示的感谢。这种逻辑是不通的！事实上，在和我的关系上，这些都是杨振宁不顾事实，故弄玄虚，扰乱人心的一贯做法。
任何写作过科学论文的人都会明了，凡已经经过文献或实验证明的科学贡献，在一般场合下均无需再在论文里专门去提。因为提和不提并不影响已存在的、已证明的这一事实。从1982年以来，杨振宁就不断地以自夸和造伪的方法企图抢夺我的贡献。现在他居然用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认为多说谎话就能否定已有事实的办法，去否定别人在报告或论文里符合科学论文惯例的正常说法。这是非常可笑的。
（5）问：杨振宁在给吴大猷的信里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是他起的头，因为你们1956年的论文的观念的起源、背景是他和蒂欧姆诺（Tiomno）的文章（1950）、他的Ph. D.论文（1948）和他、Snow（斯诺）、Sternheimer（斯顿海默）的文章（1954）。尤其是他和蒂欧姆诺的文章（1950）引进了C和C?十个耦合常数。杨又说：当1956年大家(即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在讨论θ-τ之谜时，只有他（即杨）集此诸背景于一身，所以有了宇称不守恒的观念。你觉得杨的说法有根据吗？
（5）答：毫无根据。杨振宁1948年的博士论文，1950年杨振宁和蒂欧姆诺的文章，及1954年杨振宁和斯诺及斯顿海默的文章都是宇称守恒的，都还是在宇称守恒的框架里做文章。
在1956年我和杨振宁写那篇历史性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前，所有的文献上都是宇称守恒，包括杨振宁的论文和他1950及1954年的文章也都是宇称守恒。
1950年杨振宁和蒂欧姆诺的文章重点是C和C＇这两种耦合常数不能同时用，而我和杨振宁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就是C和C＇同时用，既有C又有C＇，与杨振宁和蒂欧姆诺1950年的文章结论完全相反。所以，很明显：这是因为1956年我和杨振宁的文章是宇称不守恒，而杨振宁和蒂欧姆诺1950年的文章是宇称守恒。
杨振宁之所以拿这篇文章来做说辞，是想用一种似是而非，鱼目混珠的说法来欺骗一般人，也想欺骗不在粒子物理领域工作的科学家。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我相信，吴老师是不会受他欺骗的。他所以要等吴老师过世后才发表他的这封完全不科学的单方面的私人信件，恐怕这就是原因所在。
1956年前所有的物理实验和理论分析都是建立在宇称守恒的基础上。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虽然是第一次进行公开的讨论，探讨能否用宇称不守恒去解决θ-τ之谜，但是仍然没有任何结论和进展。那时候的物理学（电磁场、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都被禁闭在“宇称守恒”这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定理的堡垒内；堡垒外没有任何物理。因此，虽然当时也有人（包括我和杨振宁）提出了宇称可能不守恒这个想法，但还是解不开θ-τ之谜，还是走不出宇称守恒这个堡垒。
这就是宇称不守恒突破的困难之所在。要解θ-τ之谜，第一步就是要丢掉所有过去宇称守恒的包袱。杨振宁给吴老师信上所谓的“背景”文章，都是累赘，都完全仍然是在“宇称守恒”这个堡垒里边。杨振宁把所有这些包袱集于一身，这样做下去是一辈子也走不出“宇称守恒”的堡垒的。这也就是为什么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告诉我，他刚刚在布鲁克海文第一次报告了他的实验，并讲了我在1956年4月上旬做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杨振宁在场听了后，公开激烈反对的原因。事实上，杨振宁在那时候是不认为宇称可能会不守恒，他也不相信θ和τ会是同一个粒子，在江才健着的《杨振宁传》里有这样一个记载：“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杨振宁和派斯以及惠勒三人从罗彻斯特坐火车回普林斯顿的路上，杨振宁和派斯还各和惠勒赌一块钱，认为θ和τ不是同一个粒子。结果后来证实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也让惠勒赢了两块钱。”
事隔近半世纪，今日杨振宁还要拿出他1989年给吴大猷老师单方面的私人信件，还要自夸，说在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中，“只有我（指杨─李注）集此诸背景（宇称守恒的大累赘─李注）于一身，所以才有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观念。”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6）问：杨说，1948年底罗森布鲁斯（Rosenbluth）和他合作写关于Meson Interaction（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那时候您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您时常来他的办公室，所以才把您的名字加了上去。杨说，您认为这篇文章是你们三人平等合作写的。究竟是谁说得对？
（6）答：杨振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充满了谎话。这又是他不道德的欺人之谈。
大家知道，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每位合作者对合作发表的文章在学术上一定都要有贡献，都负有同等的责任，都有同等的权利。不是任何一位合作者能任意把没有参加工作的人加进来的。也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出于己欲，可以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
杨振宁毫无事实根据，半世纪后，忽然要硬性地抢夺我在这项工作中的贡献，这是极为可笑的，也是科学界决不会接受和相信的。
《介子相互作用》是我做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时，在我的老师费米教授指导下写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要点内容是“μ介子的分析”和“费米弱作用的普适性”的讨论，1949年初在《物理评论》上发表。工作主要是在1948年做的，文章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一起署名的。
顺便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1947年费米教授发表了两篇极重要的，关于宇宙线介子（mesotron）的理论分析文章:《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 ，
证明了当时知道的宇宙线介子，即现在的μ子，当时叫μ介子，没有强作用（希腊字母的μ是现在英文的m，而m就指mesotron）。1947－1948年费米教授的另一研究生斯坦伯格的论文的内容是测量μ介子衰变成电子的能量谱的实验，而我则和斯坦伯格平行地做μ介子衰变和俘获的理论分析。
罗森布鲁斯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但和我合用一间办公室，他随泰勒（E•Teller）教授作质子的理论研究。每次当斯坦伯格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他的μ介子实验时，罗森布鲁斯自然也在旁边。日子一久他也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和我一起讨论并愿意参加我正在做的μ介子理论分析。
杨振宁也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1947-1948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艾立逊的高能加速器实验室做实验。艾立逊实验室是在另一个地方。不过因为我和杨振宁在周末和平常有时候吃晚餐时，常在一起。我也向他提起我的理论工作。那时候杨振宁用加速器做的实验好像不很成功。他表示也愿意参加我和罗森布鲁斯一起作的理论分析。当我们的工作在1948年冬完成后，我的同事奥尔（Ore）告诉我，他听说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也做了和我们类同的分析。
在芝加哥大学，我随费米教授做研究生时，每星期费米教授都花半天时间和我一个人单独讨论物理。当然，他对我“μ介子分析”和“费米弱作用普适性”的工作进展是极有兴趣的。1948年圣诞节那个星期，当我按例和他进行半天讨论的时候，费米教授告诉我他刚收到蒂欧姆诺和惠勒文章的预印本。他又说：你必须赶快把你们的分析写出来，他（费米）会立即写封信给惠勒教授，附一份你们（即李、罗森布鲁斯和杨）的文章复制本，并告诉惠勒你们的工作在他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预印本出来以前已经做完了。所以我立刻起笔写文章。由于1948年圣诞节－新年假期，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去美国东部旅游。我写完后，只能等他们二位假期后回芝加哥，才能告诉他们费米教授的话，给他们看我已写好的文稿并略加文字修改后，由我们三人署名，立刻寄出。同时也报告了费米教授。1949年 1月7日《物理评论》收到这篇文章，3月1日发表。
还有些小插曲。蒂欧姆诺和惠勒在1949年发表的文章（Review of Modern Physics，21，144－153）里有一注释说，“李政道、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很友好地寄给我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一份他们的文章，有同样的分析”。可见科学界对每个工作的评审是很严格的，对已经证明的贡献是极为尊重的。
费米教授在他的着作《基本粒子》（Elementary Particl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中有相当部分就是讨论我和罗森布鲁斯、杨振宁合写的1949年发表的分析。在那本书中，费米教授很推崇我们这篇文章的贡献。最近我看到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中，关于“介子相互作用”这篇文章的叙述后，大吃一惊。去问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他对1948年我们三人合作的那篇文章的回忆是什么？罗森布鲁斯回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航空信，一封是e-mail。
罗森布鲁斯在他的航空信里说：“亲爱的T. D. (政道)：二OO三年二月十四日关于……论文‘介子与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Meson Interaction），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作出了贡献。您忠实的马歇尔罗森布鲁斯（签名）”
他的e-mail说：
“……我记得1948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我只朦胧地记得和台北的江先生的会面。也许语言的沟通上有问题，但我觉得他对科学问题不太了解。我记得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1948年的合作。当然他所引用的我说的话，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大概说的是，在1948年，杨是比你和我较为成熟的物理学家。我还告诉他，由于我们对科学的兴趣、所走的道路在几年之后已有所不同，我实际上不能对您和杨整个的工作做出评价。我只能说，你们两位都极为聪明、同样受人高度尊敬。您亲爱的马歇尔”很明显，马歇尔•罗森布鲁斯的回忆和我的回忆是一致的，这篇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各有贡献。杨振宁的叙述是不对的，也是不道德的。让我现在分析一下杨振宁最近发表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法：“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指李）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指李）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
杨振宁的第一句话是“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虽然是事实，但已有含沙射影伤人之意。可是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只因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杨振宁当然知道这两句话是一真一假，而且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可是杨振宁将真假两句强连成一个长句子，其目的是造成错觉，企图用这样完全不科学，也是绝对不正当的文字游戏来欺骗读者。然后，觉得这还不够，在下面他再重复一下并加上了最后一句毫无关系，但又是不怀好意的话。
杨振宁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无关系，也颇令人莫名其妙。杨振宁故意凭空提出1953年有什么意义？既便是“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难道就能说明1948年合作的文章没有我的贡献吗？
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吧。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Origin of Species）。这以前达尔文没有发表过任何生物方面的论文，而这以后，直到1871年，达尔文也没有再发表过生物方面的论文。（达尔文的Descent of Man（人类的起源）是1871年发表的。）但是，“这以前”和“这以后”，虽然达尔文没有发表生物方面的论文，那当然不能因此就否定1859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事实。这逻辑是一位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现在杨振宁竟然用如此似是而非的说法想来否定我对1948年三人合作的贡献，这是极可笑的。其用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我很难猜测杨振宁凭空提出1953年的用意。可是在粒子物理的发展史上，1953年是很重要的。1953年恰好是粒子物理研究开始使用GeV（十亿电子伏特）级的高能加速器的一年。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
1953年以前，除了上世纪早期就知道的质子、电子和中子以外，所有其他的粒子，如π介子，μ介子，θ、τ等都是在宇宙线里发现的。因而，1953年以前粒子物理和宇宙线物理是很难分开的。宇宙线来自天体，因而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也是密切相连的。宇宙线是如何产生的呢？宇宙线的来源是因为星云之间的流体和星云之间的磁场组成了一台有如整个星系或整个宇宙那样极庞大、极庞大的加速器。这台大自然的加速器将星云之间的质子加速成高能粒子，然后经过碰撞，产生了π，μ，……等粒子。所以，1953年以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学家，也必须精于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在1953年前，研究这样巨大领域的创业大师就是我的导师费米教授。1953年以前，费米教授和我对这些领域均做出过贡献。
杨振宁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领域里从来没有工作过。事实上，杨振宁喜欢的是数学物理，不是粒子物理。当时他就很难了解费米教授和我为什么对这些领域都会有很大的兴趣。其实，在学问的最高层次，所有这些不同名称的物理，都是同一个物理。而真正物理学家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形形色色，似乎不相关的自然现象都归纳成同一组基础原理，都能融会贯通。这就是物理之精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中叶，粒子物理被认为是物理学中精华的精华的原因。
1953年的1月，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建成了3.3 GeV的Cosmotron，是当时世界第一台GeV级的高能加速器。从1953年开始，通过人造的高能加速器产生了ρ、φ、Λ、Σ、Ξ、Ω……种种新粒子。于是，粒子物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独立的阶段。那时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地放在这新形成的，和高能加速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物理领域上面。在1953年之前，不包括和罗森布鲁斯及杨振宁合作的那篇文章，我已写了八篇文章，是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等领域，都是相当重要的。1953年Cosmotron建成后，我又写了两篇粒子物理的文章，包括盛极一时的李模型。
在1956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刊载以前，我已经写了20多篇物理论文，其中一半是在粒子物理（即介子、重子、场论等）领域。那时候，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各领域里，我都已做出了基本性的贡献，其重要性至今如昔，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在物理界的声誉早年就已建立，我对全世界物理发展的影响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杨振宁的这些说法是故意制造和加强读者的错觉，想用如此低劣的手段，伪造历史，以假乱真，企图贬低和吞夺我的工作和贡献。我相信，读者是不会被他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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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杨说，1948年以来你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这种说法是事实吗？您有什么看法？能否具体作一些分析？
（7）答：杨振宁的说法完全不准确，完全不符合事实。这都是杨振宁单方面的自夸自赞，想用这种极端夸大的说法，恶意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从上面讲过的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1948年我和罗森布鲁斯和他合作的文章《介子相互作用》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杨振宁喜欢到处夸张自己和随意轻视别人，可能已形成一种很深的不良习惯。举一个和我无关的例子吧。1946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时，他非常想做费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可是费米教授没有收他。在《杨振宁传》里有下面贬低费米的记载：
“费米在三十年代也做过场论的工作，不过后来就转实验工作去了，所以四十年代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在场论方面的知识比费米还要深入。”第一句话“也做过场论的工作”就不太恰当。费米教授是场论主要创始人之一，三十年代时他将场论应用在β衰变过程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贡献，后世称为“费米弱作用”。在同一时期，费米教授又建立了新的量子电磁场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处理法，其重要性至今如昔。
当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1946－1949年），费米一共有19篇物理文献发表，其中9篇是理论工作，包括他着名的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和《宇宙辐射的来源》（1949）。
其中1947年的两篇就是前面提过的，费米教授证明了宇宙线的μ介子没有强作用的理论分析文章，而第三篇也就是费米教授在他建立的，将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的庞大交叉领域中的一篇奠基性的理论论文。
四十年代还在做学生的杨振宁怎么能够真正度量费米教授理论物理的知识深度呢？杨振宁自夸自捧的程度由此可见。
前面已经说过，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合作文章的知识产权属于所有的合作者，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可以出于己欲，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而杨振宁在我和他合作已停止了四十多年的今天，毫无任何客观事实根据，用完全单方面的自夸自赞的方法，明目张胆地企图硬性夺取和吞没我和他1948－1962年十四年中物理研究合作中我的贡献，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二人合作做出的贡献，是全世界物理学家早已公认的，有其光辉的历史。杨振宁怎么能够以一己之贪欲，要强行抢夺属于我的那份知识产权呢？真是太岂有此理！杨振宁怎么能够自己独断地宣布，1948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这是不对的，不通的，也是很不道德的。简直是一派狂言。
我再重复一下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例子。上面已经清楚地说过，这是我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明确地与杨振宁无关。有客观的文献记载，也有当时参加实验的重要物理学家的回忆文章作证明。在我做出那个思想突破后，1956年5月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合作，在我的突破的基础上，对宇称不守恒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1956年整个4月我们没有合作，这个突破的贡献明显地是和杨振宁毫无关系的。1948，49年，我们第一篇合作的文章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合作和署名的。罗森布鲁斯有亲笔签名的信说，“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有贡献。”杨振宁自夸性的叙述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他侮辱性的说法和黑心的手段也是物理学史上罕见和惊人的。
1951年我和杨振宁都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对相变现象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带头的第一篇论文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习惯的排名次序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虽然在第二篇论文中只有一个定理，而其最后主要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来的。1952年，《物理评论》上刊登了这两篇论文，其署名次序出现了与惯例不同的情况：
《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I．杨振宁和李政道，《物理评论》87，404（1952）II．李政道和杨振宁，《物理评论》87，410（1952）
局外人对这一情况，一定会感到奇怪。可是有谁知道，这正是由于杨振宁不合理的要求造成的呢。
有了那次令人困窘的经历，我决定不再与杨振宁合作，除非他向我重新提出要求，而我要经过考虑后才能决定。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虽然我和杨振宁都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我们并没有合作做任何项目。1953年我赴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3和54年，也没有和杨振宁合作。那时候我自己忙着做粒子物理和高能物理方面的工作，和杨振宁无关。
1952年我们的合作停止，过了三年以后，才又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与1954年杨振宁和密尔斯（R. L. Mills）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有密切关系。可是，在那时候，我对杨和密尔斯合写的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抱有严重的怀疑。
假如整体的同位旋是守恒的话，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必须相等。可是事实上中子比质子重，中子能衰变成质子加电子和中微子。（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β衰变。）因此我们知道整体的同位旋是不守恒的。因为整体是所有局部之和，所以局部的同位旋也一定不守恒，因而同位旋的规范一定可变。规范场的观念起源于电磁场。电子数（也就是电荷）的守恒产生了电子数规范不变性，而电子数的规范场就是大家熟悉的电磁场。那时候我的出发点是，既然同位旋一定不守恒，除了电子数，有没有其它粒子的粒子数是守恒的？由精确的实验证明，最稳定的粒子是质子，比电子的稳定度还要高得多。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
1955年初，有一天杨振宁到纽约来看我。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他和密尔斯的文章。我认为他们这篇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完全错误。同位旋既然不守恒，所以同位旋规范也是绝对能变的。我也告诉杨振宁，我正在做“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的分析。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充满了自信。不过，我以为杨振宁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杨振宁是反对。可是经过激烈辩论后，很出我意外，杨振宁居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很想知道，我对质子数规范场的理论分析的进展。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结果，质子数规范场，和它的推广─重子数规范场，可能产生很像引力场这样一个新的作用，可是又有区别。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1955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formations）李政道和杨振宁,《物理评论》, 98, 1501（1955）
自1952年我们合作初次分手后，至1955年才再次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其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杨振宁刚刚完成的“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文章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篇1955年反“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的文章绝对不会是杨振宁带的头。杨振宁自称“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的大话，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对当代物理极重要的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和60年代，杨和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学界重视的原因。
无疑的，杨振宁是第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可是我和他合作的文章都是以物理为中心和重点的，因为这和我的科学工作的特性和风格比较相合。
虽然1955年我们再度合作，可是我还是保持1952年自己的决定，除非杨振宁提出要求，并经过我考虑同意后，否则不与杨振宁合作。我们1956年宇称不守恒论文的合作，也是经过杨振宁要求后，我才接受的。因为我很不想重复1952年那次相当尴尬的经历。同时，我也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要警惕杨振宁对我提出的要求，提醒自己应该小心地对待他的要求。
1956年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论文写出后，我们不仅开拓了物理学的一个新大陆，也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使他们去重新检查所有以前认为已经了解的物理，尤其是它们的对称性的理论基础。无数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更多的新的实验观察也需要我们分析。这一切像潮水似的一个浪、一个浪地冲击过来。紧张的研究工作和物理学的高速发展，使我疏忽了1952年我自己建立的那项警惕。我和杨振宁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就密切起来了。但是1952年我瞥见的阴影，终于在十年后的1962年显现，造成我和杨振宁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分手。当年的悲剧可能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播下了种子。
1948－1956年，在合作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前的八年中，我们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时期所有的论文之少数，仅占三分之一弱。
在1956年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后， 1956－1962年六年中我们合作了二十多篇论文，占我在同时期所有论文的二分之一强。这二十多篇文章可分作三个大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对称和不对称的各种现象的分析，是在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而新开拓的物理领域中做的研究工作。
第二个领域是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
第三个领域是高能中微子物理和从高能中微子领域推进至中间玻色子的分析研究。
高能中微子领域始于1959年。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和加速器物理这几个领域中，高能中微子、高能质子和高能电子，三者有平行的重要性。1962年莱德曼（L. Lederman）、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用高能中微子实验发现和证明了第二代中微子，即µ中微子的存在，因而共获1988年诺贝尔奖。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众所皆知，从1959年开始以来，我是高能中微子理论界的领袖。高能中微子研究领域的创建人史瓦兹在1972年发表了下面的回忆叙述 :
“哥伦比亚的中微子实验的开头,起源于在普平（Pupin）实验室八楼的一个日常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每天，在那儿，老师和研究生们快乐地相聚半小时，放松他们日常的工作。这正是新（和旧）观念讨论的地方，经常是由李政道（T. D. Lee）活跃地带头在黑板前讨论。
“在1959年11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喝咖啡休息时，我恰好到得稍晚，我发现已有活跃的一群人围绕着T. D.（政道，这是我们通常对李政道的称呼）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去研究高能量下的弱作用。在黑板上写着很多不同种可能的反应，用了所有知道的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可是没有一个是合适的。…
“那天晚上，忽然我想到，这是很简单的，只需要用中微子。因为中微子的作用很弱，所以一切它们的作用是弱作用。第二天早晨，我奔到李政道的办公室…。”
很清楚，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而与杨振宁无关。上面已经提到了1956-1962六年中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二十多篇论文，可分做三大领域。我现在再总结一下，第一个领域的开始是宇称不守恒，而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思想是我1956年4月独立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第二个领域是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而1952年我们合作的带头第一篇文章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第三个领域的开始是高能中微子领域，而这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又是与我有密切关系，与杨振宁无关。
既然是二人的合作，应该根本没有必要去强调是谁先谁后，谁主谁辅。可是今天杨振宁怎么能自称我们的合作工作，90%是他起的头，是他做的主要突破，是他执笔写的文章呢？
一般物理论文谈不上什么突破。只有在一个新的、重要的、大的领域的开始，才会有突破的工作。可是假使这突破工作的论文有合作者，除非的确另有确实的事实证明，这突破的贡献理应属于所有的合作者。
从1982年一直到今天，杨振宁置人证和已有的文献记录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于不顾，将当初他反对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想法变成为我反对，硬要将我的贡献化为他的贡献，用这样可笑的做法来贬低和抢夺我的贡献，实在太无聊了。
（8）问：杨说，你们成了名以后，您内心起了恐惧。是您自知对宇称不守恒工作的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您其实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您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您的人品。您认为杨的这种说法真实吗？对杨举出的一个例子，说在您在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您受杨的影响超出了他们。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杨根据这一件事竟然能得出如此一个结论，您觉得奇怪吗？
（8）答：杨振宁的说法实在太荒谬了。
在1956年写宇称不守恒论文前，我已经在物理学的好几个领域里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天体物理，我1950年的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塞卡极限（Chandrasekhar Limit）上限质量从5.6倍太阳质量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1.4倍太阳质量。白矮星理论的创建人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很推崇我的贡献，并在1986年和他夫人一起专程来纽约给我祝寿、致贺词。1950、51年我发表了两篇流体力学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证明二度空间不存在湍流（turbulence）。这个结论对气象学和海洋学有重要的影响，当时就吸引了数学大师和计算机创始者冯•诺埃曼（J. Von Neumann）的注意和推崇。另一篇是三度空间的湍流能量分布理论，为此贡献，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海森伯格（W. 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了两封信给我，和我进行专题讨论。1952年我和杨振宁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建立了相变现象和格气体的基础，证明了三个定理。其中，在带头的第一篇文章里有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在第二篇文章里有一个定理，主要是杨振宁证明的。爱因斯坦很推崇这两篇文章，专门约我们去讨论，并向我们表示祝福。同年，半导体和超导体理论的创建人巴丁（W.Bardeen）（1956年和1972年两次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遇到一个固体物理的棘手问题，特邀我去伊里诺大学设法解决。为此，1953、54年我和派恩斯（D. Pines）发表了两篇论文，建立了固体物理中的“极化子”（Polaron）领域。1953年我解了场论中很重要的Gell-Mann Low renormalization group方程式。盖尔曼（M. Gell-Mann）是在1969年获诺贝尔奖的。1953、54年我又创建了“李模型”。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泡利（W. Pauli）（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海森伯格（W. 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给予高度赞扬，并且，他们二位均亲自在“李模型”领域内工作了好几年。
1953年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邀请到该系任教，1956年初就被聘为正教授，当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全校各系里，被聘为正教授时最年轻的人。
我的这些成就，在1956年做出宇称不守恒工作以前，就都已完成了。上面提到的论文，只有统计力学的两篇是和杨振宁合作的。
从四十年代我做学生时起到现在，半个多世纪，我的才能、我对物理学多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公认的。我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也是众所周知的。我对此感到自豪。
而且，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这是有实验文献和其他科学家的专门文章可以证明的。我和杨振宁在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基础上对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做出了具有划时代影响的、系统性的分析。我们合作的论文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怎么会引起我内心的恐惧呢？杨振宁凭什么要来乱说和瞎编我的心理呢？至于杨振宁说，在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杨振宁他对我的影响超过了吴大猷和费米，这更是荒唐。
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并不是什么自传，而仅是约一百字的履历和一张相片。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凡获奖者，必需在瑞典的一所大学或学院，给一个约一小时的学术演讲，称诺贝尔演讲（Nobel Lecture）。这履历，或简单地称为自我介绍就放在诺贝尔演讲的讲稿前，作为向读者和听众的一个短短的介绍，其中需有出生地、生日、得奖时的国籍、父母亲姓名和自己的简单学历等。
这样一件极简单的事情，杨振宁也要大做文章，向我攻击，并且还要自我吹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而且，明眼人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杨振宁将这些写在他给吴大猷老师的那封信里，明显的是在挑拨吴大猷老师和我之间的关系。而现在他在吴大猷老师过世后，又将他这封已寄出的私人信件，硬性地拿回来，发表在他的传记里，其用心不良，是明显的。说到这里，我想，杨振宁倒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倒是他自己感到了不安？是不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我做出的，而怕舆论对他不利，从而想用不断攻击我、重写历史的办法，迷惑外界，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自从开始与我合作，就斤斤计较于名次的排列，这在他的传记里也有叙述。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是不是也是与他的恐惧心理有关？是不是也是出于“强烈的竞争心”呢？
（9）问：李杨之争的另一个方面，是谁先将争论公布于世的。据杨的说法，是您“四处乱讲”引起的。书里还提到了1962年5月《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说许多人都认为，你们两人也没有否认，正是这篇文章是“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9）答： 1962年我和杨的分裂，完全是杨的高度贪欲造成的，与伯恩斯坦的文章无关。
虽然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但很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称不守恒系统性的分析是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可是杨振宁1982年，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
在这之后，我又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全部精力放在物理研究上，放在培养人才和帮助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上。可是杨振宁还是继续不断地重编历史。最近他又借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不顾一切地、全面地侮辱和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再次花时间进行申辩以伸张正义。
因此，用杨振宁所说的“四处乱讲”四字，来描写他自己1982年至今日的行为倒是相当恰当的。
为了反驳他的许多指责，让大家判断是非，我会在稍后把杨振宁提到的有关的英文文章都翻译成中文，聚为一册出版，其中也包括伯恩斯坦的文章，供大家阅读鉴别。
（10）问：杨认为，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对您有不真实的揄扬。可是我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到他所谓的揄扬。您能否猜想，他指的是那些段落？
（10）答：我也看不出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我有什么不真实的揄扬。我认为，他写的事是真实的。伯恩斯坦根本没有说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他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所以，我无法猜测杨振宁的想法，也不理解杨振宁举出伯恩斯坦的文章究竟有什么用处，目的是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这篇文章，一定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11）问：杨还说，他之所以在他的出版于1982年的《论文选及注释》里把问题公之于众，是由于看到了您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这些文章，一般人很难看到。您是如何评价这些文章在李杨之争中的作用的。
（11）答：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和杨振宁1962年的分裂是由于他过度的贪欲。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假借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作为根据，对我进行攻击。前面已经说过了，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一文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1930-70年弱作用发展四十年历史的大纲，根本没有讨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当然，也完全没有强调是我独立地做出的突破。
同样地，富兰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坦的文章一样，也没有涉及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个问题，也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杨振宁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寻找一些借口，为他在1982年的《杨振宁论文选集》里重写历史所用。上面我已经提过，我已经准备好将这些已发表过的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收集成一本文集出版，供大家鉴别。
（12）问：后来（1986年）您还写了《破缺的宇称》，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12）答：我1986年写了《破缺的宇称》。1986年是我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在杨振宁1982年书面公开我们的分歧后，公开说明我1962年与杨振宁分裂的经过。我写该文的原因是叙述我们合作和分裂的真正过程，以维护历史事实，指出1982年杨振宁写的东西是不符合事实的。
（13）问：那么，1986年您写的《往事回忆》又谈了些什么事情？
（13）答： 1982年杨振宁重写历史，也谈了很多1962年前，甚至40年代我和他做学生时候的情形，他都是自夸自赞，重写历史，与事实不合。所以1986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就是《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后者偏重于早期的事情。
我现在再补充一下40年代的事情。1946年通过吴大猷老师的选拔，我得到了中国政府留美深造的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为理论物理研究生。那时候，我对经典和近代物理的了解都有自己的心得，很快地就得到了学校各位教授的注意。最杰出的费米教授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需费米教授亲自邀请才可参加）每周两个晚上的物理讨论会，然后又答应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我入芝加哥研究生院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项新的奖学金，称为“全校奖学金”。我被物理系推荐并被选中，得到了这份在全芝加哥大学来说是极富荣誉的三年的奖学金，共四千五百美元。再加上中国政府的五千多美元的奖学金，当时我是很受其他同学羡慕的。
杨振宁也是1946年到芝加哥的。比我早到几个月。《杨振宁传》上写道：“1946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课堂上终于看到了费米，那一年费米教了一门核物理，杨振宁正式成为费米的学生。”这个说法其实很不妥当。因为在一般研究生院里，习惯上说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是指该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不是和其他一、二百学生一起听一堂课就可以自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了。《杨振宁传》里又说，他也去找费米教授，想做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因为费米教授的实验工作是在阿冈国家实验室，那里因为“进行国防研究，有安全保密的限制”，而他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所以“不能到阿冈国家实验室去工作”，因而没有成功。其实，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一段时期，费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理学院Ryerson楼有一相当大的实验室，没有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费米教授的主要几位实验物理博士研究生也都就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工作，并不像杨振宁说的，必须去离芝加哥有相当距离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做研究。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用的是两所相连也相通的楼房：Ryerson和Eckert（部分Ryerson也用于化学系）。费米教授的Ryerson实验室进出自由，没有任何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我1986年写的《往事回忆》中提到的六英尺七英寸长的专用大计算尺，就是当年费米教授和我一起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做的。所以阿冈实验室并不是费米教授不收杨振宁的原因。那时，我也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可是费米却愿意担任我的博士导师。可见护照也不是费米不收他的原因。
杨振宁又去找泰勒教授，要作泰勒的理论物理研究生。他随泰勒教授“换了两三个题目以后，杨振宁就知道了，他是没有办法跟泰勒做下去的”。于是他又去找费米教授，可是“费米就建议杨振宁到艾立逊的实验室去做实验”，“杨振宁在艾立逊实验室二十个月的实验工作不太成功”。之后，杨振宁又再次去找泰勒，于是泰勒教授最后做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费米教授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善于教导学生的老师。杨振宁在他1982年和以后的回忆里总是吹嘘说，虽然我是费米的学生，可是他事实上是我的老师。
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研究生做老师呢？前面已经讲过，1946－1949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时，费米教授开创了一个极庞大、极重要的交叉领域，由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我在费米教授的引导和教育下在这几个不同而相关的领域中都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杨振宁既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又从来没有在这些与粒子物理有交叉关系的任何一个物理领域中工作过。杨振宁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将费米教授几年教导我的事实，一手抹煞，而强将费米教授培养我的成果变成为他的功劳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1946年我到芝加哥后才与杨振宁初次认识。我入芝校与杨振宁毫无关系，我的一切入校手续，都是自己办理的。而杨振宁亦要编故事、拉关系给自己带高帽子。《杨振宁传》上说杨“特别照顾他（指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像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虽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杨振宁还是要造假。
杨振宁还到处自称他是我长兄，又是我“不折不扣的兄长”。其实，只要看他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恶毒地攻击我，他能算得上什么样的“长兄”呢？简直是对中国“长兄”和“兄长”两个名词的极大侮辱。
（14）问：杨振宁为什么在听到您要斯坦伯格把“李和杨”改为“杨和李”后就大发雷霆，写了那封大骂您的信。“杨和李”的排列次序，是杨一直主张的，您要他们这样做，他为什么又发怒呢？
（14）答：物理文献的署名，按一般的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
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并且很神经质。怪不得奥本海默早在60年代初就说“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因为杨振宁错误地相信排名在先表示贡献大、名誉大，便借口他年龄比我大四岁，多次恳求我能否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1951年发生过一次，1957年在诺贝尔奖授奖典礼举行前他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虽然这两次，我都勉强答应了，但我告诉他，以年龄大小来排名不是科学合作的常规。可是，他1962年4月又提出了几次，虽然我都没有答应，但杨振宁这些不合理的要求，终于成为我们合作分裂的一个主因。同时，他又非常害怕不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名，他排在前面，会被同行们觉得这是不合常规而耻笑他。于是这两种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他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患得患失和精神上的严重不安。
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伯格三位在他们各自（或合作）的文章中，在提到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工作的时候，一向都以英文字母次序排序，就是李和杨。他们三人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就这一问题和他们讨论过，或向他们打过招呼，因为根本不需要这么做。
在《杨振宁传》里，关于1962年他大怒的记载是很奇怪的：“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说，“李政道在没有知会他，也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斯坦伯格，并且坚持要斯坦伯格把他们论文中杨、李两人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我们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那时候杨振宁的心态和行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杨振宁当时却凭信谣言给我写信，大加鞭笞，实际上宣布了我们二人合作关系的终结。这实在不可理解。而时隔几十年后他又在《杨振宁传》里把这封充满神经质的怪信登载了出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更稀奇的是《杨振宁传》里的下述记载：1962年我和他合用一间办公室，杨振宁将这封不可理喻、充满恶毒攻击的信放在我桌上，刚好我不在。可是后来我在的时候，他忽然又回来了。传记上是这样叙述的：
“他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字纸篓里。”
可是这封已被他撕掉、已被他丢掉的“黑信”怎么又会在四十多年后复活，全部出现在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里呢？真是不可思议。
在《杨振宁传》里还登载了另一封怪信，又是一封莫名其妙的毒信。传里说，是1968年 2月18日杨振宁写给我，可是“没有寄给李”的。当然我也没有收到过。以前我只在侦探小说上看到过有关这种毒信的描述。可是为什么会在《杨振宁传》里竟也出现了这种毒信呢？这个问题只有传记主人和传记作者能够回答了。
(末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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