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第108期刊登朱大可的文章说，疾病是整个世界的象徵和重大隐喻。萨斯的涌现把人们招回到了对疾病的形而上的沉思之中。从瘟疫、肺痨到萨斯，美学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惊心动魄的程序。在萨斯风潮面前，我们感到了叙事的紧张和话语的短缺。
●瘟疫时代的蓝黑色丑学
瘟疫是人类最惨痛的上半身记忆。瘟疫（即“鼠疫”或“黑死病”）的希腊文原意是“全民皆染之病”，这个命名不仅显示了无可战胜的传染性，也显示其独一无二的死亡率：感染者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便告死亡，几乎没有人能够躲避它的血腥追杀。鼠疫杆菌以啮齿类动物及其鼠蚤为寄主，经过血液而广泛传播，病者从咳嗽开始，发烧、腹泻、咳血、昏迷、幻觉、皮下出血并有大面积蓝黑色斑，“黑死病”的名声由此而来。这一命名同时叙写了死亡的令人惊骇的丑恶图像。死神在人类的皮肤上题写了最可怖的“蓝黑色丑学”。
文章说，历史上着名的三次全球性鼠疫，累计有1．4亿人死于非命。瘟疫还在欧洲引发了三大文化恐怖运动──鞭刑者运动、反犹运动和灭巫运动。“黑死病”令欧洲人坚信，《旧约》中所预言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赎罪情结推动了鞭刑运动，上百万欧洲人卷入自我鞭挞和自我戕害的浩大行列。与此同时，反犹主义也如火如荼地涌现了。拉丁人和日尔曼人都认为，正是犹太人的肮脏生活导致了天谴，教会和世俗政权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灭犹运动，经过百年清剿，欧洲犹太人几乎被屠杀殆尽。人们同时还认为，女巫们勾结魔鬼对牲畜施法是瘟疫产生的原因，这种谣言引发了漫长的虐杀“女巫”运动，大批“问题女人”在经历酷刑之后被烧死，她们的哀号和眼泪点燃了十字架上的火焰。这种自虐和他虐、被杀和他杀的集体歇斯底里，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本质。
文艺复兴的真正语义是双重的，它不仅要复兴希腊文明，而且指望欧洲爬出黑死病的废墟。在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和佛罗伦萨的壁画中，在所有艺术、庭院生活和伟大着述的华丽饰面下，永久徘徊着黑死病的庞大阴影。1304年建造的科隆大教堂里，十字架上的基督用痛苦扭曲的表情，喊出对瘟疫的极度惊骇。500年之后，卡缪的小说《鼠疫》再度打开了对瘟疫之痛的记忆。它要藉此构筑一个疾病、死亡、非人性世界、机械文明和腐朽的官僚体系的总体性寓言。卡缪的立场无疑代表了人类的基本看法──瘟疫是所有人间丑恶势力的第一象徵。
梅毒是瘟疫最亲密的兄弟。它没有瘟疫的狰狞容貌，却增加了淫荡和卑贱的语义，成为“下半身”的代言人，正好与“上半身”的瘟疫彼此契合。波德莱尔在长诗《恶之花》中阴郁地题写了这种疾病：炼狱式的场景、死神的面容，在淫荡中逐渐耗弱的人类……所有这些话语碎片都旨在揭发梅毒作为原罪的丑恶本性。
基于瘟疫和梅毒的丑陋性，人们曾热衷于把它们作为标签贴到所蔑视的国家身上。欧洲人坚称瘟疫来自中国，而法国佬则叫梅毒为“意大利病”，意大利佬则反唇相讥，称之为“法国病”或“西班牙病”，德国佬称其为“波兰病”，而中国佬则称梅毒为“广疮”，意指它是广东佬的特产，正如“香港脚”（脚气）曾被诬指为香港佬的特产一样。在晚清，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两广地区大量贩入鸦片，这种毒品便跟梅毒一起，成为印烙在广东人身上的双重标签。这是疾病丑学的一个范例，昭示了梅毒作为丑学标签的文化叙写功能。
●肺痨时代的红晕美学
结核病来自贫困的底层，是社会营养不良的标记，但它却显示出精神高贵的气质，并藉此对抗着来自鼠疫的“蓝黑色丑学”。肺痨（肺结核）史就是一部名流云集的历史。杜甫身染肺痨而痛苦地流浪在自己的中国；肖邦因患肺痨，成了当地居民讨厌和惧怕的人物；英国大诗人济慈和雪莱皆患肺痨，契柯夫20多岁便染上了肺痨，44岁时终于不治身亡。神色阴郁的卡夫卡死于肺痨，他的反生命意象成为20世纪人类命运的标签；甚至政治名宿毛泽东和胡志明本人、周恩来的母亲、希特勒的前妻都曾经患过肺痨，而他们与肺结核的亲昵关系，令这种疾病闪烁出畸形而诡异的美学光泽。
激情浪漫的诗人，才华横溢的乐师，敏锐聪颖的美女，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流浪者，都聚集在肺结核的四周，既是它的礼赞者，也是它脆弱的祭品。那些苍白脸颊上的病态红晕、洁白的手绢和咳出的鲜血，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激情的奇异表徵。中国文坛美女作家萧红死于肺痨，林徽音也没有摆脱肺痨的毕生纠缠，但她们脸颊上的红晕，却向本土文学史提供了迷人的纹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像肺痨那样，成为人类想像和激情的源泉。
在肺痨肆虐的时代，我们看见了无数红颜的陨落。祝英台小姐的男友梁山伯据说因肺痨而死；中国首席罗曼史《红楼梦》女主角林黛玉也因肺痨而死，她焚毁诗稿呼唤着情人名字咽气的场景，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不朽记忆；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一度轰动中国社会，因为女主角也是肺痨美人，她的哀婉命运犹如林黛玉的法国翻版；英国女诗人曼斯菲尔德也是一个肺痨美人，徐志摩回忆跟她相处的短暂美妙时光，向我们证实了“肺痨美学”或“红晕美学”的存在。它徘徊于1950年以前的漫长岁月，为人类带来疾病乌托邦的虚幻光明。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8世纪中叶，肺痨就被与罗曼蒂克联想在一起。”美丽女人和英武男人的情欲，是引发肺痨的精神诱因，他们在疾病神话学中双双成为迷人的主角。咳嗽成了肺痨的一种古怪的歌唱和台词，而浪漫主义则是它的文化回声。与此同时，“装饰性的、抒情的和高贵的死亡”，构成了“红晕美学”的戏剧性高潮。
苏珊?桑塔格的所谓“疾病的大众神话”还表明，在贫困、无产者和肺痨之间存在着某种至为亲密的关系。肺痨几乎就是无产者和小资阶层（小布尔乔亚）的专利，在大革命爆发的年代，肺痨拥有牛虻式的正义性，它成了一种革命性疾病，被造反伦理所拥戴。它的幽灵飘浮在巴黎公社街垒上，仿佛是一些看不见的精魂，勾勒着起义者不屈的身影。
肺痨美学几乎支配19－20世纪上半叶的文艺书写历史，甚至修改了民间草药学的平淡风格。清幽的兰花是疗救肺痨的美药，用它的根部捣汁加入冰糖□服，清新香甜，可以成为肺结核美人的救命药剂。兰花汤洋溢着植物精灵的芬芳，也照彻了病人的肺腑。此外，来自民间的传说还企图向人们证实，蘸有人血的馒头可以治肺痨并大补元气。鲁迅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就因肺痨而吃了“人血馒头”，成为一桩被争议了近百年的文学公案。被烤焦的馒头香气回汤在江南小城的茶馆里，构筑着肺痨政治学的重大隐喻。甚至鲁迅都未能逃脱他本人的谶言：他像华小栓一样死于肺痨，而他的血成了鲁学家制作话语馒头的主要涂料。
在文学里，肺痨诗人总是把肺结核与秋日的浪漫主义意象联结起来。秋日和落叶都是代表即将枯萎的生命的世界性意象。肺痨诗人雪莱《西风颂》的开头称西风是“秋之生命的呼吸”，他形容“枯死的落叶……黄的，黑的，灰的，红得像肺痨……”，而这就是浪漫主义的肺痨意象。它也是浮现在肺痨患者脸上的红晕，焕发出死亡逼近时的最后激情。然而，1930年代出现的抗生素盘尼西林，终结了肺痨乌托邦的时代。来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红晕逐渐消褪了，疾病美学从此进入了休眠，等待我们将其重新唤醒。
●萨斯时代的口罩美学
萨斯（ＳＡＲＳ）是肺痨和瘟疫的组合：像肺痨一样咳嗽，保持着“上半身”的尊严，却又像瘟疫一样迅速死亡，萨斯是美与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杂物。萨斯的这种双重性和暧昧性阻止了它的全面升华。它踉跄的步履终止在口罩的面前。
不妨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口罩的历史。我们被告知，正是14世纪的瘟疫启迪了欧洲的医生们，令他们发现放血疗法能够改善病人的血管堵塞和缓解病情，穿着特别厚实的衣物可以保护自己不染病，但黑死病大流行的最大贡献还是医用口罩的发明，这种手帕的衍生物改善了当时医生的危险处境，以后又成为萨斯时代护卫嘴的盾牌。
在萨斯大流行中最先出现的公共卫生学装备就是口罩。它被用以阻挡飞沫和病毒。但不久之后，口罩的功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它从嘴的卫士转变为一种美学物品，一种用于脸部的装饰物，用以替代五官（鼻子、嘴唇和脸颊）的表情功能。各种面料、纹样、图绘和写有文化口号的口罩在街头浮现，完全超出了白色纱布的限定。北大女生的口罩时尚比赛推动了这种潮流。但这种新的美学还未来得及深入肺腑和遍及全身。它仅仅停留在人的嘴边，向世界递送着妩媚的微笑。
口罩美学不是萨斯或其它疾病的专利。早在文革时代，口罩和军用棉大衣就构成了冬季街头美学的焦点。它是无限质朴的，并未逾越漂白纱布的层面。在无产阶级理念的掌控下，没有人胆敢把它变成华丽的服饰。它起初只是防御严寒的装备，而后则趋向于一种遮盖的美学。把脸掩藏在严实的大口罩下产生了一种意外的效果，它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在迷人的眼睛下面，该是一张怎样的脸呵？！这其实就是美学诞生的前夜。从口罩所拥有的神秘性中涌现了探究的激情，正是这种神秘不可知的事物，点燃了发生在街头的幻想、白日梦和青春期躁动。在擦肩而过的时刻四目相视，眼神里闪烁出一种明亮的希望，浮现在大白口罩的上端，然后与对方的背影一起转瞬即逝。这不是人的都市空间错位，而是灵魂失去了时间的后果。 一种经过美学修饰的新式时尚化口罩，无疑已经丧失了它原初的探究性。人们被它外部的文化口号、图样和纹饰所吸引，结果丧失了对口罩后面的事物展开精神窥视和盘问的契机。口罩茁壮成长了，变得摇曳多姿起来，成为一个时尚自足体，呼应着早已流行化了的身体（服饰），而把一切深入的探求阻挡在它的外面。
口罩美学的这种进化转移了我们对萨斯美学的拷问。口罩不过是身体服饰体系的一种向上的延伸而已。它填补了在帽子和衣领之间的空白。它并没有超出寻常服饰的命运，也就是未能超出时尚和模仿秀的大众文化限定。它甚至切断了传统疾病美学（丑学）与皮肤的密切关系。在萨斯流行的年代，口罩美学就这样谋杀了我们对身体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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