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一月 2003

一Brampton的商人在多伦多国际机场因被查携带超过10,000现金未申报而被质问搜身，并被罚款$250。 此商人在中东经营一个药品器材公司，经常往返加拿大和中东但此次因没有申报身上携带的10,000现金而被罚款。他表示，他以前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规定。 这是加拿大海关于今年1月6日刚刚通过的新规定。在出入境时，如果携带多于10,000现金，必须向海关申报。如违反此规定，可能被罚款$250-5000。海关从来没有对这个新条案做任何宣传，加拿大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新规定。 多伦多信息港对此事件做出报道，希望华人读者朋友在这方面要注意。详情请向加拿大海关咨询。

目前加国有上千人因为儿时父母移居别的国家而丧失了他们的加拿大国籍，这些人向联邦移民局要求恢复自己的国籍。 国会正在考虑重新制定新的公民法（Citizenship Act）。被剥夺国籍的人们指出他们一直都生活在加拿大，和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父母移居到别的国家，也不能改变他们是加拿大人的事实。 Magali Castro-Cyr是这些人中之一，她在两年前办理儿子的公民身份时发现政府根本不承认她和儿子是加拿大人。她向国会提交了自己已经失效的加拿大签证和能证明她1959年生于Montreal的出生证明。户籍官员（Citizenship officials）告诉Magali，在他父亲移居美国时（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她的加拿大籍就被取消了。对此，Magali反驳说：“这是多么的无理和荒谬，政府不能因为我父母移居别国，就否定了我是加拿大人这个事实。”根据1947年的公民法，Magali的确已经不是加拿大国籍。虽然1977年对该法案作了修改，但那时她的父亲已经移居美国了。但是移民部建议Magali重新申请移民身份，并对她说，她只要在加国住满一年，就可获得居民身份，不像其他人，都要住满三年。 加拿大在 1947 年制定的法律规定，子女是父母的财产，所以只要父亲失去加国公民身份，子女也同时丧失。虽然这法律已在 1977 年改变，却已经使到好几千加国公民失去原有的公民身份。 像Magali这样的加拿大人还有很多，他们都对政府的这一规定感到不满。 反对党表示，政府不愿恢复这些人的公民身份是因为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社会医疗和保障服务。但同时也表示公民法已经25年没作修改了，现在应该顺应国情进行全面的调整，反对党希望修改后的法案能够恢复这些人的公民身份。 移民部长Denis Coderre受到压力，要使许多因父母取得他国国籍、而失去公民身份的子女恢复身份。他表示，目前尚未做好修改法案的充分准备，他会对更多人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后再作决定。

「车速 109 公里！」在约克郡九号公路上空巡逻直升飞机内的警察通知地面的交通警察，又一名在时速限制为 80 公里的道路上超速行驶的驾车者被警方拦截。这是昨日约克郡警方空中巡逻取缔超速行驶行动的一幕。 昨日上午，记者与警方一起登上约克郡警察局警用直升飞机，体验警察空中巡逻。昨日的空中巡逻地区在约克郡九号公路和简街附近上空。地面上共有七辆警车在九号公路路边等候空中指令，拦截超速驾车者。 该警用直升飞机内共可容纳四人，前排坐两人，一人为机师，另一人为交通警察，他负责寻找地面超速驾车者。从空中看到，警察好像赛跑裁判一样为地面的车辆计时：九号公路的路面上有白色油漆画的标记，标记之间距离相同，在空中巡逻的警察使用计时器，当警察观察到某辆车可能超速行驶时，在这辆车进入一地面标记时开始计时，当车到达下一个标记时停止计时，跑得快的「冠军」就会被地面警察拦截，迎接他们的却不是奖牌，而是一张超速驾车的罚单。 直升飞机在九号公路上空短短几个转弯来回，就已经让初次乘坐直升机记者感觉像坐过山车似的有点晕机不适，可想而知，在空中巡逻并不像想像中的舒服浪漫，飞行数小时远比地面巡逻辛苦。 约克郡交通警察部警长奥罗夫斯基表示，约克郡地广人稀，警用直升飞机在空中巡逻、紧急救援等方面都可派上大用场。使用直升飞机的费用每小时约 1000 元，在交通巡逻取缔超速驾车行动方面，与地面警察使用雷射测速器相比，空中的优点在於：可以在一些无法使用雷射测速器的盲点，例如在峡谷内，测到超速驾车者；另外，空中巡逻还有不易被驾车者发现等优点。 奥罗夫斯基表示，自从约克郡警方使用警用直升飞机在七号、九号公路等地执法以来，对该地区的超速驾车者已经起到明显的阻吓作用。 但奥罗夫斯基也说，约克郡的超速驾车现象仍然严重，去年郡内发生的致命车祸中，有两成的车祸都与超速驾车有关。约克郡警方将继续打击郡内交通违规行为。 在今年一月至三月期间，警方将在以下「热点」地区打击超速驾车者，希望能够通过执法行动改变驾车者的不良习惯。 这些地区是： ・Keswick内Glenwoods Ave.以南的Queensway街； ・Ballantrae 内Aurora Rd.、 Hwy 48 和McCowan Rd.； ・King Township内Bathust St.与 Hwy 400之间的Hwy 9； ・新市（New Market）内莱斯里街（Leslie St.）与央街（YongeSt.）之间的Green Lane； ・Oak Ridges 内国王路（King Rd.）以南的巴佛士街（Bathurst St.）； ・烈治文山（Richmond … 继续阅读 →

加拿大戴姆勒佳士拿车厂为答谢华人社区一直对该公司的支持，将於1月31日即农历大除夕晚於万锦市城市广场举行「羊年贺岁烟花大汇演」，让社区人士聚首一堂，迎接农历新岁来临。 据世界日报报道，燃放爆竹烟花是农历新年的传统习俗之一，寓意欢乐吉祥。由加拿大戴姆勒佳士拿车厂赞助主办的烟花大汇演，主要目的亦在於与众同享节日欢乐，为农历新年增添喜气。 据悉「羊年贺岁烟花大汇演」将於大除夕当晚11时55分开始在城市广场室内表演舞台掀开序幕，欢众将在一片兴奋的倒数声中送马迎羊，随著可在室外露天广场欣赏灿烂缤纷的烟花汇演，热烈庆贺新岁，万锦市城市广场为大多伦多地区著名的大型购物商场，中西人士汇集，届时各界人士一起观赏烟花汇演，一同庆祝农历新年，相信将有一番热闹。

据世界日报报道，随著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加拿大总督伍冰枝亦特地稍来书面贺词，跟大家拜年，并祝贺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伍冰枝在贺词中说：「我很高兴能藉著农历春节这个机会，向海内外的所有加拿大中国人社团，表达我最诚挚的新年祝福。新年新气象，羊年为我们带来新希望。这是个庆祝传统、文化及家庭团圆的日子。有些人可能将参加社区的新年庆祝活动及其他一些有趣的活动，有些人则选择和家人一起上馆子享用大餐来欢度新年。分离的亲友们也会在这个时刻再度彼此联系。身为一个具华裔背景的加拿大人，我希望能同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个国家上所共有的喜乐、共同价值的重要性，并祝贺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

加通社报道，缅省一名少女对皇家银行（Royal Bank）从其廿五元的存款户口中提取了十五元的手续费感到不解。 十七岁的欣克曼（Lissa Hinkelman）说：“我还以为是银行弄错了。” 该名女学生最近发觉她超过一年没有使用过的户口被提取了上述的款项。 加拿大银行家协会（Canadian Bankers Association）西岸董事格里芬（Paul Griffin）透露，加拿大的银行在二千零一年共录得九十七亿元的利润，其中百分之四至六，即约五亿八千二百万元来自服务费。 欣克曼的户口在她十四岁时由她与母亲联名开设，因为她的母亲希望她学习处理自己的钱财。她说她首先把照料小孩的收入及礼金八百元存进户口内。 在随后的两年她花掉一些金钱购买汽车音响，同时在同一银行另开一个户口，方便把工作工资存入。而该第二个户口是她以个人名义开的，收费办法与联名户口不同。 欣克曼后来忘记了第一个的户口。 她上周收到银行寄来的月结单，指她的户口自二千零一年八月时已没有提存。月结单上不但没有利息，而且扣除了十五元的手续费。 银行表示他们已尽一切办法通知客户有关费用的资料，银行亦在月结单内解释收费办法，客户有责任自行查阅。

春节晚会的确是一个可以让人一夜成名的好地方，正因为春节晚会有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才使很多演员越来越重视这个平台。春节晚会出现的演员很多，但是获利最明显的主要集中在歌手上。 晚会成造“星”工厂 张明敏是一例：这位香港业余唱歌比赛冠军，在台上比划的那几下子显得很业余，但一曲《我的中国心》在春节晚会上唱红了，就大不一样。他的专辑卖出近千万盒，至今在香港都不曾办过个唱的张明敏当年接了多少场全国巡演！内地老百姓可以不知道当红的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梅艳芳，但没有不知道张明敏和他的《我的中国心》。而后来人们才发现，他在香港不过是一个名气并不响亮的歌手，只不过是当时有人去南方出差，在一辆汽车上听司机放他的歌才知道他的。 《上海青年生活周刊》的文章说，前不久还在上海办个唱的费翔是更商业的一例：费翔的亲舅舅和表妹都在中唱上海公司上班，他舅舅是高级工程师。当年费翔的磁带想在中唱上海公司出版，但据说上海中唱的领导和发行大员一听其中有些翻唱的口水歌，没有什么出版发行的价值。后来广东太平洋公司拿去了，他们倒是很看好这《冬天里的一把火》的，一下子印制了50万盒磁带投入市场，结果市场反应一动不动。 1987年市场正流行齐秦的颇有原创冲击力的《狼》，识货的歌迷不会去买口水歌，特别是港台歌手翻唱的口水歌。广东人急了，广东人也真有办法，就熟练地运用当时全国人民还不熟悉的公关手段把费翔运作到春节联欢会上去露个脸儿。这下子不得了了：50万盒磁带立马销光，长相英俊帅气的费翔成了全国男女老少人见人爱的香饽饽。以至过了十多年仍有余泽可荫：同样是在台湾至今不曾开过商演个唱的费翔如今十来万一场的个唱单子演不过来。 费翔是百老汇不入流的演员，却因春节晚会一直火到现在。图为费翔去年夏天在珠海电视台举办“费翔歌友会”演唱老歌。参加歌友会的大多是一些三、四十岁的中年歌迷，他们都是八十年代费翔最忠实的追随者。(中新社) 《三联生活周刊》也指出，费翔当时是一个在美国百老汇不入流的演员，因为在春节晚会上点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一直火到现在。邓在军回忆捧红费翔的经过时说:“东方歌舞团的王昆拿来他的磁带和海报，我一听不错，连夜就写报告。”其实当时费翔所唱的歌一首是台湾歌手高凌风的，一首是文章的。但就是当时唱别人口水歌的他，因为春节晚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创造了中国歌坛的纪录：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销售了2000万盒，在内地开了63场个人演唱会。现在的歌手的专辑卖到10万已经是巨大成功，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费翔的出场费达到1万美元，直到今年年初，他还来到北京开演唱会。 除了演员，春节晚会还制造出不少“观众明星”。细心的观众如果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每年晚会直播的时候电视镜头扫向观众席的时候，总有那么几个熟悉的面孔。 从1992年起，每年的春节晚会上都可以看到靳羽西。当“观众明星”也不容易，羽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直播的需要，嘉宾在6点半就要到场，7点一到，导演就大叫：大家可以拍手了。于是，全场掌声雷动。作为传统新年的守岁节目，晚会要到凌晨2点左右才能结束。这时，整个人已经又累又饿了。 由于羽西长期生活在国外，听普通话还可以，但对那些带有方言色彩的小品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每次都有一个小翻译为她现场服务。这样，羽西对小品笑料的反应就慢了一拍，别人笑完了，她才刚刚开始笑。结果，电视上就看见满场只有羽西一个人在傻笑。 新秀争著上晚会 尽管春节晚会的地位已经开始衰落，但仍然不失为捧红新人的最佳途径之一，这一点已经屡试不爽。 《三联生活周刊》披露，第一个意识到春节晚会名利效应的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女歌手，当时，她默默无闻，所以无论如何她也不可能有机会走上春节晚会舞台。但是她通过一个极特殊方式把一张条子递给了当年的晚会导演，因此她不仅顺利参加了春节晚会，而且还独唱了一首歌。这件事发生在1988年。如今，这位歌手的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但她这种方式却被后来人发扬光大，因春节晚会而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条子演员”。 “条子演员”的出现往往是让导演和主创人员头疼的事情。“条子演员”以民歌手居多，戏曲演员其次，之后是流行歌手，而美声歌手几乎没有。记者在一家录音棚里采访时发现，这家录音棚近来生意红火，录音师告诉记者，最近来录音的大都是民歌手，录音目的是往春节晚会送歌。这些歌手大都没什么名气，有的甚至只具备卡拉OK水准，但他们不惜花上几万块钱的制作费录上一首歌。 春节晚会让中国名主持人、女演员曹颖更受欢迎。(木子网) “条子演员”的出现与壮大的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初，出现个把“条子演员”安排起来还比较方便，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他们各显其能，往春节晚会里钻。以前，即便是“条子演员”，虽然托了关系，但还是用作品说话。现在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也知道作品是春节晚会强加的，与其说强加给别人，还不如强加给自己。于是，大量的年轻演员根本不顾及作品，甚至一年来根本就没在中央电视台露过面，但春节晚会一定要上，只要安排一个露面的机会就行。这构成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 《上海青年生活周刊》说，作为上海本土的歌手，胡彦斌去年一出道，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便拿下“叱吒乐坛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等多项大奖。日前在上海出席第九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颁奖典礼新闻发布会的胡彦斌说，春节晚会对他有不小的诱惑力。 胡彦斌的曲风和周杰伦相似，今年的春节晚会，有消息说原本在名单中的周杰伦因为歌曲太快，怕观众听不清歌词，已经被晚会剧组“下课”。胡彦斌表示，这对他并没有影响，反而说明了春节晚会对这种风格的需要。他在等著下一次的机会。“我以前和大家一样，也看春节晚会，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上面为大家表演。” 曹颖参加过两次春节晚会。第一次是以演员的身份参加，第二次是晚会的焦点：最年轻的主持人，并且从此走红。一次接到通知参加春节晚会是两年前，曹颖还在海南录节目，当时还不大敢相信自己入选，“你别骗我！”回忆起当时接到电话通知时的反应，曹颖如今依然有点兴奋。“春节晚会的舞台和一般节目的舞台完全不一样，一旦站了上去，压力也就立马而至，我想别人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大腕不再重视晚会 谈起春节晚会，中国歌坛大姐大那英直爽地说，“我确实说过‘没有必要去争’这句话，但我并不是针对春节晚会本身。”那英是较早“炮轰”春节晚会的明星之一，1998年，那英和王菲的《相约1998》在春节晚会上唱红大江南北，对春节晚会，那英自然有很深的感情。 她说，春节晚会是大多数艺人的一个梦想，能够在春节晚会上表演，也是对艺人的一种肯定。“现在我依然想上，但是如果感觉不对，我宁愿不上。” 那英是中国乐坛的大姐大。图为那英去年获得第七届中国原创歌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后在晚会上演唱。新华社记者任勇摄 “我已经说过，春节晚会往往不是针对艺人和音乐本身来决定演出的，所以有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原本是一首好歌，但是却变成了好几个人一起演唱，完全是在浪费好的作品。”作为一名歌星，那英有著一种对作品的珍惜。 其实不少歌手对春节晚会的心态，和那英是一模一样的，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既想在晚会上表演，又怕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两难的情况下，一些已经成名的艺人干脆放弃了，那英的话很实在：“我觉得我不再需要春节晚会来提升人气了。” 或许是巧合，孙楠的助理说，孙楠已经参加了3届春节晚会。不过今年已经确定不会参加，因为大年初一他将远赴美国，参加儿童基金会的义演活动。他认为，像孙楠这样的歌手，能够参加春节晚会，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和自己的其他活动有冲突的话，歌手往往就要权衡一下哪个活动比较重要，不能兼顾的时候，只好舍去一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活动。 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春节晚会演出，就是为了可以在自己成名的道路上“提速”，而对于成名已久的明星来说，是否到春节晚会演出，成了一个“鸡肋”问题。 明星炮轰晚会 中国演艺明星们以前都不敢对春节晚会说个“不”字，惟恐得罪了编导，被打入冷宫。今年情形不太一样，《海峡都市报》记者近期采访一些多次参加过春节晚会的明星，多数人毫不留情地向春节晚会“开炮”，声称春节晚会已患上“病毒”，对单调、自恋的晚会已不感兴趣。 郝爱民：惊喜离我们越来越远 作为除夕之夜奉献给全国电视观众的“年夜饭”，已经办了２０年，每年都说要给观众惊喜，其实惊喜离我们越来越远。答案很简单，如今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了某种行为艺术。晚会开始前，节目要一遍遍审，除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外，还要审节目的棱角。在一遍遍“过堂”后，许多优秀的相声、小品棱角被磨平了，老百姓关注的反腐败等现实题材的作品根本没影，剩下的是《卖拐》、《卖车》、《马年说马》、《龙年说龙》这些不疼不痒的节目。 他回忆说，１９７９年，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次春节大联欢，他和侯跃文担任主持，郭兰英和新凤霞等人参加，那时众明星拿出来的节目都是经过演出市场检验的精品，不像现在几位编导关起门来折腾两个月，制作出来的劣品。我怀念过去的春节联欢晚会。 陈佩斯：朋友提醒我要给剧组送点钱 陈佩斯曾是春节晚会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后来因控告央视侵权而无缘晚会。图为由陈佩斯（右）主演的话剧《托儿》在长春市东方大剧院与长春市民首次见面。新华社记者迟海峰摄 春节联欢晚会开办之初，艺术家们在一起集思广益，央视台长、副台长与我们一起商谈节目的修改，艺术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不行了，编导时常要艺术家按他们的思路写歌、写本子，不听话说“枪毙”，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 召集的春节晚会已成了“造星工厂”，想出名的、已经出名的都尖著头往里钻。本来安排的独唱节目，后来变成了小合唱，有时还成了十多人的大合唱，艺术的味道变了。有次我和老茂的节目随著新人的增加一个劲往后推，最后推到零点大家放爆竹的时间段，有朋友提醒我要给剧组送点钱，我坚信不会这么龌龊，还出来辟谣，可结果让我很失望。我觉得艺术到了这步田地，还不如不参加。 严顺开：“自恋”越来越严重 ２００３年春节晚会的编导给我推荐了一个小品，内容是反映老年人婚姻的，我看后拒绝了。一方面是剧本没新意，更主要的原因是春节联欢晚会既可以让人成名，也可以让人丢脸。年轻人还有翻本的机会，像我这样６６岁的老人，如果对不起观众，也许后悔要带进棺材。近年来春节晚会播出后，大年初一央视频道都要大吹大擂一番，全是优点，连一点含蓄的“希望”都没有，春节晚会“自恋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我还是躲远一点。 不愿透露姓名的歌星：央视为啥非要“近亲繁殖”？ 从１９８４年起，央视每年竞选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可候选的人几乎没出过央视文艺中心办公室大门，就像前几年中国足球一样，每年都在换教练，可换人不换思想。央视为啥非要“近亲繁殖”，足球现在已经请了外国教练，央视为啥不请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来过过瘾。退一步说，请张艺谋、冯小刚来客串总导演，也不错。 … 继续阅读 →

李响与米卢的“特殊关系”曾经是国内新闻界和足球界家喻户晓的事，其间流传着关于这件事的多种版本。尽管国内有媒体评论说，中国足球已进入“哈恩时代”，但人们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哈恩和米卢做对比，对比两人执教的风格，对比两人的性格，对比两人对媒体的态度，有人甚至揣测，在阿里・哈恩身边是否有可能出现“李响第二”。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虽然媒体对于米卢的报道可谓详之又详，但其中有多少是人们的臆想呢？面对这些甚嚣尘上的传闻，米卢在墨西哥当地时间27日的一次独家专访中“出人意料”地提起了这件事。 如今告别了中国足球、身在墨西哥城的米卢追忆往昔，情不自禁地坦言，“能认识李响这样的朋友，我感到非常幸福。” 从米卢的朋友、墨西哥著名建筑设计师佩德罗・拉米雷斯家采访出来，已经日过午时，米卢主动邀我们到“桑伯斯”餐厅小坐。闲谈中，记者不经意提到目前米卢在国内仍很受关注，有关他的报道依旧很多。一向谨言慎行的米卢此次却出人意料地回答道，“报道是很多，但其中有些东西明显是不真实地，是有些人凭空想象的。比如李响这件事……”没想到米卢会主动谈起这件事，记者赶紧凝神细听。 米卢一脸严肃地说：“我想能认识李响这样的朋友，我感到非常幸福。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完全是因为语言交流的便利，交流得多了，所以就成了朋友。”米卢真诚地表示，正是通过李响，他的一些想法才能够被人们广泛了解，李响在很多方面帮助了他，比如“快乐足球”的理念。 话锋一转，米卢的语气中透出一丝无奈，“在中国，女性干出点事业很不容易。所以，我愿意帮助这个不懂足球但很执着的女孩，我觉得她需要我的支持，我也想帮助她。她有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关于我们之间的事纯粹是一些媒体出于商业目的炒作。”米卢对媒体如此不客气的评价并不常见，因为他一向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随意评论他人的缺点，不愿意自己的话伤害到其他人。 不过，看来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把米卢伤得也不轻。李响就曾对那些嫉妒她的男记者回应说：“如果不是能和米卢直接交流，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采访条件。如果那些自我感觉很好的记者有这个本事，米卢也会接受的。” 离开中国已经半年多的米卢，如今谈起中国依然充满了感情。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民，因为两年半的时间里中国人给予了我很多。”而米卢家中大大小小的中国佛像、家具以及工艺品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米卢坦言，与李响交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她也是中国人。”(中新网)

足球裁判龚建平受贿案，29日下午在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就此新浪体育采访了新华社记者杨明，请他就龚建平一案谈了他的看法。具体访谈如下： 新浪体育：请你就龚建平因受贿被判10年谈谈您的看法？ 杨明：今天下午，全国注目的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黑哨案–龚建平案件在司法介入以后终于一审有了结果。龚建平受贿37万，被判10年。我听到周围有些人反应，包括有些网友的留言都觉得法院判的重了点，或者认为判的有点冤，认为龚建平一人成为替罪羊有点儿冤。我自己倒不这么看。我觉得10年判的并不重。因为一开始我也有那么一点感觉，好象比原来预想的要过了一点。但是仔细看了一下，实际上是2000年到2001年，就是在一年之中龚建平受贿了9次，受贿金额就达到了37万。这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觉得10年徒刑并不过份。 在开审前，我私下曾经预测三种结局：第一种，最可能的就是公平和公正的判罚；第二种，有一个担心，迫于社会的压力和全国的广泛关注，法院在量刑时会突破法律框架，会人为的处以重判；第三种，会不会因为主体分工不明。这种受贿是相当惊人的，是不冤的。我相信司法机关和法院他们在量刑方面他们都是按照法律条例来判决的。而且从中还考虑到龚建平是主动坦白，给他予以从轻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黑哨案今天只是一审，还不是最后的终审。但是我相信因为审判是全国关注。而且从上到下司法机关的班子都极其慎重的。以后是不是会有一些有反复，会有一些变化呢？我觉得可能这种变故不会太大。 黑哨案今天一审有了结果，我觉得它能够代表着三重意义： 第一、可以说是填补了法律的一项空白。因为我们是用司法解释这种方式来对黑哨，对龚建平进行判决的。因为司法解释，这种方式是否就能够说明以前那种黑哨。就是今天就抓住了龚建平一个，但是没有抓出来的黑哨呢？如果以后要发现依然是可以判的。而且今后的黑哨如果再抓到，就是前一段人大初定了刑法，把足球队主体身份的重新界定。现在会判得更严。我的理解，以后不管是足协的官员还是足球的裁判，他们以后受贿或者通过足球受贿，以后就要按照国家公务员来判，来处理了。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大家都能看到的，黑哨从今以后终于可以入大狱了。以前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是一个法律强光照不进的地方。足球场历来是法律强光照不进。从龚建平被判决今天一审被判10年，明确了做黑哨以后终于是要锒铛入狱了。 第三、现在虽然只抓到龚建平一人，但是很多的潜伏的黑哨，现在还没有取证到的黑哨，我相信他们在看到今天的消息以后，也是在瑟瑟发抖。为什么呢？因为对龚建平，对黑哨的判罚是相当之严厉，而且是按照司法解释来判决。也就是说，现在没抓到你，没有判你，是时机没到，一旦以后掌握了证据，取到了证据。即便是你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发生的，这种受贿依然还可以装入黑哨的框里，依然可以来判你。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判决是对痛恨黑哨，痛恨腐败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对于那些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是出于什么困难，暂时还没有抓出来的腐败分子，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威慑。相信以这次黑哨案今天的判决为起点，从今以后黑哨、假球中国足坛的腐败现象，相信会逐渐的减少。我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虽然可能暂时逃过了这一节，看到了龚建平，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站到审判席上，不要高兴的太早，不要庆幸太早，早晚有一天，只要你干坏事你就会被捕。 新浪体育：有消息说龚建平今天在庭上晕倒了并且吸氧了？ 杨明：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今天我们新华社有记者进去了在旁听，但是这个消息不是从我们记者嘴里得到的。 新浪体育：此前有媒体都对这次审判做出了一个预测，认为不太可能一审就会有判决，但现在一审就非常明确有了一个判决，您觉得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做出判罚呢？ 杨明：我不同意说这个判决是非常快的，这个“快”给人产生好象很草率的结果。我认为，从案件一开始龚建平被拘留，到逮捕，到公安机关，到检察院，到法院。大家注意一下日期，每一步他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法律的框架的许可，严格地来运作的。这次从时间和各方面办案，从宣武区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的运作，实际上我们大家可能都能知道，黑哨这个案件，实际上是我们党和政府，以及高法、高检的司法机关，包括像中纪委、监察部，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相当之关注。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很小的，一个普通裁判简单的受贿几十万这么件事件来处理。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关注的。社会影响面非常之大。所以看起来今天的一审是宣判了，但是在每个环节的时候，在高检当时发通知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我们各级的领导和相关的部门都在理应为这个案件，处理这个事情做了非常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包括协调，审判的时候，因为在检察院送交法院的时候，当时提过一个区域管辖权问题，这个问题是当时是提出来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再早一点，直到在公安分局拘留的时候才提出来。我想可能也是在各个层面运作交接的时候可能在检察院运作的时候，可能在法院那边可能有了很多的了解，在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可能肯定也会特别的重视，可能调查、考证都非常非常的详尽，所以在确定开庭一审的时候，已经是把案情了解的非常非常之透彻了，证据可能都调查的非常确凿了，才会有今天这样宣判的一个结果。我相信今天的判决绝不是草率的。 新浪体育：今天龚建平在庭又供认了两个边裁，都称他们受贿了？ 杨明：这个我想不会是龚建平在今天在庭上当庭来揭露的。龚建平既然是坦白交代，像这种材料，我相信可能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坦白了。而且我记得在比较早，去年的时候，有一些信息透露过，就是龚建平边裁的分钱的问题。 新浪体育：但是目前公安机关对这两个边裁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杨明：这个因为我不太懂法律，目前司法机关介入以后，在调查取证这方面，他们肯定会按照自己的程序来办，至于是案件涉及到谁，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新浪体育整理)

足球裁判龚建平受贿案，29日下午在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 检察官不表态 晚上18时左右，记者看到宣武检察院的三名检察官走出了法院，面对记者的追问，她 们没有任何表态就上了一辆等候在旁边的红色轿车离开了。大约10分钟后，顶灯闪烁的警车将龚建平押走。 是否上诉待定 对于判决结果，龚建平的辩护律师王冰称还不清楚龚建平的意见，是否提出上诉要由他本人自己决定。 据悉，龚建平的爱人昨天参加了旁听，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情绪一直比较稳定。龚建平本人对检察机关所指控的大部分受贿犯罪的事实都坦白承认。 没有证人出庭 昨天的庭审过程中，没有证人出庭。经过审理，法庭共认定龚建平在受中国足协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B组联赛主裁判员职务期间，先后9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其中涉及浙江绿城、鲁能泰山等比赛场次。 曾经吸过一次氧 昨天下午在审理龚建平案的过程中，龚建平也经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庭审过程中龚建平差点晕倒过，并在法庭上吸过一次氧。尽管旁听的人并不是很多，只有龚建平的家属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两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但从龚建平在法庭上几近晕倒以及吸一次氧的情况看，龚建平自己的思想压力很大。 当庭揭发黑边裁 在昨天下午审理龚建平受贿一案时，检察院提起诉讼的被认为龚建平收受贿赂9次收受财物共计38.5万元人民币的指控，在法庭判决时改成了收受贿赂9次收受财物共计37万元人民币，这其中之所以相差了1.5万元人民币。据龚建平自己交待，其中1.5万元人民币他送给了两名边裁，其中一名边裁送了一万元人民币，而另一名边裁送了5000元人民币。这样，送给两名边裁的1.5万元人民币，法庭就没算在龚建平收受贿赂的金额里面。 (青岛新闻网-青岛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