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晚会的确是一个可以让人一夜成名的好地方，正因为春节晚会有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才使很多演员越来越重视这个平台。春节晚会出现的演员很多，但是获利最明显的主要集中在歌手上。
晚会成造“星”工厂
张明敏是一例：这位香港业余唱歌比赛冠军，在台上比划的那几下子显得很业余，但一曲《我的中国心》在春节晚会上唱红了，就大不一样。他的专辑卖出近千万盒，至今在香港都不曾办过个唱的张明敏当年接了多少场全国巡演！内地老百姓可以不知道当红的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梅艳芳，但没有不知道张明敏和他的《我的中国心》。而后来人们才发现，他在香港不过是一个名气并不响亮的歌手，只不过是当时有人去南方出差，在一辆汽车上听司机放他的歌才知道他的。
《上海青年生活周刊》的文章说，前不久还在上海办个唱的费翔是更商业的一例：费翔的亲舅舅和表妹都在中唱上海公司上班，他舅舅是高级工程师。当年费翔的磁带想在中唱上海公司出版，但据说上海中唱的领导和发行大员一听其中有些翻唱的口水歌，没有什么出版发行的价值。后来广东太平洋公司拿去了，他们倒是很看好这《冬天里的一把火》的，一下子印制了50万盒磁带投入市场，结果市场反应一动不动。
1987年市场正流行齐秦的颇有原创冲击力的《狼》，识货的歌迷不会去买口水歌，特别是港台歌手翻唱的口水歌。广东人急了，广东人也真有办法，就熟练地运用当时全国人民还不熟悉的公关手段把费翔运作到春节联欢会上去露个脸儿。这下子不得了了：50万盒磁带立马销光，长相英俊帅气的费翔成了全国男女老少人见人爱的香饽饽。以至过了十多年仍有余泽可荫：同样是在台湾至今不曾开过商演个唱的费翔如今十来万一场的个唱单子演不过来。
费翔是百老汇不入流的演员，却因春节晚会一直火到现在。图为费翔去年夏天在珠海电视台举办“费翔歌友会”演唱老歌。参加歌友会的大多是一些三、四十岁的中年歌迷，他们都是八十年代费翔最忠实的追随者。(中新社)
《三联生活周刊》也指出，费翔当时是一个在美国百老汇不入流的演员，因为在春节晚会上点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一直火到现在。邓在军回忆捧红费翔的经过时说:“东方歌舞团的王昆拿来他的磁带和海报，我一听不错，连夜就写报告。”其实当时费翔所唱的歌一首是台湾歌手高凌风的，一首是文章的。但就是当时唱别人口水歌的他，因为春节晚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创造了中国歌坛的纪录：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销售了2000万盒，在内地开了63场个人演唱会。现在的歌手的专辑卖到10万已经是巨大成功，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费翔的出场费达到1万美元，直到今年年初，他还来到北京开演唱会。
除了演员，春节晚会还制造出不少“观众明星”。细心的观众如果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每年晚会直播的时候电视镜头扫向观众席的时候，总有那么几个熟悉的面孔。
从1992年起，每年的春节晚会上都可以看到靳羽西。当“观众明星”也不容易，羽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直播的需要，嘉宾在6点半就要到场，7点一到，导演就大叫：大家可以拍手了。于是，全场掌声雷动。作为传统新年的守岁节目，晚会要到凌晨2点左右才能结束。这时，整个人已经又累又饿了。
由于羽西长期生活在国外，听普通话还可以，但对那些带有方言色彩的小品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每次都有一个小翻译为她现场服务。这样，羽西对小品笑料的反应就慢了一拍，别人笑完了，她才刚刚开始笑。结果，电视上就看见满场只有羽西一个人在傻笑。
新秀争著上晚会
尽管春节晚会的地位已经开始衰落，但仍然不失为捧红新人的最佳途径之一，这一点已经屡试不爽。
《三联生活周刊》披露，第一个意识到春节晚会名利效应的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女歌手，当时，她默默无闻，所以无论如何她也不可能有机会走上春节晚会舞台。但是她通过一个极特殊方式把一张条子递给了当年的晚会导演，因此她不仅顺利参加了春节晚会，而且还独唱了一首歌。这件事发生在1988年。如今，这位歌手的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但她这种方式却被后来人发扬光大，因春节晚会而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条子演员”。
“条子演员”的出现往往是让导演和主创人员头疼的事情。“条子演员”以民歌手居多，戏曲演员其次，之后是流行歌手，而美声歌手几乎没有。记者在一家录音棚里采访时发现，这家录音棚近来生意红火，录音师告诉记者，最近来录音的大都是民歌手，录音目的是往春节晚会送歌。这些歌手大都没什么名气，有的甚至只具备卡拉OK水准，但他们不惜花上几万块钱的制作费录上一首歌。
春节晚会让中国名主持人、女演员曹颖更受欢迎。(木子网)
“条子演员”的出现与壮大的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初，出现个把“条子演员”安排起来还比较方便，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他们各显其能，往春节晚会里钻。以前，即便是“条子演员”，虽然托了关系，但还是用作品说话。现在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也知道作品是春节晚会强加的，与其说强加给别人，还不如强加给自己。于是，大量的年轻演员根本不顾及作品，甚至一年来根本就没在中央电视台露过面，但春节晚会一定要上，只要安排一个露面的机会就行。这构成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
《上海青年生活周刊》说，作为上海本土的歌手，胡彦斌去年一出道，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便拿下“叱吒乐坛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等多项大奖。日前在上海出席第九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颁奖典礼新闻发布会的胡彦斌说，春节晚会对他有不小的诱惑力。
胡彦斌的曲风和周杰伦相似，今年的春节晚会，有消息说原本在名单中的周杰伦因为歌曲太快，怕观众听不清歌词，已经被晚会剧组“下课”。胡彦斌表示，这对他并没有影响，反而说明了春节晚会对这种风格的需要。他在等著下一次的机会。“我以前和大家一样，也看春节晚会，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上面为大家表演。”
曹颖参加过两次春节晚会。第一次是以演员的身份参加，第二次是晚会的焦点：最年轻的主持人，并且从此走红。一次接到通知参加春节晚会是两年前，曹颖还在海南录节目，当时还不大敢相信自己入选，“你别骗我！”回忆起当时接到电话通知时的反应，曹颖如今依然有点兴奋。“春节晚会的舞台和一般节目的舞台完全不一样，一旦站了上去，压力也就立马而至，我想别人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大腕不再重视晚会
谈起春节晚会，中国歌坛大姐大那英直爽地说，“我确实说过‘没有必要去争’这句话，但我并不是针对春节晚会本身。”那英是较早“炮轰”春节晚会的明星之一，1998年，那英和王菲的《相约1998》在春节晚会上唱红大江南北，对春节晚会，那英自然有很深的感情。
她说，春节晚会是大多数艺人的一个梦想，能够在春节晚会上表演，也是对艺人的一种肯定。“现在我依然想上，但是如果感觉不对，我宁愿不上。”
那英是中国乐坛的大姐大。图为那英去年获得第七届中国原创歌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后在晚会上演唱。新华社记者任勇摄
“我已经说过，春节晚会往往不是针对艺人和音乐本身来决定演出的，所以有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原本是一首好歌，但是却变成了好几个人一起演唱，完全是在浪费好的作品。”作为一名歌星，那英有著一种对作品的珍惜。
其实不少歌手对春节晚会的心态，和那英是一模一样的，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既想在晚会上表演，又怕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两难的情况下，一些已经成名的艺人干脆放弃了，那英的话很实在：“我觉得我不再需要春节晚会来提升人气了。”
或许是巧合，孙楠的助理说，孙楠已经参加了3届春节晚会。不过今年已经确定不会参加，因为大年初一他将远赴美国，参加儿童基金会的义演活动。他认为，像孙楠这样的歌手，能够参加春节晚会，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和自己的其他活动有冲突的话，歌手往往就要权衡一下哪个活动比较重要，不能兼顾的时候，只好舍去一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活动。
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春节晚会演出，就是为了可以在自己成名的道路上“提速”，而对于成名已久的明星来说，是否到春节晚会演出，成了一个“鸡肋”问题。
明星炮轰晚会
中国演艺明星们以前都不敢对春节晚会说个“不”字，惟恐得罪了编导，被打入冷宫。今年情形不太一样，《海峡都市报》记者近期采访一些多次参加过春节晚会的明星，多数人毫不留情地向春节晚会“开炮”，声称春节晚会已患上“病毒”，对单调、自恋的晚会已不感兴趣。 郝爱民：惊喜离我们越来越远
作为除夕之夜奉献给全国电视观众的“年夜饭”，已经办了２０年，每年都说要给观众惊喜，其实惊喜离我们越来越远。答案很简单，如今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了某种行为艺术。晚会开始前，节目要一遍遍审，除了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外，还要审节目的棱角。在一遍遍“过堂”后，许多优秀的相声、小品棱角被磨平了，老百姓关注的反腐败等现实题材的作品根本没影，剩下的是《卖拐》、《卖车》、《马年说马》、《龙年说龙》这些不疼不痒的节目。
他回忆说，１９７９年，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次春节大联欢，他和侯跃文担任主持，郭兰英和新凤霞等人参加，那时众明星拿出来的节目都是经过演出市场检验的精品，不像现在几位编导关起门来折腾两个月，制作出来的劣品。我怀念过去的春节联欢晚会。
陈佩斯：朋友提醒我要给剧组送点钱
陈佩斯曾是春节晚会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后来因控告央视侵权而无缘晚会。图为由陈佩斯（右）主演的话剧《托儿》在长春市东方大剧院与长春市民首次见面。新华社记者迟海峰摄
春节联欢晚会开办之初，艺术家们在一起集思广益，央视台长、副台长与我们一起商谈节目的修改，艺术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不行了，编导时常要艺术家按他们的思路写歌、写本子，不听话说“枪毙”，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
召集的春节晚会已成了“造星工厂”，想出名的、已经出名的都尖著头往里钻。本来安排的独唱节目，后来变成了小合唱，有时还成了十多人的大合唱，艺术的味道变了。有次我和老茂的节目随著新人的增加一个劲往后推，最后推到零点大家放爆竹的时间段，有朋友提醒我要给剧组送点钱，我坚信不会这么龌龊，还出来辟谣，可结果让我很失望。我觉得艺术到了这步田地，还不如不参加。
严顺开：“自恋”越来越严重
２００３年春节晚会的编导给我推荐了一个小品，内容是反映老年人婚姻的，我看后拒绝了。一方面是剧本没新意，更主要的原因是春节联欢晚会既可以让人成名，也可以让人丢脸。年轻人还有翻本的机会，像我这样６６岁的老人，如果对不起观众，也许后悔要带进棺材。近年来春节晚会播出后，大年初一央视频道都要大吹大擂一番，全是优点，连一点含蓄的“希望”都没有，春节晚会“自恋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我还是躲远一点。
不愿透露姓名的歌星：央视为啥非要“近亲繁殖”？
从１９８４年起，央视每年竞选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可候选的人几乎没出过央视文艺中心办公室大门，就像前几年中国足球一样，每年都在换教练，可换人不换思想。央视为啥非要“近亲繁殖”，足球现在已经请了外国教练，央视为啥不请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来过过瘾。退一步说，请张艺谋、冯小刚来客串总导演，也不错。
晚会蜕变成名利场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播出的节目，有刻薄的批评家称，春节晚会最终打造成了一个富贵、豪华、镶金镀银的暴发户。随之而来的，就是它从一个每年都要给全国电视观众营造一次欢乐祥和的节目演变成一个受万众瞩目的名利场。
春节联欢晚会不可能摆脱商业化的影响力。去年和前年春节晚会的广告额已经突破一个亿，在除夕之夜的四个半小时广告营业额比一家大型企业的年利润还要高。有人从广告收益的角度，称春节晚会像一个暴发户，它当初的形象就像当年马季卖宇宙牌香烟时的打扮一样。就从这一点来说，就是全国电视观众对春节晚会都不满意，它也会继续办下去。
北京《三联生活周刊》最近披露，以近两年为例，马年晚会开始前的75秒钟，平均每秒开价20万元，晚会前后约有12分钟广告时间，总价值一亿多元。广告商得到“买一送三”的套装，即广告同时在央视歌舞、戏曲、国际频道晚会中同时播出。
到了2003年，独家承办春节晚会的一家广告公司透露，总广告时间增加了40秒（这40秒价值1200万元），每秒涨到了30万元，涨幅达50％。黄金时段零点10秒报时和除夕20点整的10秒报时是仅有底价的竞拍，零点报时的底价是588万元，最后被某企业以688万元竞得；20点报时卖了468万元。这12分钟的收入将达2.3亿多元。
春节晚会的商业利益远不止这些。每年的热线电话，春节晚会都会与中国电信合作，其中一年春节晚会接到的168声讯电话是308万个，即使以最低价每分钟1元，每个观众只打一分钟计算，这一项收入也有300多万元，当然绝不仅仅止于此。
春节晚会的念电报早让观众厌烦，每年都会强烈抗议，但却总是年年晚会年年念。阎肃解释说，有些是海外的、远航的，就盼著这一天。有一次一个大使馆的贺年卡说好了会念，后来却忘了，大使馆的全体人都愣在那儿了。他笑笑说，还有一些，是人家掏了钱赞助春节晚会，就想上个名字，你能不让人家上吗？周涛、朱军的“金嘴”念一个企业的名字不知会为央视带来多少利润。可知的是，2002年的晚会上，上一年广告投放额超过150万元的企业，可以得到一张入场券。而在2003年，这个价格涨到了200万元，春节晚会的椅子大约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了。
如今海外华人也能举办大型春节晚会。多伦多华人春节晚会近日举办，有1200多人参加，成为华人在加拿大主流社会引起关注的高品位活动之一。主办单位为多伦多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与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图为芭蕾舞“睡美人”。（摄影：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
另外，2003年的春节晚会委托南京市用全手工、有1500年历史、正在申报人类文化遗产的云锦为主持人和部分演员制作了50套服装。这些服装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完成5厘米进度，因此它是无价的，只人工成本费就高达500万元，这500万在晚会过后不知下落如何，是留给中央台？还是由演员们带回家收藏？可以肯定的是，下次晚会就用不上了。
为何鲜见好作品？
一名知情人士指出：春节晚会是名利场，也是打造明星的最佳时段。可能在这一夜之间就身价倍增，但它带来的目的不是艺术的推动，而是演出价码的提升。这是个不良现象，但又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二流的、三流的或是没名的演员就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钻。
但仅在晚会上露面还是不够的，上晚会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过把瘾就死，而是希望通过它的效应能给自己来年带来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就必须让观众记住自己，而记住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首好作品。但是，想在春节晚会上拿出一首好作品实在是太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说，以歌曲为例，每年春节晚会会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作品几千首，今年收到的歌曲已经多达4000首。就中国目前歌坛（包括各种风格）每年创作的歌曲，一年下来加一起也没有一次提供给春节晚会的多。照理说应该能出来几首好歌，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首能让人记得住的歌曲，这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质量不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层层把关往往带来层层修改，有些作品往往翻来覆去的修改30多遍，改来改去，原来的味道没有了。
相声是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以前，春节晚会上还能推出像《虎口余生》、《宇宙牌香烟》这样脍炙人口的段子，但近年来基本上推不出相声了，主要原因就是相声的社会负面影响问题无法解决。还有观众的包容度很差，听到不顺耳的话，便忍不住用各种方式向上面反映，造成春节晚会主创班子都不愿意惹麻烦，从而回避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作品。比如去年姜昆准备表演一个讽刺两面派的段子，讲的是一个村长面对央视爱心奉献团和焦点访谈采访组时的不同嘴脸，这是近年来难得的相声佳作，最终还是没能修改成功。连村长都不能讽刺了，相声还能讽刺什么呢？
歌唱演员于文华和尹相杰在海南博鳌举行的中国农业电影电视“神农奖”颁奖晚会上演唱。新华社记者姜恩宇摄
春节晚会因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提出“三个安全”：政治安全、播出安全和人员安全。由此对春节晚会把关，导演以上说话算数的有17个人，而这17个人每次都要说话。对待一部文艺作品的感受，17个人有17种感受。以前春节晚会算不上大事，没那么多人插手。现在晚会的重要性越来越提高，除这17个人，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赵本山表演《卖拐》，结果残疾人协会提出了意见。去年《卖车》，说今年要卖《担架》，打死他也不敢了。春节晚会，横竖都要应付，一个晚会，要想大家都满意，结果往往大家不满意。
版权利益起纠纷
正因为春节晚会推出一首好作品很难，所以一旦有好作品出现，就显得尤为珍贵，谁都想借助这个作品一炮而红。于是，一些因作品引发的争执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上春节晚会要舍得投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有钱未必就能如愿也是正常的。年末一则关于于文华经纪人讲述的陈年往事揭开了幕布一角。
据报道称：于文华自己花了几万元准备的歌曲被硬性安排给郁钧剑合唱，当时于文华敢怒而不敢言。随著赵安的离去，这件事被重新晾在阳光下。于文华的经纪人李年说：“这不是针对中央电视台或者是春节联欢晚会，而是有记者找到他，说到这件事了，才提起《想起老妈妈》这事的。好几次想想觉得算了，谁知道郁钧剑对外说《想起老妈妈》是他的歌曲，并列为代表作。这首歌词曲花了两万五，做音乐部分花了两万五，拍音乐录像花了30多万。”
当年《想起老妈妈》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重中之重，排在9点钟的黄金时间，晚会还特别为这首歌弄了一个亲情板块。李年认为：“从艺术上来说，郁钧剑不适合唱这首歌，如果安排男歌手的话，满文军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其实应该安排两个女歌手唱，因为后一个节目是三个男演员，从节目安排上来说男女合唱也不合适。”
陈红档案照。
更有“能力”的歌手侵占名气小一些歌手的歌也许不是春节晚会上的新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本来已经被一名男歌手买下版权，并希望通过春节晚会一炮走红，歌是走红了，但红的是陈红等歌手，并借此歌整整红了好几年。那个投入了几十万资金，连响声都没听著的歌手从此销声匿迹。
由此看来，春节晚会是一台极端特殊的晚会，它不顾忌的东西很多，比如你的作品不错，你想上，那也不能便宜你，再给你安排三个人。你就得绝对服从，不服从你就下去。有时候你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就得委曲求全，所以以前春节晚会不太尊重著作权拥有者的权利。
自从陈佩斯、朱时茂与春节晚会打官司后，春节晚会让演员们签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被称为“卖身契”，它的最重要内容在于：演员同意中央台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中央台在各类节目、任何载体使用或改编此作品不需要征得演员同意也无须支付任何报酬。据说，演员的稿酬在1000元～6000元之间，而现在买一首歌，再拍成音乐录像最少需要十几万元，赵本山说：“佩斯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自从陈佩斯向春节晚会发难后，他彻底从这个舞台消失了。
晚会何以费力不讨好？
不少京城老百姓表示，他们并不怎么在意春节晚会了，也不会拘泥于包饺子、看晚会等传统过年方式了，春节晚会已经不再是人们惟一的“宠儿”了。
有人说，过分关注春节晚会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生活态度。的确，在如今这个五彩斑斓的年代，抛开春节晚会，人们照样有很多的选择去度过除夕夜，干吗非得被束缚在电视机前看那几张老脸呢？
生活时报发表廖爱玲的文章认为，在媒体大肆宣传春节晚会的时候，您完全可以泰然处之，别把它太当回事儿了。
理由一：春节晚会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武江先生(北京某机关公务员，31岁)：春节晚会曾经被比做是“年夜饭”、必不可少的精神大餐，可现在却像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春节晚会质量是每况愈下，一台长达4小时的晚会毫无激情可言，节目形式呆板，缺少新意，缺少新人。听说今年主持人又是倪萍、周涛一拨人，老牌演员像赵本山、郭达等，个个比著在春节晚会呆的时间长短，春节晚会好像离了这帮人就办不了似的。所以当我在报纸上看了今年晚会的一些情况后，越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陈佩斯近日表示，的确上不了春节晚会。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李欣女士(海淀区某附中语文老师，28岁)：现在春节晚会的节目无非是唱歌、舞蹈、相声、小品、戏曲、杂技、魔术等，老套得很，而且多半是演员在上面演，观众在下面看，缺乏与观众的沟通力度。据说春节晚会的一切，都由为数不多的几个导演来安排部署，“枪毙”节目最拿手，开几次碰头会，就把“年夜大餐”定下来了。导演们确实忙得焦头烂额，但水平再高，毕竟也能力有限。导演在策划时就应该向观众征求意见，向观众们要方案，让观众直接参与到晚会中，不要有所顾忌，要知道观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彭先生(大学教师，33岁)：说实话，春节晚会的辉煌已经过去了，现在总给人一种费力硬撑又不讨好的感觉，观众其实早已吃腻了这道十几年如一日的年夜席，只以冷淡和无所谓去对待它了。虽说春节晚会众口难调，节目难做，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导演年年换，演员年年见(老面孔)，模式还是老一套。所以我现在看晚会，目的主要是陪父母，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晚会不过是营造气氛的消遣工具而已。光看那些徒有名气的演员，实在还不如去看广告呢。
白大妈(某居委会主任)：我们老年人对春节晚会应该是感情最深的，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老节目我至今还记得。团圆之夜，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台精神丰富的大餐，可无奈晚会的时间太长，我们老人很难熬得住，加上节目多是又蹦又跳的，眼看花了，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而我们老人的节目却少得可怜。
理由二：晚会弄得神神秘秘
每年的春节晚会都保持著一种神秘的姿态，不到最后时刻决不抖开包袱。据报道，今年的总导演金越一开始就要求剧组工作人员对外界尤其是对媒体一律封嘴，并采取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将泄密者开除出剧组，因为“走漏风声”，剧组已有两人被开除。
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想到时候给人们一份意外的惊喜，惟恐过早将晚会节目内容公开化，使它失去新鲜感了。但故弄玄虚，大吊观众的胃口，这样的行为所起效果又会怎样呢？
笑星赵本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获得中国人最多掌声的小品演员，甚至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的“卓别林”。新华社记者马窦摄
一位艺术学院的老师直言不讳地说，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越遮遮掩掩，迟早有一天观众会对之丧失兴趣，就越发不再把它当回事了。而这又似乎已经有了相对证的事实。晚会剧组拒绝与外界接触，无形中使得各种有关晚会的“小道消息”蔓延，各种猜测和预想逐渐在观众心目中形成，等到节目正式上演，与观众的预想和期望相差太远，自然批评也就来了，所以晚会大可不必与世隔绝地闭门造车。不给观众充分的建议空间，这样造出来的东西观众也不会在乎了。
理由三：明星对春节晚会说“不”
参加春节晚会的演员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主动权，由于受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导演的要求、时间的局限，加上春节晚会的造星力减弱了，使得不少明星也对春节晚会开始说“不”了。
陈佩斯近日表示，连日来他一直埋头在音乐剧《日出》排练场参与紧张的连排合练，还有10天《日出》就要跟观众见面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于对艺术和观众的负责，身兼出品人、艺术总监和主演的他根本无暇分一点心，所以的确上不了春节晚会。原因很简单：《日出》首轮全国巡演的日程早就定下来了，大年三十他正在外地巡演。同时他也说，春节晚会不是自己惟一的艺术舞台和艺术追求。
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春节晚会总导演赵安今年只能在看守所看晚会。(资料照片)
作为歌坛大姐大的人物，那英已公开宣称不会上春节晚会，表示自己已经不需要靠它提升人气了。
腾格尔送了两首歌到春节晚会剧组，其中有新歌《敕勒川》，但腾格尔对上晚会似乎并不抱很大的希望。他表示，如果到时候，剧组把他送的曲子删剪成一分钟两分钟的歌曲，他情愿不上春节晚会，“如果更改我的一个音符，我都不会同意。”
孙楠已向总导演金越提出了辞呈，决定不参加春节晚会的演出。理由是自己要到美国演出，时间上与晚会有冲突。
（多维社 黄东）
- 分享精彩生活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