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在河北省清苑看守所录象监控室第15号监控器上的是一个偌大的监号，几个犯人正围坐在桌边下棋。52岁的李友灿就在这个监号。下棋是他在看守所里的娱乐活动之一，其他时间用打扑克和唱歌打发。看守所干警对这位已经判了死刑的前副厅长印象不算坏，“在所里是一个比较守纪律的人。”
不过河北衡水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李友灿“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务，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2005年1月13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侯磊在向“两会”代表做报告时说，李友灿受贿4744万元一案，是迄今为止全国个人受贿金额最大的案件。
“贪可敌县”
李友灿的家在石家庄的省直住宅小区，住宅楼是上个世纪的老式建筑，破旧得有些寒酸，楼道狭窄昏暗，楼梯扶手上满是尘土。整栋楼的住户都是河北外贸厅系统的职工，听到记者问李友灿的人大多神情怪异，一个邻居干脆说不认识。
敲响李友灿的家门，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很久以后才把门打开，在了解到记者的身份后马上把门关上。她就是李友灿的妻子杨青，据称在河北省邮电系统工作。据检察官说，她对李友灿受贿过程并不知情，所以此事对她打击很大，在一审和二审宣判时杨青曾两度昏倒。
根据河北省高院的二审判决，作为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副厅长、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原主任的李友灿，在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利用自己主管河北省汽车配额的便利，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4744.44万元。而这4700多万元受贿款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几次受贿得来的，其中最少的一次受贿300万元，最多的一次共受贿1640万元。因为都是现金，1640万元人民币总共装了十几个提包，李友灿像“运苹果一样”把这些装满百元大钞的旅行包用轿车运走。
据测算，这4774万百元现钞的总重量达474多公斤，而2004年世界男子举重最高级别的挺举记录是263.5公斤。这些现钞如果相连排在一起， 大约有71公里长。
出身农村，曾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的李友灿，在总共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每月受贿达220多万元，每天受贿7万多元，这远远超过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等巨贪的个人受贿额，几乎相当于河北省一个中等县一年的财政收入。
曾经顺风顺水
与现在的落魄相比，曾经的李友灿可谓一帆风顺：参军，成为战斗英雄；转业，从副处级一直到副厅级。
1952年5月7日，李友灿出生于河南淮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李友灿由姐姐带大，后在淮阳县安岭乡中学读书。1970年，李友灿参军，他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直至军作训处副处长(副团级)。检察官也对李友灿30岁左右就担任团级干部表示了肯定。
1987年，“年轻有为”的李友灿转业到河北省计经委办公室工作。
当时李友灿的仕途是一片光明，据一位熟悉他的老干部说，到计经委后不到一年李友灿就被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管个车什么的，有实权，能给人办事，和同事关系不错”。1992年，李友灿平调到省机电办当副主任，4年后升为主任，并任省机电办招标局局长。据招标局一位原副总工程师说，当时的李友灿“自己的事情特别多，大家不知道他天天都做什么，他也不用公家的车，他自己在部队找了个司机，弄了个车。”据说当上局长后的李友灿比较“讲架子”，“招标局局长原来一个小办公室，他来了之后就在五楼弄了一个大的。”
2000年，河北省机构改革，机电办划归外经贸厅，李友灿升任外经贸厅副厅长，但仍兼任省机电办这个“处级单位”的主任。据那位副总工程师讲，李友灿当副厅长时还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本来招标局是个副厅级单位，他从招标局走的时候却把副厅级这个名额也带走了。他到外经贸厅的时候不占那里的副厅级名额。”这一情况记者在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厅长邹世华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因为没有名额，以至于招标局“很长时间没有一把手”。
当上副厅长以后的李友灿开始“麻烦不断”，据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厅长邹世华说，李友灿当上副厅长后“就没有正常工作”，很快就有人开始举报李友灿在招标局的问题，“主要是在财务、用人、房子上面。”2001年初，省委组织部开始对李友灿进行审查，但“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直至李友灿出逃，省里对他的审查没有间断。据邹世华说，此时的李友灿“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接受审查，情绪不高。”而且李友灿的糖尿病很严重，“2003年初的时候，他曾要求退休。”
2003年4、5月份，河北省纪委成立专案组，对省机电办进行审查。2003年8月，又一次机构改革，撤销外经贸厅组建商务厅。在此关口，李友灿突然失踪。随后，李友灿受贿案浮出水面。
配额倒卖
李友灿受贿案的情节并不复杂。
2000年4月，李友灿去北京的一家高尔夫球场打球，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同在球场打球的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华公司)总经理丁宁。根据二人事发后的证词，丁宁邀请李友灿到北京的一家高级涉外饭店就餐，对李友灿表示想从他这得到汽车进口配额，并允诺等赢利后给他好处费。当时李友灿表示“一定想着这件事”，并要求如果丁宁在河北要配额只能跟他一个人联系。
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厅长邹世华说，河北省的进口汽车配额“一要给机电产品出口多的单位，‘以进奖出’，二要给汽车销售部门。”所谓“以进奖出”指的是一种奖励出口的方式，因为进口汽车利润很大，得到了一个配额实际上就得到了相关的利润，所以国家就把这些配额分配给出口创汇多的企业，以奖励他们的出口。而河北省机电办掌管着全省进口汽车配额的审批，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单位。
根据衡水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此时的李友灿已将目标盯在了河北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身上。2001年5、6月间，他给了该公司总调度室副主任朱冀蕾一个手写电话号码，让她与丁宁联系，要求以后河北省汽贸的配额改与丁宁合作，随后朱冀蕾在森华公司和丁宁商谈了配额交易方式。2001年8月，李友灿给丁宁打电话，告知上半年的69个配额已经批下，由朱冀蕾送给他，并让丁宁送给河北汽贸50万元。几天后的一天下午5点钟左右，李友灿一个人开着一辆奥迪车到森华公司楼下，将三个长约60厘米、高和宽约20厘米的装满百元大钞的蓝色提包装在车上，随后将这些钱放到了他在北京市丰台区鹏润家园文苑2A504室的房子中。
这是李友灿收受的第一笔钱，总共300万元。
此后，李友灿又按照同样的方式数次成功操作。2001年11月，李友灿打电话给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副总经理贺立新，让他把该公司申请下来的130个配额转让给森华公司。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与省机电办有着密切的往来，据贺立新证词说，当时他“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此时朱冀蕾那边也批下了130个配额，李友灿再次单独约见她，让她将这些配额提供给丁宁。
根据一审判决书，此后李友灿先后通过朱冀蕾、贺立新等于2002年4月将205个配额，2002年8月将225个配额，2003年4月将480个配额提供给森华公司使用。期间，李友灿又从批给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的配额中向贺立新索要了10个，亲自提供给丁宁。这样，丁宁一共通过李友灿得到了1249个配额。
搬钱“是个体力活”
据李友灿的辩护律师裴广川说，李友灿家里并不缺钱，“大概有个一二百万吧”，而且这些都是合法收入。据这位律师说，李友灿“极有商业头脑”。一个例子是，在他担任省外经贸厅副厅长期间曾带队去韩国考察，当时同去的很多人都是给自己买电器和服装，只有李友灿买了3000条领带。一条领带在韩国折合人民币7块钱，从天津入境后，在天津劝业场每条是28块钱。两包领带李友灿赚了6万块。
虽然家里不缺钱，但如此“富有商业头脑”的李友灿不会轻易放弃赚钱的机会，而且就他当时的情况看，省里对他不断审查，他在仕途上很难再有大的进步，同时自己的儿子在加拿大读书，客观上也需要钱。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加入WTO时的许诺，汽车配额制将很快取消，到时候机电办主任的权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第一次拿了300万后的三个月，也就是李友灿第二次提供给丁宁260个进口配额后。丁宁再次给了李友灿现金875万元。在2001年12月或2002年1月的一天，丁宁打电话给李友灿，告知说配额的生意做完了，钱已经准备好。随后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李友灿再次开车来到森华公司楼下，丁宁从奔驰车的后备箱中拿出8、9个装钱的蓝色提包。随后李友灿将这些钱再次放在北京的房子中，后来存入银行。
又三个月后，丁宁第三次拿到配额。根据丁宁的证词，这次是李友灿打电话让他准备1018万元现金，并说好晚上去取。由于时间紧急，丁宁只准备了852万元，分装在8个提包中。晚上6、7点钟在森华公司楼下，丁宁将钱交给了开着银灰色高尔夫轿车的李友灿，并约好余款166万元次日下午来取。第二天下午李友灿如约而来，取走余款，一样也是放到在北京的房子中。
2002年9月，丁宁第四次得到配额后，再次给李友灿打电话。根据丁宁司机刘雨的证词，丁宁让他与另外一个公司职员在农行取了三提包现金，每包100至120万元。下班前，丁宁又让他把保洁员休息室里放的现金也搬到车上，这样车上共装了8、9包现金。当晚11点左右，他和丁宁开车到北京河北饭店停车场，将钱交给了李友灿。
最后一次是2003年4月上旬，这也是李友灿受贿最多的一次。490个配额，丁宁给了他1640万元。根据李友灿的证词，又是一个傍晚，又是森华公司楼下，同样的蓝色提包，丁宁将800万元给了李友灿，次日上午又付400万元。4月26日上午，在相同的地点，司机刘雨又将440万元交给李友灿。据检察机关查实，这批钱，前后大概16个提包都是50多岁的李友灿一人搬来搬去，而他存钱的房子在5楼，“也是一个体力活”。
而在此之前的2002年4月，李友灿找到唐山冀东机电设备公司，以“经常去北京，带司机不方便”为由，索要了一辆总价值在21万多元的银灰色高尔夫轿车。检察机关的调查显示，他索要小汽车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为了“运钞票”。
4个月后，在又一轮的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商务厅领导中没有了李友灿的名字。而此时省纪委正对机电办一些人员的经济问题进行查处，心虚的李友灿仓皇出逃，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出逃境外反落网
2003年8月，就在河北省纪委调查省机电办工作人员经济问题期间，该办公室一位科员自杀身亡。李友灿自觉大事不妙，趁还没有被调查之机，销毁了他所审批的有关进口汽车配额资料，然后跑到北京。在匆忙做好一系列善后工作后，李友灿化名“张建国”、“李金生”，通过一家旅行社，仓惶逃往俄罗斯。
“他出逃得很匆忙，以出国旅游的名义出去的，当时有传言说在查机电办什么事，他心虚了。有个朋友就给他做工作，一直让他走，说走了就没事了。”一位知情人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出逃之前，掌握他的东西并不多，出逃等于整出了很大的动静。”这位知情人说。
“他跑了以后，我非常惊讶，我是一把手啊。” 原河北省外经贸厅厅长，现河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会主席邹世华对李友灿的“不辞而别”非常震惊。
李友灿在出逃前甚至没有通知自己的家人。
异乡被捕
出逃后，李友灿躲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一个与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隔江相望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在俄期间，由于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李友灿担心俄罗斯警方发现，便租了一个房子，平日基本不出门，甚至连日常用品都是叫人送过来。
据说，在哈巴罗夫斯克期间，李友灿由于念着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内亲人，常常以泪洗面。
大概5个月后，李友灿觉得哈巴罗夫斯克靠近中俄边境，不太安全，便打电话找了当地一个开餐厅的华人，要求做假护照并帮他买飞机票准备再次出逃。
“李友灿被捕是因为知情人举报。证人(知情人)在国内也有消息来源，他们只是因为他想出去，就帮他出去了，但是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出去。后来了解了情况，就跟警方联系。”一位检察官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中俄两国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这为跨国缉捕李友灿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警方在外事部门的协助下，向俄罗斯警方提供了李友灿出逃该国的有关情况。在俄方的协助和配合下，2004年4月9日，李友灿在哈巴罗夫斯克机场被逮捕。
“他在俄罗斯被抓之后，曾试图在洗手间撞头自杀，不过没撞死，他遣送回来的时候头发特别长，头上的疤也特别明显。”一位知情人介绍。
10天后，他被押解回国。
艰难侦查
在李友灿出逃不久的2003年9月1日，河北省纪委、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即成立“0391专案组”，对李友灿的犯罪事实进行侦查。
“他的犯罪过程很隐秘，在他出逃之前，没有迹象表明他涉案金额这么大。”一位检察官说。
办案人员首先对李友灿的住宅和办公室进行了搜查，但李友灿使用的电脑中所储存的资料已全部删除，记录有关事项的笔记本也已经销毁。
办案人员决定先从李友灿近几年所审批的进口汽车配额上着手。在省机电办，侦查人员发现，有关资料早已被全部销毁。随后，侦查人员驱车赶赴北京，在中纪委和河北省纪委的协调下，从国家机电办和国家许可证管理局获取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料。资料显示：从1998年以来，河北省机电办共为省内20多家企业办理进口汽车配额4241个。随后，办案人员对这份配额资料进行认真研究，并逐个对申请进口汽车配额的20多家企业进行调查。
半个月过后，调查结果令办案人员大失所望：通过对20多家企业的排查，除发现个别企业在申请进口汽车配额过程中向省机电办有关人员行贿的材料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李友灿受贿的线索。
为找出破绽和疑点，办案人员重新进行了审查，终于发现了一个疑点：在李友灿审批的进口汽车配额中，河北省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得的配额数量居20多家企业之首，经办人则是该公司调度室副主任朱冀蕾。
办案人员立即转移工作重点，对朱冀蕾展开调查。据朱冀蕾交代，在为本公司办理进口汽车配额过程中，李友灿曾多次授意她以河北省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申请，配额批下来后，由该公司和北京森华公司共同使用。在这一非法交易的过程中，自己收受过北京森华公司的贿赂，李友灿肯定也接受过北京森华公司的贿赂。北京森华公司的总经理丁宁经常和李友灿直接单独联系，因此李友灿受贿数额有多大，受贿的过程如何，朱冀蕾称自己并不清楚。
取证要跨国
此时，北京森华公司总经理丁宁已定居新西兰。
办案人员在对森华公司的业务往来情况进行审查的时候，发现该公司有一个被称为“八部”的秘密财务部，专门负责丁宁对外私下往来的帐目，但电脑中的许多资料已被删除，只留下一份记录公司业务往来的流水账。这份帐面显示，自2001年以来，森华公司为支付河北省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唐山冀东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进口汽车配额购证款，划出人民币6000多万元。
专案组很快联系上了丁宁。“检察机关给他做工作，他的根在中国，他的公司也在中国，不想一辈子背这么大的包袱。作为行贿人来讲，他的思想压力也小一点，而且他是个商人。我们给他做工作，他也可以接受。”一位检察官说。
在权衡利弊之后，丁宁致信专案组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讲清同李友灿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只要国内派人前去，他愿意合作。
2004年3月9日，专案组派员飞抵新西兰。办案人员当面向丁宁表示，只要丁宁如实提供李友灿等人的犯罪行为事实，一定对他宽大处理。在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丁宁向办案人员交代了情况：从2001年至2003年上半年期间，李友灿利用职权，将1249个配额批给给丁宁，从中以省机电办的名义先后5次从森华公司收受贿赂4723万元，其中最多的一笔高达1640万元，最少的一笔也达300万元。根据办案人员的要求，丁宁还提供了相关的证据，
“丁宁的证言非常到位，从法律的角度，从事实的角度，都非常充分。”一位检察官说。
起诉书只有四页
李友灿一被押回国内，河北省有关方面就指派衡水市检察院接手这个案子。
和所有人贪官一样，李友灿开始态度也很顽固。“后来经过精神和智商上的交锋，他交代了。突破口打开之后再逐步突破，应该说还是非常顺利。”一位检察官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据一位看过审讯录像的人士透露，审讯过程中，李友灿不再像被捕时情绪那么低落，他的态度非常平稳。“他在机电办就不是很招摇的人，跟人家交往也不是特别热情，总之就是不招摇。从他作案的手段也能看出来，很隐秘，他的家人也不知道。”
在审讯中，李友灿交代了自己的犯案动机。“因为跟他交往的人都是出手比较大方，消费也比较高档，他自己心理上不太平衡。第一次收钱还紧张一点，后来逐渐的就不在乎了。据他自己交代，他收钱的时候根本没有数过，因为钱太多了，而且来得很容易，多点少点的他也不在乎。”知情人介绍。
2004年7月6日，李友灿落网三个月后，河北省衡水市检察院对他提起公诉。由于案情并不复杂，加上涉及的人员较少、手段单一，衡水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只有薄薄四页。
9月9日，衡水市中院经审理认为：李友灿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贿赂4744.4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决定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审判过程中他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没有什么过度的反应，在法庭上自己答辩准备得也比较充分。”据一位参与庭审的人士回忆，“宣判之后他的脸色变得很苍白，不过当时是自己走出去的，没有说到了走不出去的地步。旁听席有一位女士晕倒了，应该是他妻子。”
2004年11月25日，河北省高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李友灿上诉，维持原判。宣判之时，李友灿的妻子再次当厅昏厥。
目前，李友灿案已交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复核。“我们国家法律的一个原则是经济案件死刑要慎用，因此要交最高院复核。”河北省高院刑二庭庭长赵增国表示。
狱中李友灿
从保定市区向南十公里是清苑县城，再向南两公里是清苑县看守所。
看守所很隐秘，大门口只挂着清苑县消防大队和一个刑警分队的牌子。从大门进去向右拐，再向左拐，才能看到高墙、电网和看守所绿色的铁门。铁门背后是一个横向的狭长院子，迎面的是一个深邃的走廊，左边是看守所办公室，右边是录象监控室。走廊不远还有一道铁门，门后面就是真正的禁地――监号。
1月21日上午，天气有些寒冷，清冷的空气中不时有武警打篮球的吆喝声传出，而头顶上是看守所的岗哨和他们手中的枪。李友灿就被关押在这里，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这里迎来死亡。
“级别最高的犯人”
李友灿是清苑看守所建所以来看押的级别最高的犯人。“我们是把他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压力很大。”一位知情人说。
接到看押李友灿的任务后，保定市专门从所属各区县抽调了8名业务精干对他进行监护，“都40岁左右，经验丰富。”监护是24小时的，每6个小时一班，白天一个人一班，晚上两个人一班。“晚上的时候，李友灿可以睡觉但我们干警不能睡，就这么看着他。”负责监护的干警被嘱咐要随时注意李友灿的身体状况和情绪波动，“主要是怕他出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李友灿在从俄罗斯被押解回国的时候曾数次试图自杀，看守所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情况，对他的安全格外注意。
因为李友灿有严重的糖尿病，看守所还专门买了冰箱给他储存所需要的药物，而且“每个星期请县医院的医生到看守所给他检查一次。李友灿对我们很感激。”
二审已经被宣判死刑的李友灿并没有单独关押，而是和其他15个犯人关在一起，据说这主要是考虑他的情绪：集体生活在一起有利于他的心理健康。“人多了以后他就容易放松，有生活气氛，人少了他容易多想。”
把死刑犯和其它各样犯人关在一起也是看守所的传统之一，“不同罪名的犯人押在一起不容易形成小团体。”一位干警说。根据规定一个号最多押28个，每人要保证2.8平方米的空间。
河北省公安厅经常派人来视察李友灿的看押情况。事实上，把李友灿羁押在清苑看守所本身就表明了当地对此案的重视――清苑看守所是河北省仅有的三个国家一级所之一， “连续22年没有出过事故”，而且从看守所到李友灿二审所在地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过30分钟的路程，很便利。
唱歌、下棋、打扑克
虽然被8个干警特别监护，但李友灿的日常起居仍和其他犯人一样，用知情人的话说是“同步管理”。“每天起床、吃饭、唱歌，列队出操都是按规定的。”
在看守人员的眼中，军人出身的李友灿是一个比较遵守纪律的人，也“比较开朗”。李友灿经常和大家一起唱《社会主义好》或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的革命歌曲，而且“唱得还凑合”。狱中的李友灿对法律知识很有兴趣，监狱组织学习的时候还经常“带头给大家读报”。
李友灿所住的监号是一个很大的屋子，两边是大通炕，中间有桌子。据知情人说，李友灿很喜欢打扑克和下棋，棋艺不错。《时代人物周报》记者在看守所的录象监控室里看到了李友灿所在监号的监控图象，画面上几个犯人正在监号中间的桌子上下棋。
知情人说，看守所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照顾李友灿，但李友灿“没有提出过过分的要求”。据说李生活很节俭，平常开销就是买个肥皂牙膏之类的日常用品，抽烟也是买当地烟。在青苑看守所关押的5个月中，他的家人没有来看望过一次，也没有送过任何钱物。“他的花销都是省高法负责，没钱了我们就给高法打电话，大概花了几百块钱吧。”做为农家子弟，李友灿的节俭也在他的律师裴广川那里得到了证实。据律师说，李友灿当上副厅长之后穿的西服“比我的还要破旧”，而且喜欢在路边小摊吃饭。
等待死刑复核
二审过后宣判了死刑的李友灿几乎没有情绪上的波动，“在看守所里很平静，情绪不错”。“他心中应该是早有准备了。”看守人员说，他认为李友灿的“脑瓜很好使，思维比较清晰”。
李的律师裴广川也说，被看押的李友灿思维很灵，“他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好，你要是能看到他对自己问题的叙述你会感觉到他叙述的太准确了，意思表述得太准确了。”
看守所中的李友灿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很多记者，国家的、省里、市里的，包括市局领导都说要我们做工作要他接受采访，但是他都没有接受。”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经来到看守所，要拍一个记录片，李友灿说“我不需要报道”，最终没有接受采访。据李友灿的主审法官之一，河北省高院刑二厅厅长赵增国说，省委组织部也曾经组织了11个媒体记者去采访，最终亦无功而返。
据说李友灿特别感激看守所的干警，“因为我们的管理比较到位，每天和他谈话，给他做思想工作，有病给他治疗，想吃点什么力所能及的都给他做。”另外一点就是看守所里的李友灿没有副厅长的架子，“人到了什么地步就要说什么话，他知道不能摆。”
按规定，犯人之间不许谈自己的案情和透露身份，这些事宜看守所干警也曾提前告诉过李友灿，所以与李友灿住在一起的犯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与李友灿同号的犯人看到的只是一个52岁的、喜欢唱歌、读报、抽保定烟的普通人。而这个“普通人”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等待生命的结束。
裴广川：悲剧在于错位
在李友灿一案的庭审过程中，李友灿的辩护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裴广川提出起诉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绝大部分不具备“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利的要件，他的行为不属于受贿，而属于诈骗。
1月23日，在李友灿一案进入死刑复核期间，裴广川在北京接受了《时代人物周报》的采访。
时代人物周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接手这个案子的？
裴广川：我从一审就开始接手。当时第一印象就是数目特别巨大，级别比较高。逐步深入之后我就有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只有96万元是属于受贿的，其它的是属于诈骗。二审的时候发现，他为了表示态度好，把一些合法收入也作为涉案金额交待出来了。
我认为，应该一部分定受贿罪，一部分定诈骗罪，受贿96万可以不判死刑，诈骗罪也没有死刑，数罪并罚执行一个无期也就到头了。
时代人物周报：但是在检察机关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受贿案，他是利用职权之便来实行犯罪的。
裴广川：他的职权是什么？他是机电办主任。这个主任的职权是什么？是批指标的。他如果利用职权，非法给河北省的那些单位批指标，为丁宁牟利，这是利用职务之便。但他批指标的时候工作程序和数量都是合法的，这些企业跟机电办也没有隶属关系，只有工作关系。他们拿到指标了，然后李友灿介绍他和别人做交易，这就是间接关系了，按照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来说，法律上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直接的因果关系才是承担责任的客观基础。所以除了那96万之外，他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工作上的关系欺骗别人，获得大量的金钱。
(衡水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她认为：“这种辩解是行不通的。 他是国家公务员，虽然他不是直接把配额给了丁宁，但是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先给一些企业批到了配额，再利用他的职权影响这些企业，让这些企业去和丁宁交易，让丁宁得到了利益。丁宁得到利益之后，再给他一部分，这就是很典型的受贿行为。”最终，法庭没有采纳裴广川的这一辩护意见。)
时代人物周报：但是他如果在机电办主任这个位子上的话，他会跟那些企业说如果你不把这些配额交给丁宁，那下次我一个都不给你了，他稍微一暗示就可以。
裴广川：暗示不能认定为职务上的行为，职务行为是在职权里能够实施的行为。谁都可以进行暗示，那职务关系就没有任何界限了。
我认为他受贿96万，是因为他向人家要了一辆价值21万的车，还从人家手中把10个指标要了回来，利用这个获得了钱。这个是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行为。
时代人物周报：利用职务之便和利用工作之便有何区别？
裴广川：两者有严格区别。职务之便是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不是利用职务产生的间接影响。如果把职务之便和工作之便等同看，那么所有的国家干部，只要是经济犯罪全部是受贿，为什么呢？因为肯定会跟你的职务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就是职务之便的话，那国家干部涉及经济犯罪的罪名只要一个受贿罪就可以了，不用设立其它的罪名了。
2004年全国法律顾问资格考试就是考的类似案例，名字不同，情节完全一样，专家组就认为是两个罪，一个是受贿，一个是诈骗。我和李友灿没有私人关系，这样的贪官我也恨他，但是一个法制国家就要按法律办，哪怕在这个案子中李友灿可能占了便宜，但这与执法不严相比，我们应该要前者不要后者。
时代人物周报：您怎么评价李友灿这个人？
裴广川：这是个有能力的人，极有商业头脑，他要是不走当官的路而是去经商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商人，他一当官一利用权力牟钱他就出事了，他的悲剧就在于他的能力跟他的职务错位了。
时代人物周报：作为一个副厅级干部，待遇不错，家里也不缺钱，他为什么还要受贿呢？
裴广川：实际上是这种配额制度所形成的双轨制害了人，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任何人都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寻找谋取最大化的手段。双轨制里面就有空子可钻，再加上监督力度不够就会出问题。当然主要还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但是体制上的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配额腐败：200亿黑洞？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我国入世承诺，在三年过渡保护期内，汽车进口实行配额和许可证管理，进口汽车及其关键件的配额，在2000年的60亿美元的基础上每年增加15%，最终达到2004年度的104.94亿美元，2005年全部取消。
进口配额和许可证都是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进口配额又称进口限额制，是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以内，对某些商品的进口数量或金额加以直接的限制。在规定的期限内，配额以内的货物可以进口，超过配额不准进口。
进口配额的管理往往要通过进口许可证来实现。进口许可证制是指进口国家规定某些商品进口必须事先领取许可证，才能进口，否则一律不准进口。中国对汽车进口配额的管理就是通过对经销商发放汽车进口许可证来达到的。中国的汽车进口许可证由国家按地区统一分配，各地机电办发放。
“配额就是权，权里边就是钱”
由于配额的控制，进口车一直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炒卖原本是非有价证券的汽车配额许可证就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这个灰色交易的利润大得惊人。一张工本费只有10元的进口汽车许可证在黑市上可以卖到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例如，一个进口车经销商拿500个许可证的费用不到1万元，平均每个20元，但转手卖出去的话，以每个许可证10万元计，可以赚4999万。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给记者算了一笔帐：“2004年进口20万辆车，如果一个许可证以10万元算，那么这个黑市交易的盘子大约有200亿，从来没有人查这200亿到哪里去了。厂家、商家都没有得到利益，而消费者要多付出几百亿的代价。”
“实际上，给谁配额就是给谁钱，谁给谁也赚钱。”原河北省外经贸厅厅长邹世华说。而在贾新光看来，配额分配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谁也没法揭开黑幕。”
“有一些进口的东西要限制，机电办的职责就是让它进或者不让它进，是一个权力部门。它虽然没钱，但是有权，比如汽车配额审批。这个许可证我给你，实际上就是给你钱啊。配额就是权，权里边就是钱。”原河北省机电办一位官员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在这个背景下，李有灿涉案的金额如此惊人似乎就容易理解了。
除了滋生腐败，贾新光认为倒卖汽车配额许可证对汽车市场造成很大混乱。“本来在三年过渡期，要把汽车价格过渡下来。”恰恰相反，2002年关税按照承诺调低，而进口车价不降反升，这其中配额许可证的作用“功不可没”。
2004年，由于预计到2005年的配额取消可能带来的供求变化，许可证开始被抛售，价格大幅跳水，并进而引起车价崩盘。“这是对以前不合理高价的惩罚。”贾新光说。
有评论认为，配额许可证管理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它不仅没有确立进口的秩序，反而对市场的秩序进行了干扰。
贾小左涉案，后果很严重
在调查李友灿案的过程中，原国家经贸委机电司配额管理处处长、国家机电办副主任、商务部机电司副司长贾小左涉嫌收受李友灿8万美元及50万元人民币。根据此案辩护律师裴广川的二审辩护词，现已查明贾小左受贿600万元。此案目前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而河北省机电办也有多人涉嫌其他经济案件被捕入狱。“基本上，整个班子都烂掉了。”一位检察官透露。
贾小左的被捕会掀起多大风暴，目前尚不得而知。
2005年1月1日，中国取消汽车及其关键件、光盘生产设备这两类商品的进口配额管理，普通商品进口配额至此全部取消。2004年12月底，商务部正式公布了《汽车产品自动进口许可证签发管理实施细则》供进口商次年申报时参考。
贾新光对此表示了审慎的乐观，同时希望“新的许可证制度不要流变成旧的许可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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