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多维媒体创办人何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现代性和本土化”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何频并加以修改补充，讲话题为“建立中国人的全球影响力──媒体的趋势以及多维希望承担的使命”，时间：2005年6月5日，地点：波士顿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大楼。
二、中文媒体：泛滥成灾和追求卓越(上)
整体而言，中文媒体是朝阳事业。中文媒体的专业性与西方媒体尚不能放在同一层次讨论，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具备世界影响力的专业中文媒体。不必讳言，这是因为中文媒体长期处于弱势，长期被政客、被意识形态操纵，也与中国的国力有关。正因为如此，社会一旦趋向开放，中文媒体便有很大生长空间。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正在“大跃进”，民众急于了解真相，急于了解世界的变化，对新闻的渴求近似贪婪，中国的崛起也同时孕育着专业性、具影响力的中文媒体出现。
简言之，我对中文媒体是评介不高希望很高。当然，中文媒体在华人生活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特徵，我这里分四个区域：台湾、香港、大陆、海外来讨论。
1.台湾媒体深陷政治纷争之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大陆的内部资料室开始阅读港台海外报刊。那个时候主要寻找关于中国大陆的“内幕新闻”。虽然常常与港台记者接触，但总有一种戒备心理，这是从小受毛主席“提高警惕”教育的必然反应。不过，内心常有一种“犯罪”的冲动，想告诉他们想知道的真相，希望那些真相最终被大陆民众知道。
到1990年代初我去台湾，台湾媒体之自由、影响之强劲、机构之庞大，媒体工作者表现出的文化素养、职业自信、挑战政客的勇气，都使我深感震惊、□慕、钦佩。我对所谓“拜会”官僚机构亳无兴趣，没日没夜地和媒体工作者泡在一起，有时的约会安排在凌晨三四点，有些值班编辑，那个时候才下班。我后来又在台湾比较受知识分子欢迎、立场比较中性的《中国时报》工作了五六年，挂名主笔。《中国时报》是一个报系，当时约有5000多人，现今台湾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很多重量级人士出身于《中国时报》。
我最近一次去台湾是去年初，我同样是震惊，台湾媒体之低落、堕落超过我的想象！原本以为，台湾的民主应更成熟，新闻自由应表现更好的品质，事实是：政客在争相撕裂台湾社会，媒体则是很卖力的啦啦队。我跟台湾媒体的朋友聚会，大家都在嘲弄泛蓝或泛绿政客的各种糗事，谈到媒体本身，就不只是自嘲，而是近乎无望。
1)、媒体亏损严重。
台湾报禁开放己很久了，但创办媒体的热情仍在，特别是电子媒体新办了不少，但观众、读者市场太过拥挤，特别是近年经济大滑坡，媒体的营运状况非常悲惨，当年很张狂的三台(无线)━━台视、华视、中视现在日子都不好过，连最重要的两份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也都陷入了亏损，担忧老本还可吃多少年。这两家报纸都是家族经营，己故的两位创办人被视为德高望重，曾在一个可以长袖善舞的时代得以长袖善舞，创造了中文报业的辉煌。但台湾时局大变，传统的管理模式能否岙续？或者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否可以为新时代接受？现在看来，乐观的消息不多。
2)、媒体深陷政治纷争之中。
可能是台湾不大吧，更可能可能是政治演变很快，政坛就象一个自由菜市场，开放性很强，媒体与政治权力非常接近。很多媒体的朋友都跟我说，他和XX部长XX主席甚至总统是同学、同事、或者看着他成长的。更重要的是，很多媒体的朋友有很明确的政治选择，并且将个人选择、个人恩怨反映在报导、文章上。
媒体与政治权力脱不了干系。但媒体是政治权力的监督者，而不能将自已视为政治的一部分。那些口沫横飞的政论节目，多数是西装笔挺讲胡话，极催化社会撕裂之能事。修理泛绿当然是对的，泛绿是执政者嘛，你也可以修理泛蓝，泛蓝也值得批评，尤其在选举期间的表现、政见。但大选之后，你媒体的角色是首先监督执政者，再监督反对党。可有些媒体工作者全部炮火都对准在野的泛蓝，在东森电视有个叫周玉蔻的，主持一个口水节目，引诱一个又一个攻击性很强的话题，就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异态。完全没有媒体的基本伦理。有人说是周玉蔻因为被泛蓝的黄义交抛弃而对泛蓝恶性报复。名记者出身的周玉蔻如此低贱？我难以相信。但她的言论使我不敢相信她曾是名记者，倒象政治打手。
3)、台湾媒体没有记忆。
台湾朋友，尤其是泛绿的，喜欢跟我谈及二二八，有一个现在当了部级高官原来从事新闻的朋友，跟我谈及他们当年办党外刊物时与国民党当局玩迷藏的故事，令我好生感动。对历史的记忆是未来的防腐剂。但台湾媒体就象一些老人家一样，对很久以前记得很清楚，对新近发生的事却好象不曾存在。很多事情发生时热热闹闹报导，天好象因为这件事要塌下来，但过了这一天的报纸上你可能一个字都找不到。没有连续性，使很多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了。台湾政坛有多少丑闻，多少血案，不了了之。台湾总统选举出现如此大的争议，有多少疑点？但选后一两天，媒体又背过脸去热炒什麽年底立委选举。
这次枪击案，即使是真的，但看起来实在象假的，至少真相值得挖掘。居然只有平时很多“高级人物”不屑一顾的《壹周刊》还有篇象样的调查报导。其它媒体有关版面做得天文地理的，其实没有几个真“有料”。
4)、台湾媒体的泛滥。
我很纳闷，台湾媒体工作者的学历、专业背景可能是华人社会中最好的，不少还在美国学过新闻，讲起ABC还蛮象有文化，为何做起新闻来那麽虚张声势？尤其是电视媒体，整天都是LIVE，独家报导的，其实都是些鸡零狗碎。
有个电视媒体的记者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台湾进口一只什么鸟，这只鸟生蛋了，蛋是否孵出新的台湾鸟？十几台电视摄影机都对准这只蛋，做现场连线LIVE，结果蛋没能孵出新的鸟，可能是蛋被摄影机的灯烤熟了。(在整理这篇讲稿时，我一边看台湾新闻，正在报导新任教育部长与一群学生在戏水，突然电视画面出现一个大红圈，来一个特写：杜部长的短裤湿了！)
台湾电视播音员总是拉腔拉调，画面可能是记者在追逐正在被抢救的受伤者，或者是几十个人紧紧围住一个什么人物，逼人家说出什么话。每天都在重复这些紧张兮兮的镜头，于是，政客们在镜头面前，也就越来越象马戏团的小丑。
台湾天天在演马戏，有泛蓝有泛绿，其实还有一泛，叫泛滥，形容台湾媒体还算恰当。
对台湾媒体的批评有些冒火，我身为一个大陆来的媒体工作者似乎缺乏资格。但我说了，是因为台湾媒体破坏了我的期待，在一个整体环境都要比大陆好的情况下，原本可以不表现这样差。也有可能，这是台湾政局、社会乱象的必然反映，但正是在浑浊时代，媒体更应是清流，而不是浑水摸鱼！何况你最终摸不到鱼！台湾民主化当然不能否定，但政治恶质化，不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
我还要说，至今为止，台湾媒体在各华人区域中仍然是表现得最专业的，最有品质的。批评它，是用了比其它华人区域更高的标准，却只是一般的新闻标准。
2、香港是中国的新闻特区
香港这么小的地方，600万人口，能养活这么多报刊，其是个举世奇迹。我在香港、澳门住过一段时间，几乎看过港澳所有报刊，对香港媒体有几点浅薄的看法，好在香港媒体整体上也是比较浅薄的。这句话不客气，但是事实。
1)、香港媒体是两岸三地信息和谣言集散地。
香港特殊的地理环境，信息得以高速转运，媒体影响力的幅射不止局限在香港，一些报刊扮演了向台湾、西方传播信息和谣言的角色，但更多的消息传播到了大陆。最近几年，大陆设立屏障，不让深圳居民完整看到香港电视节目，不过，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可以到香港，尤其是自由行开始之后，许多人大陆可以直接接受到自由的报刊，并且将报刊书籍带回大陆。
1997年之后，是有一些香港媒体自甘为政治的附庸，有的还买一个媒体改造为政治的附庸。其实他们大可做一个在商言商的人，大陆现在很尊重在商言商的人，没有大必要你办一个媒体来帮腔。你何必用钱来沾污新闻职业呢，何况最终也沾污了他自身的名节。
但也有一些媒体表现出的勇敢出乎意料之外，香港《信报》的言论，《亚洲周刊》关于中国大陆的独家报导，还有文化性的杂志《明报月刊》，都在精英分子中受人尊敬，也在中国高层颇有影响。
市民报纸《苹果日报》一些作法受到专业人士批评，但它也是最大胆的挑战强权的报纸。我相信，一些香港市民因为《苹果日报》的存在才有了上街示威的勇气，也有一种安全感。
香港实质上是中国的一个新闻特区，香港新闻自由在1997年之后得以持续。我的出版社至今还可以作一个证词。明镜在香港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势力干涉，明镜出版的书不但深受高官和知识分子欢迎，也流传于民间。
现在有很多不利的消息传来，有一些敢言的电台主持人神秘地停掉了节目。我从来没听过他们的节目，据说很有煽动力。香港需要煽动家吗？可以讨论。但如果他们停掉了节目是新闻自由死亡之兆，那香港也将不再是香港。
去年，一位大陆旅客在香港就对我说，香港只剩下报刊跟大陆不一样了。是的，没有了新闻自由，香港必死。我不相信香港死掉对大陆更有利。我尚相信香港的新闻自由未遇灭顶之灾。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2)、官方媒体在香港。
在香港，媒体大部分由私有或上市公司拥有，但有三份资金、领导人来自大陆的报纸：《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人们只是把他们视为官方喉舌，一些言论跟文革大字报差不多，至少比内地报纸恶毒，在香港的发行量可能不比内地多，广告也几乎是官方企业，或者到内地去骗招商广告，不能欺人只是欺己，这怎能实现北京预期的目的？香港人都不看你的报纸，你影响谁？ 1997年前后讨论过合并，我就跟在这些报社工作的朋友作过建议：合并的名字可叫《大汇报》或《香港大商汇报》。朋友大笑不已，我说非戏言，名符其实嘛。
话说回来，《文汇报》和《香港商报》这几年也都有不小的改进。尤其是《文汇报》，确有一些独家官方消息值得重视。只是时代在变，中国官方不能在其它方面要“与时俱进”，却独独还用极左手法控制媒体。这样下去，势必沦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样。
电子媒体，香港的电视仍是无线电视独霸天下，有线电视市场份额也在增大。而亚视被中资占领后，更不被市民认同，只能将希望放在内地。凤凰电视严格意义上不是香港的电视台，观众主要在内地。
很有趣，中国官方媒体在香港办媒体本意是影响香港，结果却是转内销，“倒爷”倒真是肥了。
3)、媒体与读者的低级互动。
香港媒体的主体是茶楼化，报刊零售占绝大多数份额，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报，报导只能花一两分钟，文章只能花二三分钟就要看完，所以大照片、大标题、小豆腐块文章是香港报纸的主体表现方式，可以说，全城皆小报，包括《文汇报》，版面形式己完全画报化、小报化。血腥、八卦、色情早己少不了，政治新闻也做得象漫画。我去年到香港，媒体中也有一些朋友表示对此痛心不己，斥责媒体太庸俗、低级，反智。
问题在于，媒体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使这种低俗的互动越来越低俗，最后可能连俗都没有了，只有低级。如同过去香港的搞笑电影，我叫它四级片，比三级色情片还低一级，纯粹把观众当傻瓜来练。好消息是，那种四级片从一年拍几百部，到现在一年只有几十部。坏消息是，那批观众正是今天报刊的读者，他们对报刊的品味决定了报刊的品味，报刊编辑还要主动把品味再降低一些。
香港媒体的错主要还不在狗仔队，狗仔队还在挖掘真相。真正糟糕的是，记者胡写编辑胡编读者胡看，最终是一片糊涂，民智太低，最终必定杀伤香港竞争力。
是的，全球媒体都在走向庸俗化，香港则走在庸俗化最前列。我希望，香港的新闻自由能坚守，能象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给大陆经济输血一样，给大陆传播一些在大陆仍受控制的信息。我不希望的是，大陆的媒体模仿香港媒体的低俗作派。中共宣传部门反对大陆电视主持人模仿港台风并不错，错在它不该用行政命令。没有人相信用行政命令能够来规范媒体人员的风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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