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做妇产科医生

多维记者专访了在华人社区有较高口碑的妇产科医生郑岱云和伍少玲医生。一位曾是27岁进美国医学院的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另一个则是两岁时移民美国的女医生。他们用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向我们道出许多在美国做妇产科医生的酸甜苦辣和华裔妇女对疾病认识存在的误区。

郑岱云医生，皇后区艾姆赫斯特医院、纽约西奈山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从1979年行医至今，在法拉盛和曼哈顿开设私人诊所。被问道“在美国当医生，最难的是什么”的时候，郑岱云回答说，“是你的肤色”。

1964年，时年21岁的郑岱云从台湾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服了一年兵役才来到美国。郑岱云当时就想进医学院读书。可是，美国的医学院对少数族裔的学生门槛之高让人可望而不可及。郑岱云决定先到印第安纳州的普度大学（PurdueUniversity）读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的研究生，结果他顺利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郑岱云在普度大学一呆就是六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还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可是他心中的医生梦仍然没有消逝。1970年，郑岱云投考纽约州的几家医学院，结果如愿以偿地被着名的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录取。开始读医学博士学位。郑岱云对多维时报说，当时只敢选报纽约的医学院，因为纽约的外国移民多，医学院内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也较其他州少一些。他在读医学院的时候，一个班里只有两三个亚裔学生，他感到自己像个“花瓶”。

当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一年的学费为2400元。郑岱云决定靠打工来交学费。他的妻子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做研究工作，有稳定的生活来源。郑岱云每天早上上课以前，在医院里给病人抽血。一个小时赚5美元。郑岱云一年干下来，学费的钱就有了着落。他觉得抽血的这份工作让他终生受益，“现在不管怎样的病人来，我都能一下子就找到血管在哪儿”。

从医学院毕业后，郑岱云申请到留在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做三年妇产科的住院医生的资格。他的母亲也是台湾的一位妇产科医生。郑岱云决定子承母业。郑岱云说，“妇产科很特别，既要看内科门诊，也需要动手术，比较不会单调。”

在一流的大医学院里做住院医生，让他得到很多有着精湛医术的同行的辅导。在医学院表现出色的他，做住院医生的时候，也通过个人的努力，很得主治医生的赏识。郑岱云说，“主治医生开刀时需要人帮忙的，都会叫我去”。

作为医学院里寥寥无几的亚裔学生，读书的时候，还会因为实力而得到教授的器重。一旦到了出来开业行医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遭到白种病人歧视的社会现实。郑岱云一开始开业时候看的美国病人，都是他在当住院医生时一起工作的护士。郑岱云对多维时报说，“在医学院里，你表现好就是好。出去之后，就不一样了。曼哈顿有那么多的白人医生，为什么非要找你一个中国医生来看病？”同样看好一个病人，中国病人将他介绍给另一个中国病人，就多一个病人来找他看病。而美国病人听了介绍，就未必会来。在他当住院医生时，器重他的美国医生也不愿意请一个中国医生来共同开业。郑岱云说，“因为他们要顾及自己的钱包。”

1979年，郑岱云在皇后区的Rego Park开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不久之后搬到法拉盛。他回忆当时法拉盛的华人少，华人妇产科医生更少。他回忆说，刚开业的时候，总是发愁没有病人。他说，“当时一个礼拜能看三个、四个就好高兴了。有时候病人约诊，等了半天，病人却没有来。”

像多数创业的医生一样，郑岱云在开诊所的同时，还到别人的诊所中做兼职。最多的时候，同时做了七份兼职。慢慢地知道他的病人开始多起来，他再把兼职的工作辞去。这种马不停蹄地创业过程足足持续了五年之久。

行医二十五年以来，郑岱云接生过的婴儿有几千个。他形容每次看到一个宝宝出世，就让他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他说，一个医生平均每年要接生60到80个新生儿。妇产科医生是一份很辛苦的职业，只要产妇要分娩，不管是什么时辰，都要随叫随到，可能整夜都睡不了觉。他对多维时报描述了自己一天的工作，早上七点要到医院为住院的病人查房，一周至少做两次手术。一周有五次门诊时间，每次四五个小时。他是西奈山医院的主治医生。病人都在西奈山医院的手术室里分娩或者动手术。按照医院的规定，他每周要在医学院里义务教授课程。一个礼拜要花6到8个小时教学。郑岱云认为，

大医院的医疗条件好，而且可以给医生提供一个不断学习进步的环境，让自己不落伍。他在曼哈顿的诊所就开在西奈山医院对面。郑岱云说自己的病人有80％是华人，20％是其他族裔。有时间的话，他还会通过华文媒体，向华人社区介绍关于妇科疾病和妇女更年期症状的医疗常识。

郑医生对多维时报说，华人新移民中每年能做一次子宫颈膜片检查的人并不多。做子宫颈膜片可以尽早发现疾病。虽然不能预防，但可以在患病的初期，就采取适当措施解决问题。对于像乳癌、子宫颈癌这样的疾病，早期诊断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防止小疾酿成不治之症。

郑医生还对多维时报说，美国的华人中还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有的人则对怀孕时的饮食过分在意。用郑医生的话来说，“我总告诉父母们，生下来的孩子，只要会哭、会叫、健康就好了。至于孕妇的食谱，除了个别东西不能吃，只要营养平衡，注意中药进补可能有的副作用，什么都可以吃。”

伍少玲医生从1980年到1986年就读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学院，当时她修读的科目是心理学和人类学。“我一直都对人感兴趣。”快人快语的伍少玲医生笑着说，“我妈妈认为我应该去做律师，因为我太多话了”。她白天在市政府有一份全职秘书的工作，晚上和周末才到学校读书。她花六年的时间才半工半读念完了大学。

伍少玲医生1990年毕业于纽约长岛骨科医学院，之后进入布鲁克林信义会医院，完成了为期5年的妇产科实习，住院及总住院医生训练。伍医生谈到自己选择妇产科的原因时，说“我喜欢照顾妇女，喜欢抱着孩子的感觉。照顾妇女比照顾男人容易。因为她们更尊重我。在男病人的眼中，我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医生”。

伍少玲医生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她是一个弃婴，被人从公园的椅子上发现后送到孤儿院。两岁的时候，她被养父母接到美国。她的养父母是来自广东台山的移民。养父伍家是纽约华裔社区中的一个大家族，从她的曾祖父一辈就移民来到美国。她的曾祖父是一位参与过修建加州铁路的华工。她的祖父和父亲在纽约唐人街开一家洗衣店。二战的时候，父亲参加美军到前线打过仗。二战结束之后，到香港见到了一位姓梅的姑娘，就是伍少玲的养母。三个月之后，两个人就结婚，来到美国。伍少玲说，父母的结合是“一段很浪漫的故事”。她是伍家出的第一个医生。伍少玲的家人对她讲台山话和广东话，操着英语的伍少玲对多维记者说，如果病人对她讲台山话、广东话和国语，她都可以听得懂，而她一般用英语和广东话回答。她还会讲西班牙语。

现在纽约宝康妇产中心在曼哈顿东百老汇街、法拉盛和布鲁克林共有五个诊所。也可以收治享有政府低收入保险（Medicaid）的病人。伍少玲医生每天在不同的诊所、医院中穿梭，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她说，工作这么繁忙是无奈之举。“我的病人太多，每个人又都对我很忠实”。

从读大学就习惯忙碌生活的伍少玲医生有段日子里，每隔一天就要连续工作20个小时。她说“愿意做妇科医生的人，一定是为了病人，喜欢接生孩子才会辛苦工作。愿意轻闲的人，应该去做放射科，谁想每天半夜都被叫起来接生呢”？

伍少玲医生位于布鲁克林的诊所内一进门的墙壁上，挂满了由诊所医生接生的婴儿们的照片。伍少玲医生说她接生的婴儿不下一千个。照片中的很多婴儿的母亲，她都记得很清楚。伍少玲医生说，“一个孕妇在怀孕期间要看很多次医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能像妇科医生一样和孕妇一样的紧密。”

现在让伍少玲医生感到有压力的不是她的工作时间表，而是医疗保险费用过高。她每年要向保险公司支付18万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费。伍少玲医生说，病人经常会把医生告上法庭是医疗责任保险费飞涨的主要原因。而产科医生和其他领域相比，较为容易被病人起诉。有些官司不一定是医生的责任，但“病人把医生当成是神”，稍稍不满意就要和医生对簿公堂。她说，在这种压力下，现在医学院的医生愿意到妇产科当住院医生的人越来越少。伍少玲医生说，“如果这样下去，没有人愿意做产科医生了，哪谁去接生呢”？

伍少玲医生对多维时报说，不分族裔，不分长幼，多数妇女不愿意来看妇科医生。但有的妇女可能一辈子没看过别的医生，却一定看过妇科医生。任何和妇女健康有关的问题，都是妇科医生的职责范围。妇科医生有时还要帮助病人解决心理问题，比如处于怀孕期、产后，月经前期和更年期的妇女都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她说，华裔妇女中最为常见的疾病是糖尿病。现代人缺乏体育锻炼，而从饮食中摄取的糖分却很多，是造成糖尿病多发的主要原因。其次，是高血压和癌症。在这点上，她和郑岱云医生的意见不谋而合。华裔妇女，讳疾忌医，不经常看医生，不定期做筛检。伍少玲医生说，很多病人觉得只要不痛，就不用看医生。她认为，新移民繁忙的工作，和对美国医疗系统的不了解，是病人看病不够及时的主要原因，不仅在华裔社区，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是一个显着的问题。

此外，华人孕妇在重男轻女观念影响下，人工流产率也高于其他族裔。很多不想要小孩的华裔妇女，不了解如何使用避孕手段，一但怀孕，就采取人工流产。有的人则与其听家人朋友的话，却不愿听医生的忠告。伍少玲医生举例说，比如听说避孕药会让人发胖，就拒绝吃避孕药。

伍少玲医生说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她坦言自己的身世对她的职业选择也许有一种“潜意识的影响”。让她对妇女的权利非常看重，她说，自己的生母也许由于不想要女儿，或者由于无力抚养而丢弃了她。因此她对妇女做人工流产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对我来说，人工流产没有错。但前提是，妇女必须了解并有渠道掌握各种避孕措施”。她认为，作为医生，自己有责任让华人妇女认识到，性关系是男女双方的事情。男人要使用避孕套，女人也必须了解避孕套不但可以降低非计划怀孕的可能，也可以保护自己，防止她们从自己的性伴侣那里感染到性病。“而我时常发现，有许多华裔妇女宁愿相信会从洗手间的马桶上得到性病，却不愿意相信自己能从不使用避孕套的丈夫那里传染到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