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八月 2002

(美国之音严明 多伦多报道)今年秋季进入加拿大就学的外国留学生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半以上，其中绝大部份来自中国等国家。有关专家认为，美国收紧学生签证政策是促使大批外国留学生转向加拿大的主要原因。 *今年留加学生五千人来自中国* 加拿大移民部公布的资料显示，今年秋季开学时，进入加拿大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51%，达到8千多人。其中，绝大部份人来自中国和印度，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就达到了近 5 千人。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签证处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今年8月中旬，向加拿大大使馆提出学生签证申请的总人数，已经达到近1万2千人。大约相当于去年全年的申请人总数。 *美国收紧签证是主要原因* 多伦多海外留学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吴冰女士介绍说，美国收紧学生签证政策，导致了大批留学生转为申请加拿大，这是造成加拿大留学生人数大增的最主要原因： 吴冰说：“美国911之后签证比较难了，另外(在美国国内)，跟踪检查都比较严格。在签证方面对他们(留学生)不信任了。在他们去签证时，美国大使馆对他们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 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就成为许多中国留学生的第一选择： 吴冰说：“他们考虑的另外一步就是来加拿大。加拿大也有很多好的大学，学费又没有那么贵，而且签证又没有美国那么难。加拿大整个国家又比较大，发展的机会比较多，有很多学校可供选择。” *加拿大比美国安全* 加拿大英文报纸《环球邮报》的记者，在加拿大几所不同大学，采访了一些近来刚刚抵达的中国留学生，询问他们选择来加拿大的原因。这些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认为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而美国就明显不同，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就更没有安全感了。 *加拿大欢迎移民和学生* 《环球邮报》的报道说，加拿大的大学普遍欢迎海外留学生的到来，因为可以为学校带来大笔收入。有些学校甚至超额招收留学生，使学校的各类设施超负荷运转。 加拿大移民部长科德尔在星期四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前，曾向另一份英文报纸《蒙特利尔公报》表示，他在中国将重申，加拿大欢迎中国移民，也欢迎中国留学生，并将改进学生签证的审核，加快审核程序。他透露，目前中国学生申请来加拿大就读大学以上学位的签证成功率，已经达到80%以上。

一年收入１０多万元甚至３０多万元，这在普通人眼里确实是个天文数字。但高薪之下，有人却依然在大肆索贿受贿，结果锒铛入狱。审视浙江省依法惩处的３名正局级干部腐化堕落的轨迹，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发。　　 　　用位高权重形容这３位贪官似乎并不夸张：在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位置上东窗事发的周航，曾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计经委委员等职；朱承岭，案发时为浙江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原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罗鉴宇，曾担任过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绍兴市委宣传部长、市供销社主任、嵊县县委书记等职务。 　　 贪婪背后是生活腐化 　　生活腐化堕落，贪图女色，是这３位贪官的共同特点。这必然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贪欲，以此支撑荒淫无耻的生活。 　　据个体老板徐敏交代说：“第一次与朱承岭吃饭，我就知道他有两大‘爱好’，一个是爱财，一个是好色，要控制他是很容易的。”此后，每当朱承岭到杭州的一家歌舞城“活动”，徐就不失时机地找几个漂亮的小姐给朱送上，陪他唱歌、跳舞。再后来，朱基本上每次吃完晚饭后，都提出要“活动活动”找小姐，在杭州之江渡假村、梦湖山庄、黄龙饭店、北京昆仑饭店等地嫖娼。徐敏为朱付的“小姐费”就达两万多元。 　　朱还到处物色“情人”。他到四川等地出差，认识了几个女子，不久就成了他的“情人”。朱在北京认识了一名后，未经集体研究讨论，直接给本单位人事处“交待任务”，将那女子调到省供销社，还冠冕堂皇地说是“引进人才”，委以官职。 　　更为荒唐的是，１９９８年朱承岭在北京学习期间，竟然以生活枯燥为由指使徐敏，三次从杭州带所谓的绝色妓女坐飞机上北京，在昆仑饭店供朱承岭嫖宿。 　　在此同时，朱承岭大笔一挥，将３０００多万元的公款“借给”了徐敏。徐则一边挥霍，一边不断地寻找合作项目，以便不断地向朱“借”钱。为了让供销社参与满陇桂雨公园的建设项目，徐敏五次上北京做工作，在金钱和女色夹击下，终于摆平了朱承岭。 　　罗鉴宇、周航个人生活也很糜烂。个体老板陈某是罗在嵊县工作时就认识的“老朋友”。当得知罗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后，立即像苍蝇一样叮了上去，千方百计供罗吃喝玩乐。罗先后在西班牙、香港和上海等地观看艳舞表演，洗桑拿浴，接受异性按摩，还让陈某从国外带回来“伟哥”享用。 　　欲壑难填的贪官污吏 这３个人中，罗鉴宇的年收入近２０万元；朱承岭每年的总收入超过３０万元；周航包括工资奖金在内，各种进项年均也达３０余万。和普通机关干部相比，他们应当属于干部中的高收入一族了。但是，高收入却填不满贪官们的欲壑。 　　现年５４岁的周航，从上世纪９０年代担任浙江省省计经委办公室主任开始，就不间断地收受浙江一建公司项目经理叶旭明等５６人的贿赂１８８次，共计人民币金额达到４０７万元，还有高档手表和金手饰等贵重物品，直到案发前几天他还在收受贿赂。 　　为了捞到金钱，周航到了雁过拔毛，不择手段的地步。对于像叶旭明那样的“老板”送来的总计达百万元的贿赂，他敢收；对浙江省政府明令要扶持的特困企业，他也要借机赚一把。长广煤矿公司是浙江省的特困国有企业，１９９５年底和１９９６年底，长广煤矿驻杭办主任刑某为求得和感谢周航在解决资金等事项的支持，先后两次共送给周航１．２万元人民币，周毫不脸红地笑纳了。 　　担任省药监局局长后，托周航买正宗人参的很多。他先给人家买便宜的，然后按门市价卖给人家，从中获得的差价就有４万元；还把自家的人参卖给人家，连发票都没有。 　　罗鉴宇贪婪的程度也不逊色。经查，罗违法所得接近３００万元。他对金钱的追求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只要替人办事，就索要“回报”。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５月，浙江绍兴某公司的董事长任某为感谢罗帮助他借贷资金、推销黄酒，先后５次送钱给罗，共计人民币１５．６万元，美元１．５万元，罗均收受。罗在任某的牵线搭桥下，自作主张向绍兴兰花电子集团出借１０００万元公款。任某为此连续３次送给他近１０万元。 　　罗鉴宇还以单位职工搞福利等名义，高价帮人推销花生、葡萄、领带，甚至贺卡，从中获取利益。他在接受调查时说：“我其实并不缺钱花，有时在口袋里放几千块钱，过半年一年，也花不了一分。尽管如此，每次看到钱，我心里还是很高兴，每次拿到别人送的钱就会有一种愉悦感。” 　　与周、罗两人相比，年过不惑的朱承岭收受贿赂的层次似乎要“高”一些。他不轻易出击，但在与个别大款交上“朋友”、结成利益共同体后，就狮子大张口了。从１９９７年底至１９９９年春节，浙江今日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徐敏为达到向供销社借贷巨额资金的目的，先后３次送上总额１４万元的贿赂，朱承岭如数收下，为徐大开绿灯，违规拆借资金达３０００多万。 　　杭州万丰服装有限公司业主施某为了感谢朱承岭对公司的帮助，送上美金１万美元，朱也予以收受。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春节前，朱收受原浙江省兴合集团下属企业负责人陈某、郑某、施某等人送的现金共计９．５万元。在此期间，朱承岭作为省供销社的“一把手”，在他们的职务升迁、奖金分配上等直接为其谋取利益。 　　 朱承岭和罗鉴宇有着居功自傲、独断专行的特点，而周航却显得处处平易近人，相对比较低调。但在弄权牟利方面，他们３人的做法基本一致。但可悲的是，他们许多违反法律、法规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行径，竟然没有人能够及时出面制止。 　　朱承岭１９８０年进入省畜产品公司工作，开始是当一名养长毛兔的工人，后来不断得以升迁，从副科长到副经理直至省供销社主任 面对成绩和荣誉，朱承岭开始飘飘然，并以“功臣”自居，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特别是北京学习之后，更是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省供销社有位副主任看不惯他的霸道作风，曾善意地提醒朱。朱很反感，从此心存芥蒂。后来，这位副主任被调走了。朱承岭私下多次说：谁不听话，谁就走人！ 　　罗鉴宇从嵊县任县委书记开始，长时期担任一把手职务。作为一把手，本应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然而，罗却利用一把手的权力，独断专行，我行我素。在担任绍兴市供销社主任期间，凡事一人说了算，在有明确规章的情况下，不经班子集体讨论就违规出借资金８００万元。在任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期间，未经编委会同意，违规出借资金 １０００多万元。 　　出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以后，他还兼任省出版总社社长、省出版公司法人代表等多种职务，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更加独断专行。上任不到一年，未经酝酿就提出了调整６６名处级干部的一揽子方案。他还插手重大工程招投标、生产经营等事务，擅自出借资金１０００万元。 　　相对而言，周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他对办案人员说自己的工作很辛苦，省政府大院的灯亮到最后的，就有他一个。一位熟知他的干部说，周航表面上从不向组织上要求待遇和官职，但私下里，大钱小钱都不放过。承包商叶旭明申请承接宁波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周航说要把这个工程给叶某的理由是叶“不乱来,不会乱送钱，不会出现‘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问题。”药监局班子成员信以为真，而事实上周航已经收下了叶某送上的４０万元人民币和２．２万美金。

近年来，随著中国经济持续强劲的发展，留学生回国创业已成潮流。目前，全国共有60多个留学生创业园区，留学生企业近4000家，产值超过100亿元。然而，这支高科技新军在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也有不少的隐忧：少数“海归派”创业不那么顺利，他们创办的一些企业“水土不服”，是什么阻碍了海归派在国内的创业？ 市场报29日胡慧平文章指出，留学人员创业园的本质是企业孵化器，目前已吸引了一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促进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功能单调，许多创业园只考虑到硬件设施的建设，忽视了软环境的优化，还不能针对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特点提供关键性的资源支持；二是缺乏高素质的孵化队伍。许多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多为事业单位，受到事业单位编制和薪资的限制，难以招聘高素质的员工，进而很难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技术指导和投融资等深层次服务；三是个别创业园在发展中甚至出现浮躁之气，能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问题的还比较少，不少创业园的设施还出现大量闲置的情况。 此外，外部环境也存在制约留学人员发展的因素，如缺乏有效的投融资体系，特别是风险投资体制不健全；缺乏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创新氛围；法律体系也不够健全等等。 廖先生一年多前从美国回来，刚入驻成都留学生科技创业园就签下了几百万元人民币的合作协议。不少专家都看好他的项目，技术先进，又有雄厚资金，创业应该十拿九稳。谁料项目只延续半年便告吹，合作双方不欢而散。无独有偶，湖南也有这么一位姓王的“海归派”，两年前回国注册成立了一家环保公司，由于管理能力有限，公司难以为继，最后只能关门了事…… 留学生创业受挫原因很多，但是发展路线不明、经营管理不善无疑是断送企业前程的重要原因。在国外，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很好的技术背景，然而，在资金运作、市场营销等方面则比较欠缺。况且不少留学生长期在外，对国内情况反而陌生了，这些都对创业有所影响。 要想创业成功，创业者不仅要懂技术、懂管理，还得抓市场。曾在加拿大贝尔实验室工作过多年的胡敏博士，回国创业才几个月就遇到了不少难题。他独立开发了一套高性能视频服务器软件系统，在宾馆、智能居民小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多项专利，但市场拓展却并不顺利。胡博士说，相对而言，国外的市场比较成熟、规范，你只要有好的技术，资金、市场等等都不成问题，有人会替你打理一切。 为了争取人才，各地纷纷推出优惠条件。北京市规定，归国留学人员在京创业最高可获得20万元人民币创业资助。深圳提出，出国人员个人到深创业，前期费用补贴采取无偿资助形式；从事科研工作，经认定属高科技项目的，可获一次性科研启动经费10至15万元人民币。南京除设专项资金吸引留学人才外，对急需的留学人员的户口指标编制不受限制，配偶随迁，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可在南京办理入户。一些地方的新技术开发区还为归国创业者提供10万元到30万元的创业基金，但对于前期投入很大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钱仍不足以支持到项目的产业化发展 1999年回国创办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的汪潮涌认为，资金的压力是最大的。他20岁获奖学金赴美留学，28岁便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1998年他辞掉年薪至少百万美元的职务回国创业，理想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大型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他说：在硅谷，你有好的商业计划书，好的产品，好的团队，去找风险投资公司，命中率很高。而且一旦决定为你投资，投资公司会帮你找市场，以至帮助你提高管理水平。国内也有几百家风险投资公司，但总的来说还很不成熟。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实力为企业提供国外投资公司对企业的那些支持。国内银行向企业贷款的条件是看你有多少房产、地产、设备等有形资产做抵押，创业时期的高科技企业显然没有这方面的优势。除非你能从国外为自己的创业公司带回大笔资金，否则公司很容易因资金短缺而夭折。 陈榕、刘艺平曾供职于美国微软和网景，几年前回国与三位清华同班同学共创科泰世纪软件工程公司。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金融界必须培养或引进这样一批专家：一要懂技术，能理解项目的科技水平；二要懂市场，能判断项目的市场前景。 许多“海归派”对国内行政效率不高的现实多少有些无奈：“在中国办事，循正规途径，可能就会拖三阻四，要靠走门子、走关系才行；竞争环境并不公平，而且，其中一大竞争对手恰恰就来自于政府本身；勾兑文化适应太难，它表现为世故、圆滑，故布迷阵、巧设关卡，不露声色地揩油、贪得无厌地索取。归国创业的人，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领悟个中滋味；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封锁先进的科技和产品，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缺乏诚信，如履薄冰，总怕周围有陷阱。” 张毅大学本科毕业后到美国修完了计算机硕士学位和MBA，又在华尔街干了5年后，她进入了世界著名的摩根・士丹利银行，成为一名收入丰厚的银行家。这种经历培养了她强烈的规则意识，但也使她在回国创业的几年里，对国内这种“桌上”与“桌下”混杂的商业环境很难适应。有一天张毅突然发现她的公司交的税比周围企业都多，事后才发现人家有“灰色渠道”。可见，“海归”企业往往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入乡随俗”，要么因成本降不下来而被市场淘汰。张毅的几位朋友就是因为适应不了这种环境，回来试了几年，又回去了。

中国新东方学校副校长、著名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在采访中表示，7年来有上百万人听过他的有关留学咨询的讲座，还有上万人面对面地和他进行过这方面的谈话。“在和我当面做过咨询的人中，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对自己出国的目标并不清楚，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现像。”他认为留学并不是通往幸福的惟一通道，不一定是一个人的最佳选择。 青年时讯30日报导说，徐小平表示，“在新东方俯看几十万留学大军，我发现了一个罂粟花现像出国之路迷人，但陷阱太多。其中很多人忘记了留学的目的，而沉迷于感觉。”徐小平对留学的理解是，留学是为了赢得就业的能力，一种在就业中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行业、对所服务的社会的一种贡献的能力。这种能力有三种境界：就业竞争力、行业领导力、社会领袖力。他觉得，“很多人忘记了这些基本的东西，只在留学的道路上疯狂的挣扎。把留学视为一个绝对目标、普遍真理，却不去考虑有没有这个能力和必要，投入和产出是否值得。如果能够用更少的时间和投资达到更好的就业，为什么不在国内受教育呢？我就见过从英国、美国回来的硕士月薪挣不到六千元的。” 徐小平把很多人盲目出国的灾难性现状称为“留学的集体无意识”，他说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图穷对话录》，就是希望借此浇铸一口留学警世钟，帮助年轻人戒除留学鸦片瘾，避免留学陷阱，寻找真正的人生目标。 为什么会出现留学罂粟花现像？徐小平的解释是：“一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从理论到实践存在著一些弊端，所以出现教育逃亡现像；二是中国急需“某种”人□，就是海归派代表的人□，开放型、英语型、国际型，适应西方企业文化，理解西方思维的人□。”但徐小平认为这种人□虽然在海归派中最集中，但这些特征并不是海归的专利，在国内受教育的人也能达到。 对于那些想出去呆两年镀层金再回来的人，这位新东方的人生设计师说：“你不一定能镀上金，不一定能建立自己的事业。留学最可怕的误区就在这里。想出去两年镀个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里有个投入与产出的问题，是否必要，是否合算的问题。” 徐小平不赞成有“海归派”这样一个提法，他说：“没有海归这个东西，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懂得中西文化的人。今天没有人再说假洋鬼子，因为中国人民看待西方文化的心态已经变得宽容博大了。以前说‘鬼’，现在又把出过国的人称为海“龟”，本土人□叫“土鳖”，我觉得这样不好。” 谈到留学归来人员含金量降低的现像，徐小平说：“他们是盲目留学的追求者、牺牲品。10年前，你要是留学回来的，那就了不得了，现在呢，中国本土已经诞生了一代没有出过国的优秀人士。在这些人面前，很多只在外面念了几年书的留学生相形见绌。”

在结束了上半年的期末考试后，北京某高校的小刘并没有开始自己的暑期，而是继续留守校园埋头苦读，因为他就要参加9月14日举行的托福考试。 在一间几乎满员的教室里，每张课桌上都摆满了参考用书。小刘手中的那本已被翻得有点儿散架了。他的目标很明确：今年要申请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取得学位后再返回北京创业。 当然，在这个炎热夏天里，与小刘有着同样想法并同步行动的学生，不计其数。而已踏出国门的，更是过江之鲫，俯拾即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另据中国人事部副部长舒惠国透露，目前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 就在统计数字迅速膨胀的同时，来自教育界的忧虑随之而来，与此相关的社会呼声更是此伏彼起。专家指出，近几年来，中国人投入“洋学校”的钱就像打开闸门的水，源源不断。据权威部门的估计数据，仅美国，中国留学生每年都要送去数亿美元。 惊人的留学成本 17岁的小陈是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一个即将留学的对象。这位来自湖南益阳的女孩，在高二时就选择了要去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留学。“她很不满意国内的教育方式，所以一心想到国外去留学。”朋友向记者这样介绍小陈。这似乎成了小陈留学的“动机”。 “动机”变成现实的门槛可不低。小陈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银行必须有60万元的存款，而且这个存款的户主，必须是小陈。单凭这一点，与小陈有着同样“动机”的中国学生，已哗啦啦倒下了一大片。 好在小陈的父亲还是一个县级局的局长。据说自己手头有30万，另向亲戚、朋友借了30万才填满。 2002年5月，小陈的父母通过湖南省教育厅留学服务中心办理了申请手续。在这一程序中，仅中介费一项就要1.4万元，外加2000元的资料费。陈局长通过自己的硬关系，将1.4万元中介费降到1万元。不过，如果将花费的关系费和路费纳入其中，就谈不上节省了。 据记者掌握的资料，在英国留学的费用因各学校、专业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研究生每学年平均学费大致在8000至15500英镑之间，本科每学年平均学费在6000至16000镑之间，延续教育费用每学年则在3400至5500英镑之间。 生活费用也因地而异。伦敦、剑桥和牛津地区较贵，每学年约为7800镑。除伦敦以外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等地，5400至7000镑就能打住。 以小陈为例，粗略估算，其一年留学的开销至少在11000镑以上。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16万多元。小陈的父母自然也算了这笔账，因为小陈要在两年后才能拿到奖学金。他们目前给小陈前两年的费用是30万元人民币，每年15万。 据悉，目前上海每年赴英留学人数约有1500人，按每人每年消费10万元计，仅英国吸引的上海民间教育投资就达1.5亿元。 记者从某留学生中文网站上看到另四国的最新留学费用。日本国立大学院第一年度所缴费用一般在70万日元左右，私立大学院在100万日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二年度开始不用再缴入学费，所以所缴费用将减少三成。 美国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已超过3万美元，一些名校的收费更加昂贵。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全日制学位以及研究生课程每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澳元之间。而加拿大的学费一般每学年在1200至5800加元。不过，学费仅占总消费的25%至35%，书费是比较大的开销之一。 事实上，数字可能随时翻新，并爆炸式增长。 民间教育资本“肥水外流” 在庞大的“留学大军”中，有个不得不提及的消费群体，即小留学生。“我国中小学生出国留学的数字根本无从统计，但从一些驻外使馆传来的数字看，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小留学生越来越多是不争的事实。”记者在向教育部有关部门了解情况时，有官员如此表示。 澳大利亚驻华教育参赞万胤忠透露，澳大利亚驻华使馆2001年共发放了11500多份留学签证，其中50％发给了高中生。“澳大利亚是除美国外，接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大学以下的小留学生，去澳大利亚是最多的。1999年赴澳留学的中国学生有45％去读高中课程，到2000年达到53％。”目前加拿大约有十几万外国留学生，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约占20%左右。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约有4万人，仅去年就新增1.7万人左右。在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已达3万人。留德中国学生共有约3万人，其中大约2万人是近3年赴德的。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目前大约有1.5万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占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的60%。这些国家都可以见到中国小留学生的身影。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类留学生基本上是自费。因为这一前提，孩子的父母必然为此付出巨额的留学开支。吃的、住的、用的以及学费，项项都不是个小数目。 父母的想法似乎很单纯。北京的汪先生深有感触地扳起指头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国内读中学，学费、生活费一年也要好几万。高考一落榜，复读一年又是一两万。就算上了大学吧，四年下来没五六万打不住。毕业了，如果找到的单位效益不好，当爹当妈的还得贴钱。你看看，二三十万块钱丢在水里还响都不响。那还不如现在勒紧裤腰带，干脆把孩子送出去。 专家指出，留学热潮的出现，明显暴露出国家对民办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过早、过小出去留学不是太好的选择。未成年的孩子到国外学习，相当长时间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失去了父母的支持、监督与帮助，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英杰说。 “自费留美一年约需2万美元，而美国学生一年学费不到2000美元。”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尽管这位人士一再宣称美国大学主要是看中了中国学生的智力和潜力，但来自国外90亿美元的教育开支，无疑让山姆大叔“没事偷着乐”。早在1998年，美国的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出口创收的第5位。 截至2001年6月为止的一年内，申请澳洲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增加16%，达到75594人，为澳洲赚取了22亿美元的外汇。 就中国46万名留学生的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如果你以为这40多万留学生就花这么点钱，那就大错特错。事实上，部分自费留学生在国外的隐性消费，已造成了中国更大更具危险性的“资本外逃”。(文学城/留学移民 )

加拿大移民部长科德尔於29日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据悉，科德尔将会会见副总理钱其琛，与公安部长贾春旺会晤并商谈引渡目前在加拿大的远华集团走私案主犯赖昌星等问题。 香港东方日报30日消息，据中新社昨日报道，这是科德尔就任移民部长以来首次访华。科德尔一行今次访中期间，将到北京、上海、福建、广东和香港，会晤国务委员罗干、外交部长唐家璇、公安部长贾春旺等，出席加中贸易理事会的宴会，就加中移民问题向中国商界人士和传媒发表演讲。他还将到福建省长乐市，参观那里的边防局拘留所，并乘船到海上巡视。 福建消息人士向东方日报透露，科德尔会见贾春旺的时候，会谈到赖昌星的诉讼及引渡问题，还会讨论中加如何联手打击贪官外逃及偷渡等问题。科德尔此行还将会晤副总理钱其琛，可能会获总理朱F基接见。 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下设的难民法庭在六月二十一日驳回赖昌星夫妇及子女的难民资格申请。其後，赖氏夫妇获有条件释放，留在温哥华本那比的家中等待上诉。赖昌星声称会提出上诉。若联邦法庭受理上诉案，或需数月甚至更长；若联邦法庭拒绝受理上诉，据分析人士称，赖氏一家便可能被驱逐出境。 据中新社报道，近五年来，中国是加拿大新移民的最主要来源国，每年平均有四万多人入籍。正在申请移民的人数则高出好几倍，令加拿大驻中国的移民官忙得焦头烂额。如何解决众多积压的移民案件及规范移民公司，是此次科德尔访华的议题。

有些公司完全在作假，并没有学校委托他们；有的中介机构虽然没有骗钱，但却隐瞒了一部分信息，比如你交的钱实际上是半年的学费，你还以为是全年的学费呢；或者，你交的房租中不包括物业费，或没有交押金，住进去后又要你再交押金或物业费等…… 选择中介机构要谨慎 谈起一些中介机构的问题，恐怕一天一夜也说不完。湖北学生的例子我想诸位早已知道，中介公司收取了钱却根本不不履行合同，学生到了法国后，既没有学校可上，又没有地方落脚。此事被湖北某报揭露以后引起当局重视，中介才采取了补救措施。 律师说，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类问题非常多。最近，一批来自青岛的学生也对中介公司很不满意，他们本来交的钱里包括住宿费，但到了法国后中介人却说要另外再交钱。总之，许多中介公司和中介人，嘴上炫耀的与实际能做到的往往有很大差距。因此在选择中介机构时要特别当心，最好同中国驻当地使馆教育处取得联系，或者有可靠单位做介绍。 对那些打着外国学校旗号直接来中国招生的个人或公司，也不能轻信。有些公司完全作假，并没有学校委托他们；有的中介机构虽然没有骗钱，但却隐瞒一部分信息。比如你交的钱实际上是半年的学费，你还以为是全年的学费呢；或者，你交的房租中不包括物业费，或没有交押金，住进去后又要你再交押金或物业费等。当然，住宿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私人出租的房，有的是学校宿舍。 除了经济问题外，中介机构有时对学校注册情况也不说清楚或者故意隐瞒。 我上星期接到一个女孩子的电话。她说她收到两封信，她申请注册的两个学校全都拒绝了她，她说她注册的是外地的公立学校，按照规定只能注册两个。中介机构要他们尽量避免注册巴黎及巴黎附近的学校，但实际上，外地的公立学校也并不容易注册上，再加上这女孩同其他人一样注册工商管理专业，更是热门。她问我能不能改私立学校，我说现在一切都晚了，因为6月底学校注册早已完毕。像她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一年时间白白浪费，要等明年再注册学校。明年能否注册上也很难说。 律师对我说，实际上法国应该向美国、加拿大学习，让学生在本国先进行语言考试，然后再报考学校，等学校给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后，领事馆再给学生发签证，这样可避免学生在国外浪费时间。 近几年，法国放宽了留学生签证的发放，法国认为，来法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逐年下降，因为很多人认为学法语没有用，英语用处更多。法国为了弘扬本国的语言和文化，认为有必要更多招收外国留学生。但法国没有实行如美加等国的发放学生签证同语言考试及学校录取挂钩的制度，这样就给许多中介公司开辟了生财之道。 　 笔者了解了某些中介公司的大致运作方式。首先这些中介公司多是中国人开的，或者同法国机构合办。他们先同法国某学校联系好（多是较差的私立学校），租用这些学校的教室，然后由该学校开具若干张预注册通知书，中介人拿着这些通知书去中国招生，费用是每人6万人民币（据说由于中介人太多价格有所下降）。来法国后，这些学生就在中介人开的所谓语言班学习法语，中介人找一些在法国的中国人给他们上法语课。一个班有40 50人，能干的中介人可以同时开好几个这样的语言班。 这6万元里根本不包括住宿费，只包括学费，而所谓学费并不是真正上大学的学费，因为给学生开具预注册通知书的学校根本不会真正接收这些学生。学生学完语言后，必须自己另外想办法注册大学。是否能注册上是你自己的事情，中介公司根本不管。你如果注册不上就再学一年法语。巴黎这两年房租价格不断上涨，再加上巴黎附近的学校很难考，现在多数中介人都建议学生到外地上学。有的学生语言关过不去或者注册不上学校，常常浪费好几年的时间。 笔者一个朋友曾在某中介人开的此类语言培训班教课，他说班上什么人都有，年龄和水平参差不齐，最大的40岁，最小的15岁，有的学生连高中都没上过，这样的语言培训班很难教课，学生也很难通过这样的培训班学到东西。此外，学生的情况也很复杂，有的人明显是借法国放宽签证的机会来法移民，他们根本不准备上大学学习。 当然中介机构和中介人还有其它很多赚钱窍门和运作方式，但方式虽不同目标只一个：挣你的钱。 老留学生的肺腑之言 我们几个20世纪80年代到法国留学的老留学生聚在一起，因大家都遇到亲友委托帮助关照年轻留学生的事情，谈起这些小字辈大家感触不少。 张某说想当初我们来法留学时，身无分文，来了以后马上要打工才能养活自己，有的年龄较大的还要养一家人。现在中国真是变化不小，年轻人出来全部由家长负担费用，什么活儿也不用干。当时我们曾经很羡慕那些日本、韩国来的学生，他们只管读书，学费、生活费都有家长负担。现在中国富裕了，出来留学也潇洒多了。 跟张某一同出国的胡某听了不以为然，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日本韩国留学生并非我们想象的完全靠家里资助。他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家里确实很有钱，将孩子送出来学习一点也不费力；而另一种情况并非如此，一些出来留学的日本人在国内时，已经打了一段时间工，自己攒够了钱才出来的，并不是完全靠家长资助。这当然也同他们国家工资较高有关系。 　 其它国家如美国、英国学生自立能力更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英美学生在麦当劳打工，或给人家边看孩子边教英文。也有很多英美留学生是先向家长借钱，以后挣了钱再还给家长。而许多中国学生却以不打工为荣，以此显示自己家里有实力，这种风气的恶果是那些没实力的家长可就苦了，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吃亏，得使劲想法弄钱。与其说是孩子之间攀比还不如说是家长在攀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比比谁的自立能力最强啊！当时我们留学就比这个，看谁有本事找到好工作，自己赚了钱还给家长寄去，那时的家长是炫耀自己的子女多么有本事，现在是子女炫耀家长多么有本事。 我亲耳听见几个女孩子在比爸爸，一个说我爸原来是二把手，怎么把一把手搞下去，一跃成为一把手了；另一个说我爸挣的钱我们三辈子都花不完。从外地来的崔女士提起小留学生就一肚子气，她说这些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以前专家说独生子女到社会上会碰到好多问题，现在真正看到这些独生子女的问题来了。她所任教的外省某学校近年来了很多自费留学生，她像往年一样为新来的学生举办文体活动。以前，每次举办文体活动，学生都主动帮忙清扫场地，抬东西搬东西。现在来的学生跳完舞就扬长而去，地上撒满纸屑、酒瓶，他们根本不管。有一次，他们组织中法学生聚餐，那些中国学生只顾自己吃，既不帮忙弄饭菜也不帮忙收拾餐具，以为这是在自己家呐？反倒是法国学生还帮着收拾。不仅如此，吃饭时，中国一些学生只顾自己吃，并先抢好的吃，以至于很多因故来晚的人连汤都喝不上。 来法国生活后一直不太稳定，正准备回国创业的老吕说，出国留学是好事，但如果目的是移民并不一定是好事。日本当年移民去巴西、秘鲁等国的人后来就很后悔，因为日本发展得比南美快多了。就拿他自己来说，到法国十多年了，由于学文学专业一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而他在国内的同学现在都比他“混得好”，或经商或当官或教书，他却一直在打零工。 老吕已经40岁了，明明知道回国创业也并非易事，他还是下了决心回去。他最后深有感触的说：“不要盲目地把孩子送上不归路啊。” 善于做总结性发言的老翟抽完第三支烟后开始做总结，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学生到国外来学习肯定是好事，这种大量人才外流和资金外流现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中国教育领域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变化，改革力度比较大，因此存在一些混乱情况在所难免。中国教育资源非常雄厚，因为中国人重视教育，重视家庭，很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教育领域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这比发展小轿车更有意义，也对环保更有利。现在中国的教育资源似乎都流到国外，倒成了国外的龙头产业了，起码成了中介人的滚滚财源。但这都是暂时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教育改革的完善，中国人也许会认识到，在本国受教育比在国外受教育更值得。发达国家就是这样，他们本国的文凭比外国的文凭吃香得多，中国的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日前发表刘以宾的文章说，去年“南京冠生园事件”造成的信誉危机，让众厂家想尽一切办法挽回市场。离中秋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少月饼厂家开始打著“请您来给挑点毛病”的人情牌向顾客开放月饼的生产线。北京四季青乡某品牌的食品加工厂负责人说，他们准备将这次参观活动持续到今年月饼生产结束的时候，任何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打电话约时间随时参观工厂。 这使人隐隐地体味到月饼信用乃至整个商业信用的悲哀。 消费者只有参观了某月饼生产厂家，才敢放心地买他的产品，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可行性和不可操作性。 试想，全国是一个大市场，各地厂家生产的各种品牌的月饼都是消费者选择的对象，假如北京消费者偏喜欢广东月饼的口味，难道还要坐飞机、乘火车南下广东去参观吗？至于某些工业旅游项目，与前者的内涵和意义完全不同，因为这种参观旅游，实际上是去领略一种工业文明和企业文化，或增长某些知识，而不是非见到牛才敢放心买奶的“眼见为实”。 中国保险事业有待发展，尤其面对洋保险抢滩的压力，民族保险业更需要加快步伐。假如“品质险”的推行能为民族保险业发展助一臂之力，当然无可厚非。但笔者想来想去，怎么都觉得这个险种似乎已游离于保险的运作规律和真正的社会意义之外，甚至可能成为商品信用危机的“遮羞布”。就以月饼为例，不难算这笔账：既然保险公司肯承担赔付的责任，他是要收保险费的，而这笔钱从哪儿出呢？不排除某一具体的生产厂家通过重振商誉、扩大销售而有能力消化掉这笔额外成本，但从经济运行的整体上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所有月饼生产厂家都给月饼保了险，意味著大家的月饼都好卖，于是要平均占有月饼市场的利润，而月饼生产本身的成本、费用是既定的，那么这笔保险成本从哪儿来呢？最后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厂家通过提高月饼价格让消费者承担。从这个角度上看，是消费者在给月饼买保险。 不就为吃那么一口月饼吗？又要去参观月饼生产线，又要给月饼买保险，您说累不累、烦不烦？假如仅仅在月饼消费上这么费事倒也不要紧，毕竟一年就那么一回，而如若其他所有消费都按此办理，交易成本的无谓增高、给人们增加的额外负担以及灰暗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的形成等等，其后果实在不敢想像。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此类方法也许暂时有效或对个别厂家有效，但绝不是从整体上建设、改善信用环境的阳光大道。

新华社上海８月３０日电（记者 孙丽萍）一直生活在中国东北渔村里的“姥姥”前往美国探望女儿，在机场与女儿的邻居弗兰克巧遇。虽然他们彼此语言不同，在比比划划之间制造了许多误解麻烦的同时，产生了理解和欲言又止的爱情。 上海电影制片厂近日完成拍摄的影片《ＨＩ，ＦＲＡＮＫ》，使中老年人的爱情故事在影片中得到展现，被评论界称为“中国版《廊桥遗梦》”。 更多的人拿这部作品与另一部中外合拍的电影《刮痧》比较。《刮痧》取材于真实事件：一个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家庭由于用传统中国方法为孩子治病，被以“虐待”罪名告上法庭。 “我想表达的重点不是文化冲突，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格平等，人性相通，能够超越一切障碍．”《ＨＩ，ＦＲＡＮＫ》的导演黄蜀芹说。 在影片中，“姥姥”的女儿妮子和女婿戴维是承受巨大生活压力的中产阶级，婚姻一度濒临破裂。而孙子“海海”和孙女“晨晨”是一对在美国长大的“香蕉人”，对姥姥的态度经历了缓慢的转变。影片表现出每个人都在沟通中变得理解和宽容。 黄蜀芹是中国的优秀女导演，１９９７年拍摄的《我也有爸爸》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在片中扮演弗兰克的是美国演员哈里逊・杨，他曾在《拯救大兵雷恩》中扮演配角。扮演“姥姥”的方青卓是近年来颇受中国观众欢迎的喜剧明星。 据悉，《ＨＩ，ＦＲＡＮＫ》于明日起在上海联和院线上映，并同时寻求海外发行。

参加今年高考的宝鸡市学生小丁，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然而，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父亲却因他的学费问题一时想不开，在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遗书，从自家窗户7楼跳下身亡。 小丁家住宝鸡话西小区，父亲给某个体运输户开货车，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但小丁在逆境中没有沉沦，从小学到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记者在小丁的房间里看到，桌子抽屉里是厚厚的小说文稿。今年高考前夕，小丁将这些作品寄给清华、北大等一些高校，反响很好。清华大学有关人员还曾通过陕西省教育厅询问小丁的情况。 8月16日，小丁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打电话将喜讯告诉在外地的小丁父亲，但父亲却为儿子的学费犯了愁，他试图向车主借2000元但未能如愿。小丁母亲悲痛地说，本来小丁的父亲很开朗，而最近两个月，雇主不发工资，小丁的父亲心急如焚。8月25日，小丁父亲回到家，什么话也不愿意说，心情沉重，茶饭不思，晚上就发生了那令人悲痛的一幕。 小丁母亲说，儿子特别懂事，学习从没有让家里人操过心。知道家里经济艰难，他从不乱花钱。说起小丁的学费，小丁母亲十分忧愁，按照学校的要求，8月28日就应给学校汇去7000多元钱，可眼下这部分钱还有一半没著落。望著给儿子准备好的行李，母亲发愁地说：孩子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这一天，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