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五月 2004

　　“MBA毕业生应该在自己的脑门烙上骷髅标记，并写上‘我不适合做经理人’。”在刚刚问世的《要经理，不要MBA》一书中，作为全球管理和战略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亨利・明茨伯格教授（Henry Mintzberg）不仅辛辣地挖苦商学院的天之骄子，同时抛出一份惊世宣言：要彻底改革传统的MBA教育。 　　明星陨落 　　5月19日，正在法国度假的明茨伯格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的越洋电话专访。 　　作为2000年美国管理科学院杰出学术贡献奖的获得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亨利・明茨伯格教授从不相信别人告诉他的事。正像把《谁动了我的奶酪》称作“世界上最愚蠢的管理学书籍”，明茨伯格总会在一片叫好声中不留情面地指出：皇帝什么也没穿。 　　当然不是光喊两嗓子而已，“他会取下机械装置来看它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这种较真曾使其推翻了不少传统论断。而这回，被他盯上的是1990年出版的《哈佛商学院的奥秘》。 　　“这是一份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历史资料。作者David Ewing在哈佛工作了近40年，自称要从知情人的视角来证实哈佛商学院为什么这么成功。为此，Ewing特意在书中列举了哈佛商学院最棒的19名校友，他们毕业后都在鼎鼎有名的大公司做到了CEO的位置。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这些超级明星们怎么样了呢？”明茨伯格和助手展开了追踪。 　　威廉・阿吉，最先在“超级明星榜”上出场，曾任班迪斯公司的CEO。这家公司主营航空设备，资本一度达到39亿美元。 　　阿吉履新时确有“大展宏图”的抱负，他有计划地卖掉一些资产伺机收购，准备引领班迪斯走上多元化新路。然而接下来一段全美瞩目的婚外情毁了一切。短短15个月内，他将助理玛丽・坎宁安一路提升到副总裁的位置，引起员工们的强烈不满。玛丽・坎宁安被迫辞职后怀着一腔怨气。在一项至为重要的收购计划上，已成为阿吉夫人的她不仅跑到对方公司干涉一场关键的谈判，并不断指使其丈夫做这做那。见此情景，对方董事表态：“我宁愿将公司烧了，也不交给那个女人。”班迪斯公司最终毁在这夫妇俩手上。华尔街批评阿吉狂妄自负，经常异想天开、不切实际。而他的妻子则被指责利用公司职权谋取私利。 　　接下来被搞垮的是着名的建筑集团摩里逊・洛特臣。阿吉上任后依然令人大跌眼镜。他解雇了一批公认优秀的经理人，任命了不少唯唯诺诺者来增强自己的权力，与董事会的摩擦也愈演愈烈。1995年2月，这家公司的股价从1988年的每股44美元跌至10美元，年报预计1994年将出现巨额亏损，贷款协议无法履行，拟取消分红，并考虑出售几家子公司。最终阿吉被赶下CEO宝座，公司在不久后破产。 　　一生逃不开“破产”命运的富兰克・罗伦佐跟威廉・阿吉不相上下。CEO被美国议会公开批评的事情还不太常见，曾为商学院骄子的罗伦佐就榜上有名。 　　作为得州航空的头头，罗伦佐异常热衷于恶性价格战和收购。他曾一口气买下5家航空公司，在极短的时间内拼凑出全美最大的航空集团，成为耀眼的并购英雄。然而他是出了名的思想僵化、管理粗率，并购企业犹如一盘散沙，整个集团就像“一个庞大的怪物”。而罗伦佐为了追求利润，大幅度削减工人工资并延长劳动时间、态度恶劣地跟工会对抗，招致大规模的罢工，旗下的航空公司成为服务糟糕的代名词。 　　这场世纪并购最后以分裂而告终，其中一家公司被卖，两家破产。怒不可遏的债主们把罗伦佐送上法庭，联邦法官最终宣判他不能胜任管理航空公司的职务。1993年，罗伦佐想东山再起，他已经为新公司起好了名字：友谊航空，但是美国运输部断然拒绝了他。 　　“从我搜集的材料上看，截止到2003年，这19个人中有10人很明显失败了，在给公司带来灾难后被扫地出门、无所作为，另外4人的能力被质疑，仅剩下5位合格者。我想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 　　MBA七宗罪 　　“MBA是把错误的内容教给错误的人。”这是明茨伯格的名言。 　　在他看来，自从1959年哈佛引领了MBA教育模式的最后一次大改革，以后MBA教育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19人的案例敲响了警钟，我们有太多理由来重新审视这个影响力非凡的教育模式。 　　“诚然，你可以在课堂上增进经理人对于商业活动的理解，甚至激发他们更多的商业热情，但你不能在课堂上创造一个经理人出来。”明茨伯格认为：“管理不能教给没有管理经验的人，而大多数商学院在制订入学选拔标准时往往重学历轻经历。”对于那些想要以管理为职业的年轻人，教授的建议是：“不要去学MBA。选择一家喜欢的企业，投入地工作。” 　　不少MBA反唇相讥：正如大学教育，MBA课堂教学提供的基础知识和思维方式的培养不可或缺。 　　然而对大学生们而言，踏上社会才是学习的开始，他们得从行业底层一点一滴做起，可MBA们不这么想。明茨伯格教授表示：“许多人仍然相信，如果你想绕过公司等级，一步跳到管理层，去读MBA正是再好不过的捷径。而MBA教育也在制造假相。MBA学生年轻化是一个全球都很明显的趋势。仿佛一群可能有工作经验、但从未做过经理的年轻人，他们花几年时间在教室里学习就能够管理好一个企业。” 　　作为一位理论和思想皆来自于各类企业实践的学者，明茨伯格尤其反对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头天晚上读了20页关于某个案例的财务报表、市场调查，第二天早上来到课堂假装伟大的领导者，对着自己一无所知的公司指手画脚。如此一遍又一遍地重覆，使很多MBA学生不是基于对企业实际情况的了解做出决策，而是根据一堆‘乾净、漂亮’的数据。” 　　正如陶瓷艺术家的手艺形成于双手塑造泥坯的过程，令人愉悦的偶然或灵感都在把玩泥土中产生。在明茨伯格看来，管理也是一门艺术，融手艺（craft）、经营洞见（art）以及科学分析（science）为一体。纯案例教学只能促使管理者与他们所管理的东西之间明显脱节，容易导致人们对问题肤浅的看法。“这样培养出来的‘技术分析型’管理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有害甚至‘致命的’。” 　　他对MBA崇尚的案例预测也表示怀疑：“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预测你喜欢的。如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就会预测不喜欢的。你不能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是去创造它。如果做不到，那就对今后发生的事情迅速反应。” 　　然而明茨伯格认为MBA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宣扬一套错误的价值观。 　　哈佛商学院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在全球各地，在几乎每个行业，哈佛商学院的校友都是‘敢作敢为的大人物’。从开创公司，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改变非营利性部门的面貌，再到在华尔街进行投资管理，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在不断塑造世界经济面貌。”明兹伯格认为这种“英雄情结”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一个企业的成功未必是什么天才人物的杰作。如果让管理IBM达10年之久的Lou Gerstner去苹果呆10年，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价值究竟有多少了。”“最危险的管理者往往就是这些信心超出实际能力的人，尤其在这个极度虚华与亢奋的社会里。MBA课程不仅吸引大批这样的人，而且对这种倾向予以鼓励。” 　　在明茨伯格看来，美国企业的大部分弊端，以及它们之所以失去公众尊敬，都源于MBA式的世界观：精明、自负、倾心于技术分析，并确信管理技巧可以从一家公司套用到另一家，无需长期浸淫于某个行业。这种课程训练出来的毕业生犹如雇佣兵，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对企业没有承诺感，而企业真正需要的是有献身精神的管理者。责任心缺乏已经导致一些MBA给他们的公司带来灾难，就像安然丑闻的核心──前CEO杰弗林・斯基林。 　　对于顶级商学院的金字招牌、时下在我国倍受追捧的EMBA，明茨伯格同样浇了盆冷水：“EMBA是把错误的内容教给合适的人。虽然学员已经具备了管理经验，但这些课程未能利用学生们的经验。” 　　明茨伯格的目标是要让管理者回到基础上去。高层管理者应该对自己的企业了如指掌，而不是简单的“空降兵”；中层管理者应走出办公室和客户交流，而不是依靠下属报告；至于基层员工，更应自由创造性地发挥。 　　例如，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日本丰田进入美国摩托车市场是制订了一系列策略。事实上，根据负责这一项目的管理者所说，当时只是“想知道在美国能够卖什么”而已。丰田公司首先尝试出售的大型摩托车并不畅销。至于此后帮助他们打下半壁江山的小型摩托不过是当时两个洛杉矶的丰田员工偶然的发现。明茨伯格认为，鼓励这样的创造性活动并不简单，管理学教育能够做到，但不会是MBA模式所提供的那套。 　　IMPM浮出水面 　　尽管《要经理，不要MBA》尚未正式上架，但在亚马逊网站上已有400多人订购。“看来会卖得不错。”明茨伯格乐呵呵地表示。不过明茨伯格的秘书Santa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听到了不少反对意见。 　　《金融时报》管理专栏主编迈克尔・斯卡平克不觉得意外：“明茨伯格的观点经常引发MBA们歇斯底里的回应。他们为自己的MBA学位花费了超过12万美元，可是明茨伯格教授却把他们说得一钱不值。”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肖知兴教授告诉记者：“明茨伯格对现行商学院模式的批评，因为影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经常遭到反击，但从学术、教育的角度，很难有人提出有分量的反对意见。事实上，很多严肃的学者，包括斯坦福大学的Jeffrey Pfeffer、芝加哥大学Ronald Burt、前美国管理学会会长Donald Hambrick和许多机构都站在他的一边。” 　　也许有感于简单的批评没有说服力，7年前，明茨伯格与英国兰开斯顿大学乔斯林教授联手创立了一种与MBA教育截然不同的管理学模式IMPM（国际实践管理硕士项目）。随着欧洲商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和日本神户大学的相继加入，如今IMPM已经形成一个国际联盟。共有20家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的300名学员参加。 　　IMPM强调书本与自身管理经验相互验证，只招收在职管理者，教师也必须是或曾经是企业中人，不按市场营销、财务、人力资源等专业来安排课程。这些经理们聚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走访各自的企业，参与公司也以许多不同形式深入地参与整个学习过程。 　　“在我参加过的课程里，没有一个像IMPM那样，对我一生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曾经是MBA学员的加拿大皇家银行副总裁Frank … 继续阅读 →

中国人口迅速老化，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枚定时炸弹。专家普遍认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世界各国从未遇过的一场人口危机。中国学者认为，为化解这场危机，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废除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超过美国、德国、日本或者英国在其经济起飞时期的步伐。在大约30年内，中国可望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这是一个已达成共识的看法。 但是，如果中国的社会政策不发生根本转变的话，中国的人口将比历史上任何大国老化得都要快。现在，中国人的年龄中数为大约32岁，到2040年，这个数字将猛增到至少44岁。 联合国估计，到下一代，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比20世纪的欧洲严重，届时，中国将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付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出自己数倍的国家类似的问题：老龄化引起的经济、社会、生产率挑战。也就是说，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先变老。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学者李东理(音)对纽约时报表示，“有人说，我们将比日本或美国更富，我不相信。我们的人口负担太大了。”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看来是成功的，否则，中国的人口会是16亿而非13亿。但是，人口寿命增加、生育力降低给中国制造了一个新的定时炸弹。 中国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者生育的孩子已远远低于中国维持人口需要的数量。如今，中国平均每个母亲生育1.3-1.8个孩子，而维持人口稳定的正常替换率为每个母亲生育2.1个孩子。 另外，中国人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特别是农村，也让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性别比最不平衡的国家。中国200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新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18：100，而全球的正常比例为103-105：100。 中外学者刚刚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但很多人认为，从2025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长率中的数个百分点会被人口老化问题抵销。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更认为，很多青年男子找不到老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紧张。 中国官方智囊人物、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对纽约时报说，“在我看来，在发展水平仍很低下的情况下如何对付老龄化问题，是本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说，老龄化带来三个威胁：劳动力减少、资本竞争加剧、税收增长。这可能迫使中国重新思考发展模式。 不过，胡鞍钢等人认为，只要高层重视，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整体上还是可以控制的。 他们建议，可以提高中国人的退休年龄，更大限度地发挥老人的智力、经验优势。另外，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金融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但最好而且可能是唯一的长远解决方法却是，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让人民自己决定生几个孩子。这个话题虽仍很敏感，但已不再被视为异端邪说。 北京师范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张秀兰(音)说，“由于领导人们仍非常担心人口过剩和失业问题，我看这在未来5-10年都不会发生，但中国迟早将需要更多人口。”

一天晚上走在路上，突然从黑暗里蹿出了一个男人，抓住我的胳膊，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我只能死命挣扎才跑回家，看到他我就哭了，但是他听了以后反问两句，是不是真的啊？会有人要非礼你？他就坐在那里，嘴角撇着，斜着眼睛看着我。我知道自己不是美女，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采访对象：Tina Liu 性别：女 个人档案：2002年赴美留学至今，来自昆明，原为某大学老师。 星星生活记者：薇尘 采访时间：2004年5月25日 这又是一次电话采访。故事的主人公Tina正在纽约攻读生化硕士学位。顺带说一下，这一段时间里，我接到过不少来自美国的电话。虽然他们大多是围绕我这些故事谈些自己的看法，但是至少说明我们这个栏目还是很受欢迎的。在最近的一个樱花灿烂的午后，还有一位不知道姓名的先生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上打来电话，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可倾诉的，打这个电话只是想鼓励我一下：继续写，好好写，我们在用心关注着。这样一番话怎能不让人感动？ Tina本来也是对某个爱情故事发发感慨的，但是说着说着话题就扯到了自己身上。而她可爱就可爱在爽直上，当即就引着我“顺坡下”，你干脆写写我得了，说完就自己先笑了。 她说自己“正恨嫁”，因为已经老大不小了。但是好像就是在身边的华人里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几经感情的挫折，现在温柔地守在自己身边的居然是个“鬼子”。但是我真得很想嫁个中国人，她幽幽地叹了口气，可是中国男人太注重外表，而我是个太其貌不扬的女人。 我这个人是典型的学理工出身的类型，情商不高，再加上先天又不足，长得不好看，所以在感情上一直都不顺利。从我大学时初恋“夭折”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抓不住男人的人。现在我已经30岁了，依然不懂男人。 到美国后，我有过两个中国男朋友，每次我都是傻傻地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人家，但是换来的却是伤害。 第一个男朋友是我老乡，我们是在同乡会上认识的。他那时正在读博士，比我早来了1年多。认识了2个月后，赶上我房东要收房子，勒令我搬家，我就开始另找住处，但是看了好几处都不太合适。有一天在学校里遇到了他，忍不住就诉了诉苦，他说，那你先搬到我那边住着吧，我roommate回国了。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了，于是我们就“同居”了起来。 至于后来我们是怎么真正走到一起的，我也说不清，反正当时是觉得挺自然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想想，可能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很孤独，都需要一份感情吧，而实际上两个人之间是没大有感情基础的。没有甜言蜜语，没有花前月下，没有脸红心跳，就是在一起互相陪伴，感觉就像是一对老夫老妻似的。不过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并不觉得这样的一种平淡感情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我也认为自己过了做“琼瑶梦”的年龄了，不可能再要求轰轰烈烈的爱情了。但是平淡的感情也是要有爱的，而不是像我们那样的淡漠。 我们明确关系以后，他就变成了“甩手掌柜”，生活中的事情他就什么也不管了，想买菜做饭、收拾房间、洗洗涮涮，他都不闻不问，全是我一个人干。其实我是个传统的人，觉得家务活还是应该女人多干些，但是女人的这种付出是为了爱那个男人，而不是说那个男人就应该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打个比方说就是，我可以怎么怎么辛苦，哪怕你说一句关心的话，哪怕你过来抱抱我，就足够了。但是他什么反应也没有，就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而我那个时候在校外打工，每天学校、餐馆、小家三头跑，真得很累，时间长了我就越来越觉得委屈，心里也越来越明白他对我并没有多少爱恋。 有一段时间我上夜班，回来的路上很黑，虽然路不是很长，但是还是很害怕。我告诉他我害怕，心里真的很希望他会说那我去接你吧，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总是不以为然地笑笑。他每次那么笑，我都觉得仿佛有刀在心上划过。倾诉热线：647-282-2188，416-491-8401，欢迎来电讲述你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走在路上，突然从黑暗里蹿出了一个男人，上来就抓住我的胳膊，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我大声喊没有用，路上根本没人，只能死命挣扎，才挣脱开。气喘吁吁、心惊胆颤地跑回家，看到他我就哭了，但是他听了以后你猜他怎么说？他是来了这么两句反问，是不是真的啊？会有人要非礼你？他就坐在那里，嘴角撇着，斜着眼睛看着我。 我知道自己不是美女，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在他的眼里居然是卑贱到要编这种故事来抬高自己了。 第二天我搬了出去，没得犹豫，因为我还有自尊。 第二个男朋友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我那时候心情很糟，是被朋友硬拖去散心的，结果就坐在角落里发呆。也不知过了多久，听到一个声音说，可以请你跳支舞吗？我抬头，看到一个清秀的年轻人，不认识，就漠然地摇了摇头。他笑了笑没再坚持，反而坐到了我的对面。这就是他。 他笑着说，看来这个场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坐得住的。我看了看周围舞动的人群也不由地笑了。然后我们聊了起来，因为太吵了，我们只能坐得很近，声音也扩大了几个分贝，居然就越聊越投机起来，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了。后来，我们很自然地也加入到了疯狂的队伍中。到舞会结束时，居然有了点依依不舍的感觉，我们互相留了电话。 后来我知道，那时他也刚刚失恋，也是被朋友硬拉去的。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我们之间好像就有一种默契存在。有的时候本来很开心，但是突然会一起莫明地黯然，然后就相对无言，就觉得这种默默的理解和陪伴真是很微妙的。心里也就有了微妙的感觉，那种感觉有点像初恋，也像歌里唱的，甜甜的，酸酸的。其实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喜欢我的。 慢慢的，我觉得自己已经走出了第一次感情的阴影，他看起来也似乎是解脱了。我们开始了恋爱。最初我们不住在一起，他每天晚上都会去接我下班，送我回去，自己再赶回家，每次都是凌晨2点多才能睡觉，第二天一早还要爬起来去上课。后来，他说你别上夜班了，申请在学校内工作吧，等待的这段时间我来养你吧。你不知道，我听了有多么感动，心里暗暗说，我要一辈子对这个人好。 然后我们搬到一起住，我没有让他养，房租什么的都和他share，因为我觉得他的经济能力也一般，不能再给他压力。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原来的女朋友一直是他养着的，他好像也喜欢这样对自己的女人好，我太独立了反而让他有点别扭。我是不理解的，但是有的男人也许真的喜欢那种感觉，那种给一个女人依靠的感觉，很男子汉气概吧。 很快，导师也介绍了一份临时工作给我，虽然薪水比较低，但是也够基本生活。那段日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我们甚至开始计划将来，计划我们读完书、找工作、办移民、买车买房，生儿育女。甚至连小孩的名字都想好了，我们双方父母家人也都看了我们的照片，也很同意这桩婚事，那个时候就差没领结婚证了，同学朋友们都当我们是小两口了。 甜甜蜜蜜地过了1年，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好像有了变化，先是经常很晚才回家，然后就开始不太喜欢和我聊天了，似乎在躲避着我。问他他却不肯承认，总是说，没什么啊，你别神经过敏了，我是要毕业了有点思想压力。但是，感情这种东西一旦变质就很难掩盖住了，慢慢的，那种疏远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我真正意识到是他出了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虽然我潜意识里隐隐觉得是有了第三者，可是我不能确定，或者说是不愿确定吧。 知道有一天，一个朋友来找我，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问她为什么这么问，她犹豫了半天才告诉我，她看见他和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去看电影，样子似乎很亲昵。我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波涛暗涌，但是脸色肯定还是很难看的，那个朋友言不由衷地安慰着我，也许没什么吧？看场电影也很平常吧？ 但是我知道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了。那天晚上我早早躺下了，他回来了我假装睡着了，他似乎很开心的样子，洗澡的时候还哼着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知道自己留不住这个男人了。他出来了看到我泪流满面，就不知所措起来，我说，你爱上别人了是吗？他不说话，不说话…… 后来，我见过那个女孩，真得很漂亮。我能说什么呢？倾诉热线：647-282-2188， 416-491-8401欢迎来电讲述你的故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之前我也看过一篇文章，作者也是论述中国男士择偶比较注重外貌，而西方男士更注重内在的和谐。我是不敢妄自给这个结论下一个评判的，不过有一个现象还是说明点问题的，就是看征婚广告，中国男士的征婚要求一般都是放在容貌和身高等方面，而西方男士则很少要求外貌如何，倒是明显侧重于谋求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但是，他们好像相处得并不愉快。上个月，他打电话来，却默默地不说什么，要收线的时候，才问，你过得好吗？我说挺好，他没再说什么就挂了。其实我过得一点也不好，但是无论怎么不好也不可能再和他一起去疗伤了，因为这一次我的痛是他伤的，而且伤得很重很重。 现在该说说那个一直对我好的“鬼子”了。他是我导师的表弟，我们早在一年前就认识了，他30岁了，但是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双带点童真的大眼睛总是显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和他在一起感觉是在过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不过那个时候我正热恋，自然是不会接受他的。事实上我对老外一直很排斥，是指感情方面。我觉得婚姻还是同族之间的好。但是他似乎是对我一见钟情，大概因为那个时候我神采比较飞扬吧，他说我眼睛很美，很有魅力。我心里有点好笑，看来那个说话蛮对的，只有丑的中国女人才会被老外夸做漂亮。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审美观不同，也许是老外善于发现那些隐藏的美。 他知道我和男朋友分手后，就开始每天给我送花，周末约我出去玩，想尽办法逗我开心。他对我的那种态度，真的是像对宠爱的宝贝那样。我必须承认，人是感情动物，被感动了就容易被打动了。以前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宠爱过，我的第二个男朋友也做不到那样。在这个黄头发的男人面前，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女皇。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虽然被打动了，但是我还没有爱上他，我也很怀疑自己有一天会不会爱上他。不过，我真得很累了，我想有个家，想有个人好好爱我，所以舍不得放弃他，因为我相信不会再有人像他那样爱我了。 所以，也许很快你会听到我结婚的消息，我正在下这个决心。让我再想想…… 倾诉热线：647-282-2188，416-491-8401，欢迎来电讲述你的故事

一名加籍女子可能成为伊拉克“第一夫人”，她是持有西安大略大学科学学士学位的伯妮丝・荷尔顿。 荷尔顿七○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来自伊拉克的侯珊・沙里斯坦尼，后来更成为沙里斯坦尼太太。当时年轻的侯珊在多伦多大学念核子物理，荷尔顿就当他的博士论文打字员，两人这时也堕入爱河。 她跟随丈夫返回伊拉克定居，担任核子科学专家的侯珊，因拒绝为胡森建造核弹，一度被胡森关进监牢 11 年。荷尔顿得独力在异乡抚养三名子女。 后来，1991 海湾战争一再改变他们的命运，侯珊逃狱并和妻子及三名子女逃亡到伊朗。 侯珊目前正在考虑是否接纳担任伊拉克临时总理一职。他在伊拉克声望很高，他以自己是穆斯林为由坚拒为强人胡森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事迹，在伊国不胫而走。

多伦多警政委员会在“闹家变”。该会主席海西威胁说，他希望省府介入斡旋，如果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他会辞职。在星期四晚的会议中，因为有人建议另外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多伦多警察，使得两名警政委员愤而离去，整个会议不欢而散。 中途离去的是退休法官洛克（Hugh Locke）、及华人医生刘秉纯。他们认为，警察总长范铁龙既然已经邀请安省法官佛格森进行全案调查，实在不必在此时再召开调查庭。他们并建议再等一个月时间，等佛格森法官的报告落实后，再讨论此事。 刘秉纯表示，身为警政委员，他有义务为市民着想。主持一个独立调查要花 10 至 20 万元，这是不是有必要？如果有必要，他一定支持。法官佛格森也指责此一议案为多余，同时是对他所主持的调查的一种侮辱。 提出独立调查议案的是市议员麦歌娜（Pam McConnell），她认为以最近多伦多警队发生的贪污事件，有必要另外组成独立调查小组，全面检讨警局内的人事领导、组织架构、责任归属等。 佛格森法官于两年前受命对警局政风做出调查，并已提出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 32 项建议，均已经为范铁龙总长接受，并承诺立即实施。佛格森表示，过去两年的调查已使用了 60 万元，如果此时再进行独立调查，完全是一种浪费。他还说，这些人完全没看懂他的报告，如果他们了解此一报告，就不会要求再调查一次。 目前警政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中，除海西主席及麦歌娜外，还有市议员费里昂支持独立调查，刘秉纯、洛克及市议员奥第斯反对 (但当天奥第斯未参加会议 )，此外另一名委员为前任主席贾德纳，不过他因为收受枪枝做为礼物，已失去与会及投票权。

全国汽车窃案数量自 1995 年高峰期以来，已出现逐渐减少趋势。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有组织盗车集团出现，使到失车寻回率大为降低。像满地可等，遭窃汽车寻回率只有五成左右。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以1977年的统计，全国以每10万人口计共发生355宗汽车窃案，80年代初期一度下降，以后持续增加至1995年高峰期的每 10 万人口 607 宗，此后便出现减少趋势，2002年为每10万人口514 宗。 统计资料同时显示，从总体上来说，全国的遭窃汽车追回率在 1970年最高，为 98%，但在 2002 年，每5辆遭窃汽车中，就有1辆无法找回。 各城市的遭窃汽车追回率各不相同，其中满地可最低，为 54%，其次是约克郡61%，渥太华 68%，多伦多为 75%。原因是，这些失车都由犯罪组织有计划的偷窃，然后很快就运出国外，多数销往中南美。 相对的，失窃汽车追回率最高的是雷琴纳，为 97%，其次是温尼辟95%，温哥华为 91%。原因是，这些失车多数为年轻人偷去兜风，然后就会随处抛弃，因此较易寻回。 统计局报告指出，满地可似乎是有组织盗车集团最活跃的城市。温哥华的皇家骑警迪艾克表示，满地可是全北美盗车专家集中地。擅长汽车盗窃案的迪艾克说，众所周知，技术最好的盗车专家都来自满地可。他们的目的是为赚钱，一辆赃车运至俄国或巴林岛，最多可赚 3万至 4 万元，所以往往很难追回。 统计局报告还指出，在住家被盗的汽车，报警后被寻获的机率，远远低于在街上或停车场被偷走的汽车。报告指出，有组织盗车集团通常很快就将赃车与配套的伪造文件装进货柜，运往欧洲、南美及东非。

一位在韩国出生，在台湾成长、在加拿大闯出一片天的中国女士，16 年来坚持一个信念，追求一个理想，就是要女士们拥有健康而美丽的身体。这位女士便是创办“登琪尔”的李美娜。“登琪尔”的英文名称为 Danger Figure，取其危险身材之意。 李美娜表示，在经营减肥业务数年后，眼见科技的发达，而女性在社会的地位亦渐提高，使女性们在精神压力上越来越大，于是将业务转为减压及使女性除了纤体外，在休闲舒适的环境下，得到身心的安泰，以使她们回复光彩而继续发展个人的业务。 在不断的创新及努力之下，李美娜所经营的业务已遍及全球，目前在台湾有 8 间分店、多伦多有 3 间、温哥华有 2 间、洛杉矶及纽约分别有 1 间，更有 4 间专门培训专业纤体与美容人才的训练学校。 员工由最初的 16 位发展至今拥有员工约 600 人，及固定的会员人数超过 5 万人。经过 16 年的不断努力，李美娜已闯出了一片天，而今年周年庆的主题是“生活、旅游、无国界”，希望所有登琪尔的会员，能用无国界的宏观及轻松的心情来体验生活的乐趣。

近来多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均预示，目前执政的联邦自由党，在 6 月 28 日的大选投票结束后，其国会席位数目将可能缩减至 135 席，距组成一个大多数政府所需要的席数短少 20 席；换一句话说即是，由自由党仍有机会执政，但将从此变成一个要仰人鼻息的少数政府。 安省滑铁卢的温夫瑞德・劳里尔大学的政治学家凯耶根据这些民意测验结果推算，自由党在此次大选中的席位将减少为 135 席，保守党有望夺得 98 席，魁北克政团 54 席，新民主党也有 21 席。一个政党必须赢取至少 155 席，才具有组成大多数政府的资格。 在本届大选上周开始时，自由党拥有 168 席，但自由党人的民意支持率就在这一周内持续下跌。

安省自由党政府违背竞选诺言、又大幅度加税的预算案，给它的联邦自由党“大哥”制造了不少麻烦，迫使马田总理昨天在竞选时手忙脚乱地撇清和安省自由党的关系。 在得知自由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因安省麦坚迪政府令人憎恨的预算案而遭到民众指责后，马田在安省北部的苏圣玛丽（Sault Ste. Marie）对那里的选民说，安省自由党和联邦自由党是两回事，切莫将之混为一谈。他又表示：“我坚信，政治领袖坚守诺言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月中旬公布的安省财政预算案中，麦坚迪政府违背了不加税的竞选承诺，全面开征健保税。 当马田走访一家医院时，由公务员工会组织的示威者们呼喊口号：“不要自由党，要全民健保。”

　武侠小说泰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为普及中国历史，重拾巨笔。他说，他要写一部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 　金庸之所以还要写，理由有三：已有的中国通史古文太多，青少年学生难以卒读；已有的中国通史往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通史几乎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 　金庸表示，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改变一下写作手法，用白话文，用小说体写历史，使青少年学生更容易阅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民族融合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非阶级史观 　据文汇读书周报披露，金庸近年研究得最多的一个主题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是不是阶级斗争史？ 　众多的「通史」，以及大中小学教材，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了这一历史观。 　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西方不尽相同。马克思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从「欧洲中心」或者说是从「英国中心」的角度出发的，他对中国，对亚洲的社会发展并不了解，常常以一句模糊的「亚细亚社会形态」对亚洲一笔带过。 　马克思认为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和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化论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人。其实，亚洲和欧洲，中国和英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并不完全相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观点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也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金庸认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民族融合史」。 融合带来兴盛 　金庸认为，在古代，外国的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习惯做法是将对方斩尽杀绝，被征服民族的文明亦自然中断。 　在中国则不然，民族之间的征服杀得很少，主要是将对方人员先当作奴隶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其升为平民，享受平等待遇。 　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文化、技术，遂使各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秦、汉之后，匈奴、鲜卑人进入，才会有隋唐的大发展；宋朝之后，辽、金、元人进入，女真族进入，才有了明朝的发展；清朝更能说明问题，满汉融合，互相通婚，取长补短，才有了版图的扩张。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便使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发展高潮。从区系文化来说，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云南的元谋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融合。 　金庸强调，他会以人民的历史观来写历史。用人民的观点去看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由此来评判统治者的功过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