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孙嫣然报导／“新世纪举行的首次人大可以算是共青团派在政坛崛起的‘分水岭’：过去十年来团派出身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人数增长极迅速，不过这些人多数执掌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权柄，进入人大和国务院系统的人很少，即使进入，担任经贸、行政、立法、科技等部门的主管也凤毛麟角。而这次人大不同了。”在明镜出版社出版《胡锦涛传》的两位作者文思咏与任知初，日前先后接受记者专访时，不约而同地指出这一点。
●大批前共青团官员走上人大和行政岗位
文思咏列举说：从16大前一直延续到这次两会，政府换届，有一批曾在共青团岗位上工作过的干部担任了人大和行政领导职务，例如省、市、自治区政府正职领导人中就至少有六人：河北省省长季允石、上海市市长韩正、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河南省省长李成玉以及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连任），而李克强是十六大之后才刚从省长转任省委书记的。
兼任省、市、自治区人大主任的就更多。像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宋德福、贵州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钱运录、河南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李克强、湖北人大主任杨永良、河北省人大主任白克明与云南政协主席杨崇汇、江苏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李源潮，都有共青团的工作经历。
此外，山西梁滨、安徽赵树丛和徐立金、湖北蒋大国、湖南徐宪平、陕西的袁纯清、云南的秦光荣等人现都担任副省长或人大副主任职务，他们都有过任团省委书记或副书记的资历。
在目前人大和国务院各部委中任要职的原共青团干部也不少，尽管人大换届、政府改组还有几天才能揭晓，但是名单已经逐步浮出水面，不少共青团派官员肯定会在吴邦国挂帅的人大和温家宝领军的国务院内阁中担负更重要职务，例如可能出任人事部长的沈跃跃、可能出任监察部长的李至伦、现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等人。
●到底是否存在“共青团派”？
对“共青团派”这一说法，中共官方和一些学者是不以然的。他们认：共青团一直被视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如果说过去的理解是较为“狭义”的，现在则不过是扩宽了输送去向，大批进入到人大、行政系统包括经济、科技等需要很多专业知识、能力的部门。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前《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副总编辑和团中央研究室主任锺沛璋，曾对《21世纪环球报道》表示，他并不赞成“团派”的说法。西方某些媒体的说法“没有根据”“不负责任”。
《胡锦涛传》的两位作者都认，“共青团派”这一说法只是为用起来方便，当然不是很严谨的，如果真的作简单化理解，甚至引申发挥，让人以中共权力结构中可以存在这样一个派别，就走入误区了。但是“共青团派”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幻影。
他们指出，与其说共青团派是“形成”的，不如h是被“看成”的。与共青团系统有瓜葛的官员一多，就引起人们注意和议论，也引起这些官员自己的注意和思考。「共青团派」固然不可能有成形的组织、成文的纲领，更不会有“负责人”“花名册”，但是「共青团派」作一个边缘模糊的松散队伍是客观存在的。其成员不仅有感情的纽带，有昔日上下级隶属关系，还有很多在后来工作任务中互相配合的机会。共青团派的官员非常普遍地上下提携呼应：一个前共青团干部，很可能将他原来的团内下属继续提拔重用，逐渐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形成气候。文思咏强调说：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自觉地在进行共青团派的“思想组织建设”，其实，“是他们有共同或者相似的心态，使他们容易谈到一起去”。
前不久，新任北京市长孟学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说，共青团生涯给我后来的从政生涯奠定了一个基础。20年前我曾经在胡锦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胡锦涛同志公道正派，不徇私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是青年团干部应该学习的地方。”这番话被外界媒体广泛徵引，以证明共青团派成员已经逐步有了自觉的派系归属，甚至不惮公开表露。然而，任知初对此看法比较谨慎，他分析说，目前看这只是一个个案。事实上，胡锦涛本人尽管不回避他的共青团工作经历，却对共青团官员的冒升、集结、和分布并不表现“特殊兴趣”；多数从共青团岗位上提拔起来的官员，也都刻意对此低调淡化。
然而，孟学农这番话是否会产生某种催化效应？两位作者都表示对此要严密关注。
●什麽共青团派官员大批晋升？
记者问：既然没有自觉的派系归属，那麽这麽多共青团派官员在这麽短时间内晋升，难道全是碰巧、偶然？
文思咏说：这些官员比较集中地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他们当过胡锦涛部下的资历。如果当上“党魁”的不是胡锦涛这样担任过“团魁”者，而是别的什麽人例如温家宝、曾庆红，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同样也会青云直上。他们的冒升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现象。
首先，“他们年龄合适，赶上了好时代”，具有年轻的优势，很自然就会被列入提拔名单，应运而起。
其次，任知初指出，共青团的干部已经不再是胡耀邦那样没有怎麽进过学堂门的“红小鬼”，也不再是李瑞环那样在劳动实践中自学成才的“青年鲁班”，而都受过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受到人类文明理念的熏陶，思想比较敏锐，很多人拥有硕士博士高级学位乃至高级技术、专业职称。
第三，相对来说，从共青团岗位上提拔起来的官员“手脚比较乾净”，“形像比较清新”。在当前官场腐败的映衬下，他们容易被上面认可，也容易被下面认可。
任知初对《21世纪环球报道》报导的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的说法有同感：曾经有地方组织部官员对康晓光私下说，现在在提拔干部时“提心吊胆”，不敢随意提拔人，因为经常有官员存在腐败问题。康晓光认为，众多共青团系统官员走上前台，和他们的“清白”不无关系，阅历和经验可以培养，“清白”与否却不可替代。
不过，康晓光指出，他们比较乾□不一定就是他们素质高，这和他们的职务有无寻租机会有关系。这正和文思咏的看法不谋而合。文思咏指出：共青团派官员崛起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要归功于共青团的清水衙门性质和中国社会由政治挂帅转到利益导向之后的边缘位置。换句话说，这些前共青团官员没有捞，或许不是他们“不想捞”，而是他们“捞不着”。他们是否真正乾净清新，还要在他们掌管了权力和资源之后“重在表现”。
●共青团派官员将给政坛格局带来什麽变化？
“新的政治家将有不同的政治风格。共青团成长起来的官员多来自平民家庭，很多是农民的孩子，这一成长经历将对他们的执政取向有一定影响。”这是《21世纪环球报道》中所引用的一位大陆学者的话。文思咏认，这位学者显然是将共青团派与“太子党”对比起来说这番话的，不过在中国大陆媒体上表达比较隐晦而已。
任知初分析说，胡锦涛上任之初的几项举动，例如前往西柏坡，到处访贫问苦，实际上可以看成共青团派的思想背景所驱使，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概括这些共青团派官员的执政取向：反腐败可能更为坚决，可能更关心弱势群体。这与从经济部门上来的官员会有微妙的区别，前共青团官员或许更关心社会公平和稳定，而从经济部门上来的官员更关心效率，关心发展速度。
此外，这一代在中共建政前后出生、当过知青、文革后考进大学的共青团派官员的弱点，例如习惯于大造声势，急于建功立业，是否会在他们日后的执政中显露出来，也值得观察。
两位作者经数年时间搜集资料和写作，合着三十万《胡锦涛传》一书，是坊间几本关于胡锦涛的传记中最为详尽的一本。去年十六大前夕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短短几个月，已经印行第四版。其中专门辟有一章谈共青团派。他们说，最近正在根据十六大以后的形势变化，修改充实这部书。目前共青团派的动向十分重要，他们会将研究结果体现在自己的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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