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归档：丁其

近一段时期来，一个新的概念在各国政要以及专家学者之间流行开来，――那就是“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下面是一些摘要，既有对中国模式的分析概括，也有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伯.拉莫的文章《北京共识》。 邓小平的猫和温家宝的猫　 文章指出：中国崛起的奠基人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开启了中国20多年飞速发展起步阶段。这20年来，中国成功的使4亿赤贫人口脱贫，国力日渐增强，成为世界各国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地区性大国，实实在在的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而现在，新政府的理论则是：“猫的颜色也很重要，尤其需要一只绿色的猫和一只透明的猫”。绿猫（GREEN CAT）是指注重环境生态和可持续性发展。透明的猫是指建立诚信机制，务实政府以及有效的民主监督体系，也就是温家宝总理致力于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可以想见，这一理论必然会使中国在新的20年里发生又一次巨变！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的兴起以及华盛顿共识的没落是中国崛起的附带效应。 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主张全面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精英化。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阿根廷，印泥，菲律宾等十几个本来有潜力“起飞”的国家葬失的发展机会，甚至连原来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因此分崩离析，沦为二流国家。 现在，一种新的模式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北京共识――重新定义的创新价值，经济带动的国家安全观以及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体制，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等等。 美国最害怕的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崛起所带来得价观的冲击，如果美国不能保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就会失去对“文明，民主社会”定义权，最终导致国家权利阶层的崩溃。 毛泽东“ 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文章《论中国的崛起》，（作者：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前总统爱内司.塞迪略） 塞迪略首先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进行了肯定，并谈到了出席亚洲博螯论坛的感受，文章称“根据我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有着如此傲人的成就，官员们肯定会侃侃而谈炫耀一翻，却不料我所听到的都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胡锦涛主席还尤其开诚布公的谈到“中国人口众多，生产力人均水平底下，发展很不平衡’等。我在此期间会晤的其他不同部门官员也谈到了经济过热，金融改革，国企困境，银行坏帐以及反腐成本过高等棘手问题。 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中是极为罕见的，我不清楚中国人为何如此强调挑战而非成就，可能是传统文化使然吧。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毫无疑问将是推动中国崛起的一个强有力因素。” 中国应吸取新加坡的经验 美国《基督教科学缄言报》文章《新加坡：中国要遵循的模式吗？》（作者：西蒙.蒙特莱克） 文章指出：严格的说或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新加坡一直对公共场合的言论自由和艺术自由进行严格控制，甚至有过“7人以上即为非法集会”的苛律，其所推行的选举制度使在野党根本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但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新加坡却做到了司法体系的公正独立以及经济领域的持续繁荣――――这显然也是中共所要极力达成的目标。 但是，把一个4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模式硬套在拥有13亿人口，庞大面积，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身上是很不现实的，中国应该借鉴而不是照搬新加坡经验。 未富先老――中国最难迈过的坎！ 德国《南德意志报》文章《中国青春不在》（作者；马凯） 文章说，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人均年龄很低，这一情况持续了3000年，但是已经成为过去，本月，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张唯庆对媒体坦承：中国人口开始老龄化，并且人口总量已经逼近“容量的极限”。 中国的难题是：日本和西欧在变老之前就已经富裕起来了，而中国是在变富之前先变老，这是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而印度离这个问题还远呢。 中国老年人不可能象日本老人那样作出经济和科技上的巨大贡献，而中国人口过多，决定了中国不能完全抛弃劳动力密集产业，否则就会有太多的人无事可做，而老年人往往不适合这些产业，在日本有很多老年人从事脑力劳动，者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中国会出现这样一副景象：用于经济初始积累的劳动力不断减少，而需要国家供养的老年人不断增加，如果处理不当，将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产生深刻的社会危机。 中国应该转向制度反腐　 法国《费加罗报》文章《亚洲反腐形势严峻》，（作者：武迪，艾司特） 文章指出，腐败是全球行政领域或商业领域的普遍现象，这一点在亚洲国家中尤为严重，譬如东南亚国家，印度，韩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乃至未来的世界强国，中国的腐败问题比其他国家更让人关注。 武迪认为，中国的，中国的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其特殊性，它主要是由中国经济形态的飞速变革，发展与体制适应性的滞后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简单的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和中共一直以来缺乏制度反腐的意识，较为依赖毛泽东式的运动式反腐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新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并开始了推动制度建设的努力，反腐倡廉是被动的，防腐养廉才是主动的。 武迪还提出了几点建议：1彻底根除地方保护主义顽疾；2将司法系统从行政系统中剥离；3就特种审计制度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进行相关立法；4将各级反腐部门（纪检）同归中央直属管辖，避免地级政府钳制；5给予各级议会（人大）更多的监督权利；6可以考虑就上述措施在较有条件的大城市进行试点。

今日在华裔从政人士背后支撑的华人社群整体力量，远比以前更茁壮。目前站出来竞选的华裔参选人士，绝大多数是第一代移民菁英。他们在社区经过努力扎根，融入主流社会，通常能把握参政机会，获得主要政党提名。 华裔参选人出马参选后，立刻发动辅选机器，招募竞选班底，向华人社团募款竞选，或主打媒体文宣。这些情况与华人从政先辈面对的草创艰难时代，明显改善了许多，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综括而言，目前加拿大华人参政的大环境有利因素，可以用“四大支柱”来形容。 第一、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对少数族裔的包容胸襟，为华裔提供一个追寻新认同感、归属感的环境条件。 第二、华人移民浪潮为加华社群挹注新血。两岸三地华人移民源源不断抵埠，造成华人社区人数大幅增加，使得华人社群在“数人头”的民主规则中渐占优势，而且新移民带来的财富、专业能力，和新生代华裔教育程度日益提高、经济条件改善，均有利于族群地位的递升。 第三、华人社团林立，资源丰沛、人脉网络遍布，形成华裔参政人士的有力后盾。特别是长期在社区深耕运作的一些公民教育组织、社区服务团体，实时发挥民主“催化剂”正面功能，促进华人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凝聚华人社群的政治参与热忱。 第四、华文媒体蓬勃发展，影响力普及华人社区每一个角落，在选举季节中更是肩挑重任。不但在主流政党及参选人、华裔候选人与华人选民间搭建桥梁，经由华文传媒报道，对增加竞选人曝光率和传递政见讯息，显然有加分作用，而且迅速提供最新选情信息，从华人角度报道社区关注的议题，反映华人社群的政治取向。 华人参政的表现可视为华人社群跃升的重要指针之一，如今在华人社群“四大支柱”撑持下，华裔参政人士正蓄势待发，准备迎接联邦大选的验收。无论是有人更上层楼，或有人不尽如意，但是华人参与良性竞争“美好的一仗”已经打过，更重要的是：结合起来，他们的表现象征加国华裔参政永续发展奠基的进程，更向前迈出一步。

据加国无忧消息说，该站23日收到TVB 代表律师来函说：TVB 无条件撤诉。 而联邦法庭的 “Notice Of Discontinuance” 内容为： “The Plaintiff wholly discontinues this action.” 该网管理人将在近日向网友公开这几个月来该网站就此官司和TVB等五家原告的“交锋”过程。

吴伟报导／美国政府6月23日公布了再次修改签证程序的新规定，但此次受影响的则是那些持有工作签证的外国人。新规定要求那些持有工人签证的外国人，在离开美国后必须到美国驻外使领馆重新申请签证，而早前的规定则是这些外国人可在离美前在美国境内重新申请签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当天指出，以往那些准备返回原居住国的持有工人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离开美国前在美国境内重新申请签证，但新的签证规定则要求这些人不能在离境前再在美国境内重新申请签证。 鲍彻解释说，修改这项签证规定的原因是，重新申请签证人数正逐渐增多，而美国驻海外机构在面谈和取指纹方面，其装备要比美国境内的政府部门更好更完善。 鲍彻说：“这些人可以如其所愿呆在这里，也可以在他们想走的时候便离开，但在他们返回时，取代早前在这里(美国境内)重新申请签证的是，他们将不得不在美国的驻外使馆或领事馆重新申请签证，然后他们才能返回。” 美国国务院说，这项最新规定不包括持有外交或官员签证的人，这些人在离开美国前仍可继续在华盛顿和纽约重新申请签证。美联社说，在未对这项签证规定做出修改前，此项服务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在美国IT行业工作的外国工人。 鲍彻透露说，在重新提出签证申请者中，约有50％的外国工人来自印度，而日本、中国、英国和韩国的申请者则名列前五名。去年，美国共处理了来自60个国家5万多外国工人提出的重新签证的申请。

记者汪恭彬　深圳报道： 　　在逃30个月的特大强奸少女犯吴永红最终落网。 　　6月18日，深圳警方向记者证实，吴永红近日已被拘捕，并收押于深圳市看守所。 　　吴永红是在深圳入境时被警方拘捕的。“被抓时，吴永红已经易容而且改名。”北京的一位消息人士说，“警方很早就已对吴永红完成布控，只等上头命令。” 　　另据深圳警方获知的消息，闽发证券原董事长张晓伟已移交至检察院。这意味着，围绕张晓伟的是是非非可能很快将有判决。而围绕闽发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亦将真相大白。 　　深圳落网 　　“这几天，吴永红就关在深圳。”福建当地的一位人士说。 　　屈指算来，吴永红被抓当日，距2001年10月16日从福州逃逸，已有954天。这954天，吴永红在境外一直相安无事，并且还频频会见包括宏智科技黄曼民等在内的亲信人士，不能不说是奇迹。 　　而从吴永红此次被抓捕情形可看，吴永红频频入境。一位曾在闽发担任中层职位的人士向记者说，吴永红甚至有一段时间便在国内。 　　吴永红所犯之罪，仅有案可查的即有39名幼女、未成年少女被强奸。而随着闽发面纱的逐层揭开，吴永红的虚假出资以及抽逃资金的行为也开始浮出水面。 　　“除刑事犯罪外，还有经济犯罪。”了解闽发的一位人士说，“因而警方此时拿协盛实业开刀。” 　　由于案件牵涉面极大，有消息人士表示，吴永红一案可能会移交纪委。福州市公安局法制处的一位人士说，将案件移交纪委，一是案件的重要性，二是有利于协调办案。 　　吴永红身后遗产 　　据称，6月14日中午ST宏智董事长、协盛实业董事黄曼民被抓后，协盛实业已有另外数名董事被拘。记者尚不能从福建省公安厅判断此消息的确切。 　　根据本报调查，协盛实业的幕后控制人是吴永红，而协盛也成为吴永红的重要运作平台，在闽发此次改组前，协盛实业持有闽发证券14.52％的股份。 　　在吴永红控制的公司中，另有其他三大平台，分别是福建省石狮融盛（持闽发14％）、福建崇盛（持闽发6.63％）、泉州国贸（持闽发2.96％）。 　　由于闽发重组，加之吴永红出局，尚难理清吴在闽发的资产最终如何处理。但从接近闽发高层的人士称，年初，张晓伟冻结吴永红旗下资产时，其总额就高达20亿。 　　但吴永红如何控制境内这些公司，到今天似乎还是一个迷局。　　“利益机制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接近协盛实业的人士说，“吴在境内的代言人，就是协盛的高层（如黄曼民等人）”。 　　在这些资产之中，上海元盛投资有限公司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闽发一位内部高层曾向记者透露，初期张晓伟和吴永红结为紧密利益共同体，而上海元盛作为闽发最重要的资金运作公司，为二人所用。 　　其后随着张晓伟权力大涨，上海元盛的董事长由张的姐夫张斐光亲自出任，而该公司总经理廖黎明则同时担任协盛实业董事，而去年底上海公安局经侦局曾在网上通缉此人。 　　廖被通缉的理由，据称是“上海元盛公司理财合同诈骗”。但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这些资金很可能流往境外。 　　在闽发吴永红时代结束后，围绕吴的刑事和闽发经济犯罪将于近期揭开迷雾。而在这背后，吴的“遗产”如何处置将成为日前的焦点话题。更隐于其后的则是，吴永红的特殊身份背景，则有可能将本案带入更深层次的判决。

记者郑良中　南京报道： 　　“事情已经到台面，章俊元全部招供了。”其间还有多少故事，或许陆续会浮出水面。 　　一个曾令“慕马案”主角之一马向东颤栗的人，这一次戏剧性地变换角色，轮到他自己颤栗了。 　　据《新华日报》报道，在6月14日的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韩建林被提请免去他的副检察长职务，同时免去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省人大常委会常委14日下午对此进行了审议。 　　6月15日的《扬子晚报》也报道称，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由于涉嫌违纪，目前已被立案审查。 　　本报记者获悉，其实早在5月14日晚，韩建林就被“双规”。5月20日，江苏省纪委办公厅一官员首次向记者证实了此消息，“我们正在接待中纪委的有关人员。” 　　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这次坐镇江苏指挥的，是一位中纪委常委。江苏政法系统人士称，“韩建林是中国第一个‘出事’的省级反贪局长”。 　　“非常突然。他刚从反贪局副局长的职务上转正。”一个与之熟悉的原江苏省纪委官员透露，涉案原因是卷入原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案。“最近三年，他一直与章俊元称兄道弟，吃吃喝喝。” 　　据本报记者早先掌握的一份材料称，“章俊元的关系网很大很深。省检察院少数负责人去年下半年经常与章在一起活动。”这份材料中所指的“省检察院少数负责人”就是韩建林。 　　“反贪战线的标兵” 　　在本报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江苏省检察院官员大都出言谨慎，以“不清楚，不了解”挂断记者的问询电话。江苏省纪委四室原则上对口监督省直机关，厅局级涉嫌违纪干部一般由其具体经办，但他们也以“不太清楚案件情况”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同时，韩建林的办公室电话和家庭电话，从5月下旬以来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公开媒体上也鲜见关于韩建林的报道。 　　经本报记者多方打听、求证，他的身影渐渐清晰。有人士称，“他算是一个真正靠打拼实力、靠业绩突出而步步升迁的人”。 　　韩建林1959年出生于江苏省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20岁出头进入公安、反贪战线，至今已工作24年。其间，他曾在西部青海支边。叶美华说： 　　一个与之熟悉的原江苏省纪委官员说，1990年代初，韩建林在江苏省检察院工作时，还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1994年对他是一个关键时刻。是年11月，非法集资数额达32亿元的惊天大案───无锡非法集资大案被中纪委立案侦查，韩建林被选进办案队伍。 　　江苏省政法系统的一个老同志介绍说，“韩建林在这个重大战役中初试拳脚，展露了过人的能力。”在后来的功劳簿上，这个年轻人被记上了浓浓一笔，并逐渐得到器重。1995年，韩建林被破格提升为江苏省反贪局副局长，时年36岁。“在全国的检察系统，当时并不多见。” 　　上任伊始，韩建林组织查办了当时被称为“南京王宝森”的原南京市副市长钟裕辉特大受贿案。面对各种利益纠缠的复杂案情，韩建林从一块劳力士手表入手，顺藤摸瓜，最终查出案件13件，其中一走私案的涉案金额达1亿多元，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400余万元。 　　“全案成功的侦破经验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充分肯定。”“他曾是中国反贪战线上的一名标兵和楷模。”江苏省政法系统的这个老同志不无惋惜，“他两次被中纪委和江苏省委记一等功，多次被江苏省检察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成名之作“慕马案” 　　人们普遍认为，韩建林的成名之作，是2000年震惊全国的“马向东案”。“可以说，正是他的一只手，把“慕马案”主角之一马向东推向断头台。”南京检察系统一知情人士说。 　　曾与韩一起合作办案的原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现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正荣说：“马向东案是他的代表作。他很年轻，才40多岁，很有上升空间。当了多年的省反贪局副局长，办案很有经验，立了很多功。他当副检察长后，我们就很少联系了，对他的事情知道不多。” 　　当时，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人特大犯罪案件案发后，由于马向东之妻章亚非四处活动，拉拢一批国家工作人员为其通风报信，致使马向东等人在被审查近17个月后还“没有交待问题”。　　“上级组织对他非常看重。”江苏省政法系统的一个老同志说，“2000年11月，中央将马向东案交由江苏省反贪局查办，直接主办人就是韩建林。”江苏省反贪局一个官员曾这样评价其业务能力：“审讯技巧高超，善于突破案犯心理。” 　　在案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韩建林灵活运用审讯技巧，抓住案犯主要特点，使案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突破，并最终查明马向东犯罪金额达2300余万元。 　　2002年2月，中纪委对查案有功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丽英在表彰会上说，专案组始终坚持依纪依法办事，“不仅查清了马向东等案涉案人员的问题，而且为查办慕绥新等其他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证据，为彻查全案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案件的成功查办，使韩建林登上了他反贪生涯的最高峰。他也因此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8家单位荣记一等功。 　　2003年10月，江苏省反贪局局长季克谦因年老退休，韩建林几乎是众望所归地“转正”，并还向前跨越了一步，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身份兼任省反贪局一把手。 　　记者找到一份两年前的报章，上面对韩建林曾如是介绍：1996年以来，由他直接主办和查办的案件中共有46人，涉案100万元以上的13人，1000万元以上的4人；处级干部10人，厅级干部19人；通过办案共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两亿多元。 　　沉浮人生有关人士介绍，10多年来，韩建林谨小慎微，一直靠实力而取得步步高升，升迁之路也比较平稳。 　　江苏省反贪局一个官员介绍，事实上，多年以来，韩建林始终把反贪事业看得非常重。1996年以来，韩建林每年平均加班都在100余天，没有休过一次公休假。“2001年的元旦长假，是在沈阳办案中度过的。2001年春节长假，又是在省看守所的办案点度过的。”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他遇上了原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今年2月被“双规”）。章“人前清官背后贪官”，他曾“深情说用权”的表演让很多江苏交通人记忆犹新───“用好手中的权力切记‘慎独’二字”。“100（政绩）─1（腐败）＝0（功劳），一个人干得再好，廉政出了问题，所有功劳都没有了。” 　　前述原江苏省纪委官员介绍说，“他们的认识，始于2001年。”是年1月，章俊元就任江苏省交通厅党组书记，6月被任命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就在当月，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爆发一场“腐败地震”，包括公司正副总经理在内的16人窝案被立案侦查。 　　作为省反贪局副局长，韩建林当仁不让地站在一线亲临指挥。“也因为这个案子，他与章俊元熟了起来。由此开始称兄道弟，周小聚月大聚吃吃喝喝，进入章苦心营造的圈子。” 　　多年来，章俊元在官场和商场经营的交际圈子异常广泛。江苏交通系统的一个年轻公务员，在章俊元被捕后告诉新华社记者，“找厅长的人很多，这些人出手都很大方，坐的是豪华轿车，住的是豪华酒店，而且自称是国内国外经常跑的‘国际人’。成天被这些款爷包围，厅长恐怕也有点不服气：为什么你从我手里拿项目，一赚就是上千万，而我的全年收入也不就是区区几十万，才是你的零头。” 　　据有关知情人士早些时候给本报记者的举报信称，章俊元热衷于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凡是有背景能利用的人，千方百计将其调入效益好的单位和有实权的岗位，以送官安排职务为手段变相行贿。对重量级能利用的人更是特殊关照，以腐败期权的形式行贿。” 　　这位人士说，在章看来，“韩建林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且还直接担任着肃贪重任，纳入自己的圈子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想方设法地拉拢。” 　　坊间流传，“韩建林突然出事，是章俊元被捕后供出来的。”6月10日，原江苏交通产业集团一高层对本报记者证实说，“事情已到台面，章俊元全部招供了。”其间还有多少故事，或许陆续会浮出水面。 　　出事缘由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只要沾上了章俊元以及他编织的保护伞，能否洁身自好，已经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南京检察系统一知情人士说。 　　“人才难得啊。”这位知情人士万分惋惜，一个有着如此辉煌业绩、有着相当上升空间的年轻才俊，大好前程到此戛然而止───“不得不承认，韩建林是一个悲剧人物。”

编者按：本文根据多维媒体创办人何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现代性和本土化”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何频并加以修改补充，讲话题为“建立中国人的全球影响力──媒体的趋势以及多维希望承担的使命”，时间：2005年6月5日，地点：波士顿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大楼。 二、中文媒体：泛滥成灾和追求卓越(上) 整体而言，中文媒体是朝阳事业。中文媒体的专业性与西方媒体尚不能放在同一层次讨论，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具备世界影响力的专业中文媒体。不必讳言，这是因为中文媒体长期处于弱势，长期被政客、被意识形态操纵，也与中国的国力有关。正因为如此，社会一旦趋向开放，中文媒体便有很大生长空间。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正在“大跃进”，民众急于了解真相，急于了解世界的变化，对新闻的渴求近似贪婪，中国的崛起也同时孕育着专业性、具影响力的中文媒体出现。 简言之，我对中文媒体是评介不高希望很高。当然，中文媒体在华人生活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特徵，我这里分四个区域：台湾、香港、大陆、海外来讨论。 1.台湾媒体深陷政治纷争之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大陆的内部资料室开始阅读港台海外报刊。那个时候主要寻找关于中国大陆的“内幕新闻”。虽然常常与港台记者接触，但总有一种戒备心理，这是从小受毛主席“提高警惕”教育的必然反应。不过，内心常有一种“犯罪”的冲动，想告诉他们想知道的真相，希望那些真相最终被大陆民众知道。 到1990年代初我去台湾，台湾媒体之自由、影响之强劲、机构之庞大，媒体工作者表现出的文化素养、职业自信、挑战政客的勇气，都使我深感震惊、□慕、钦佩。我对所谓“拜会”官僚机构亳无兴趣，没日没夜地和媒体工作者泡在一起，有时的约会安排在凌晨三四点，有些值班编辑，那个时候才下班。我后来又在台湾比较受知识分子欢迎、立场比较中性的《中国时报》工作了五六年，挂名主笔。《中国时报》是一个报系，当时约有5000多人，现今台湾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很多重量级人士出身于《中国时报》。 我最近一次去台湾是去年初，我同样是震惊，台湾媒体之低落、堕落超过我的想象！原本以为，台湾的民主应更成熟，新闻自由应表现更好的品质，事实是：政客在争相撕裂台湾社会，媒体则是很卖力的啦啦队。我跟台湾媒体的朋友聚会，大家都在嘲弄泛蓝或泛绿政客的各种糗事，谈到媒体本身，就不只是自嘲，而是近乎无望。 1)、媒体亏损严重。 台湾报禁开放己很久了，但创办媒体的热情仍在，特别是电子媒体新办了不少，但观众、读者市场太过拥挤，特别是近年经济大滑坡，媒体的营运状况非常悲惨，当年很张狂的三台(无线)━━台视、华视、中视现在日子都不好过，连最重要的两份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也都陷入了亏损，担忧老本还可吃多少年。这两家报纸都是家族经营，己故的两位创办人被视为德高望重，曾在一个可以长袖善舞的时代得以长袖善舞，创造了中文报业的辉煌。但台湾时局大变，传统的管理模式能否岙续？或者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否可以为新时代接受？现在看来，乐观的消息不多。 2)、媒体深陷政治纷争之中。 可能是台湾不大吧，更可能可能是政治演变很快，政坛就象一个自由菜市场，开放性很强，媒体与政治权力非常接近。很多媒体的朋友都跟我说，他和XX部长XX主席甚至总统是同学、同事、或者看着他成长的。更重要的是，很多媒体的朋友有很明确的政治选择，并且将个人选择、个人恩怨反映在报导、文章上。 媒体与政治权力脱不了干系。但媒体是政治权力的监督者，而不能将自已视为政治的一部分。那些口沫横飞的政论节目，多数是西装笔挺讲胡话，极催化社会撕裂之能事。修理泛绿当然是对的，泛绿是执政者嘛，你也可以修理泛蓝，泛蓝也值得批评，尤其在选举期间的表现、政见。但大选之后，你媒体的角色是首先监督执政者，再监督反对党。可有些媒体工作者全部炮火都对准在野的泛蓝，在东森电视有个叫周玉蔻的，主持一个口水节目，引诱一个又一个攻击性很强的话题，就表现出这种典型的异态。完全没有媒体的基本伦理。有人说是周玉蔻因为被泛蓝的黄义交抛弃而对泛蓝恶性报复。名记者出身的周玉蔻如此低贱？我难以相信。但她的言论使我不敢相信她曾是名记者，倒象政治打手。 3)、台湾媒体没有记忆。 台湾朋友，尤其是泛绿的，喜欢跟我谈及二二八，有一个现在当了部级高官原来从事新闻的朋友，跟我谈及他们当年办党外刊物时与国民党当局玩迷藏的故事，令我好生感动。对历史的记忆是未来的防腐剂。但台湾媒体就象一些老人家一样，对很久以前记得很清楚，对新近发生的事却好象不曾存在。很多事情发生时热热闹闹报导，天好象因为这件事要塌下来，但过了这一天的报纸上你可能一个字都找不到。没有连续性，使很多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了。台湾政坛有多少丑闻，多少血案，不了了之。台湾总统选举出现如此大的争议，有多少疑点？但选后一两天，媒体又背过脸去热炒什麽年底立委选举。 这次枪击案，即使是真的，但看起来实在象假的，至少真相值得挖掘。居然只有平时很多“高级人物”不屑一顾的《壹周刊》还有篇象样的调查报导。其它媒体有关版面做得天文地理的，其实没有几个真“有料”。 4)、台湾媒体的泛滥。 我很纳闷，台湾媒体工作者的学历、专业背景可能是华人社会中最好的，不少还在美国学过新闻，讲起ABC还蛮象有文化，为何做起新闻来那麽虚张声势？尤其是电视媒体，整天都是LIVE，独家报导的，其实都是些鸡零狗碎。 有个电视媒体的记者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台湾进口一只什么鸟，这只鸟生蛋了，蛋是否孵出新的台湾鸟？十几台电视摄影机都对准这只蛋，做现场连线LIVE，结果蛋没能孵出新的鸟，可能是蛋被摄影机的灯烤熟了。(在整理这篇讲稿时，我一边看台湾新闻，正在报导新任教育部长与一群学生在戏水，突然电视画面出现一个大红圈，来一个特写：杜部长的短裤湿了！) 台湾电视播音员总是拉腔拉调，画面可能是记者在追逐正在被抢救的受伤者，或者是几十个人紧紧围住一个什么人物，逼人家说出什么话。每天都在重复这些紧张兮兮的镜头，于是，政客们在镜头面前，也就越来越象马戏团的小丑。 台湾天天在演马戏，有泛蓝有泛绿，其实还有一泛，叫泛滥，形容台湾媒体还算恰当。 对台湾媒体的批评有些冒火，我身为一个大陆来的媒体工作者似乎缺乏资格。但我说了，是因为台湾媒体破坏了我的期待，在一个整体环境都要比大陆好的情况下，原本可以不表现这样差。也有可能，这是台湾政局、社会乱象的必然反映，但正是在浑浊时代，媒体更应是清流，而不是浑水摸鱼！何况你最终摸不到鱼！台湾民主化当然不能否定，但政治恶质化，不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 我还要说，至今为止，台湾媒体在各华人区域中仍然是表现得最专业的，最有品质的。批评它，是用了比其它华人区域更高的标准，却只是一般的新闻标准。 2、香港是中国的新闻特区 香港这么小的地方，600万人口，能养活这么多报刊，其是个举世奇迹。我在香港、澳门住过一段时间，几乎看过港澳所有报刊，对香港媒体有几点浅薄的看法，好在香港媒体整体上也是比较浅薄的。这句话不客气，但是事实。 1)、香港媒体是两岸三地信息和谣言集散地。 香港特殊的地理环境，信息得以高速转运，媒体影响力的幅射不止局限在香港，一些报刊扮演了向台湾、西方传播信息和谣言的角色，但更多的消息传播到了大陆。最近几年，大陆设立屏障，不让深圳居民完整看到香港电视节目，不过，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可以到香港，尤其是自由行开始之后，许多人大陆可以直接接受到自由的报刊，并且将报刊书籍带回大陆。 1997年之后，是有一些香港媒体自甘为政治的附庸，有的还买一个媒体改造为政治的附庸。其实他们大可做一个在商言商的人，大陆现在很尊重在商言商的人，没有大必要你办一个媒体来帮腔。你何必用钱来沾污新闻职业呢，何况最终也沾污了他自身的名节。 但也有一些媒体表现出的勇敢出乎意料之外，香港《信报》的言论，《亚洲周刊》关于中国大陆的独家报导，还有文化性的杂志《明报月刊》，都在精英分子中受人尊敬，也在中国高层颇有影响。 市民报纸《苹果日报》一些作法受到专业人士批评，但它也是最大胆的挑战强权的报纸。我相信，一些香港市民因为《苹果日报》的存在才有了上街示威的勇气，也有一种安全感。 香港实质上是中国的一个新闻特区，香港新闻自由在1997年之后得以持续。我的出版社至今还可以作一个证词。明镜在香港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势力干涉，明镜出版的书不但深受高官和知识分子欢迎，也流传于民间。 现在有很多不利的消息传来，有一些敢言的电台主持人神秘地停掉了节目。我从来没听过他们的节目，据说很有煽动力。香港需要煽动家吗？可以讨论。但如果他们停掉了节目是新闻自由死亡之兆，那香港也将不再是香港。 去年，一位大陆旅客在香港就对我说，香港只剩下报刊跟大陆不一样了。是的，没有了新闻自由，香港必死。我不相信香港死掉对大陆更有利。我尚相信香港的新闻自由未遇灭顶之灾。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2)、官方媒体在香港。 在香港，媒体大部分由私有或上市公司拥有，但有三份资金、领导人来自大陆的报纸：《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人们只是把他们视为官方喉舌，一些言论跟文革大字报差不多，至少比内地报纸恶毒，在香港的发行量可能不比内地多，广告也几乎是官方企业，或者到内地去骗招商广告，不能欺人只是欺己，这怎能实现北京预期的目的？香港人都不看你的报纸，你影响谁？ 1997年前后讨论过合并，我就跟在这些报社工作的朋友作过建议：合并的名字可叫《大汇报》或《香港大商汇报》。朋友大笑不已，我说非戏言，名符其实嘛。 话说回来，《文汇报》和《香港商报》这几年也都有不小的改进。尤其是《文汇报》，确有一些独家官方消息值得重视。只是时代在变，中国官方不能在其它方面要“与时俱进”，却独独还用极左手法控制媒体。这样下去，势必沦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样。 电子媒体，香港的电视仍是无线电视独霸天下，有线电视市场份额也在增大。而亚视被中资占领后，更不被市民认同，只能将希望放在内地。凤凰电视严格意义上不是香港的电视台，观众主要在内地。 很有趣，中国官方媒体在香港办媒体本意是影响香港，结果却是转内销，“倒爷”倒真是肥了。 3)、媒体与读者的低级互动。 … 继续阅读 →

记者纪军报导／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用“匿名”笔名写了一本《皇帝的傲慢》(Imperial Hubris)新书，对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严厉的控告。这位目前仍在CIA担任高级官员的“匿名”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测，反恐战争或将在美国本土打响。 这名CIA高级官员6月23日也以“匿名”的身份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采访，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因为“我认为美国正处于麻烦之中”，而“我们却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尺度或问题的规模”。 这位“匿名”作者在专访中猛烈抨击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称这是一场“针对一个没有构成直接威胁的敌人而发动的贪婪的、有预谋的、无缘无故的战争”。 美国广播公司说，这位“匿名”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曾在CIA负责追踪过盖达组织头目本拉登。他在新书中写道，反恐战争正中本拉登的下怀，因为这样便可以在阿拉伯世界激起更多人去仇恨美国。 不过，这位“匿名”作者的看法却完全有别于布什政府的观点。布什上周在华盛顿州刘易斯堡发表演讲时曾指出，“历史上最邪恶最残暴的政权之一已不复存在了，伊拉克的现状更加美好，美国也变得更加安全，因为萨达姆.候赛因正蹲在监狱里。” 华盛顿执行编辑史蒂夫.考尔(Steve Coll)评论说，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看到一些在美国情报系统工作的人站出来着书立说，的确非常罕见。美国广播公司说，这名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2年的老特工，还在其新书中为美国的未来描绘了一幅启示录般的画面。 这位“匿名”作者称，布什政府并未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一场足够猛烈的反恐战争，同样也未在美国本土发动反恐战争。他在书中写道，本拉登正处于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中，并预测反恐战争将会在美国本土展开。 针对这位“匿名”的高级情报官员所撰写的新书及言论，布什政府的辩护者们随即给予了还击。美国保守智库之一、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副所长普莱特卡(Danielle Pletka)指出，CIA的工作不是搞占星一样的预测，而是应该向政策决策者提供反击这些威胁的情报，他们“最好是少花些时间去写书，多花些时间去反恐”。 此外，这位“匿名”作者还不赞成美国政策的中心前提，他说：“我们需要面对这个现实，既穆斯林人对我们的愤怒，不是因为我们是谁，也不是因为我们的选举和妇女进入学校，而是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的所作所为。” 据悉，这位“匿名”作者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拥有不少支持者，同时也有一些批评者，后者称这位“匿名”官员曾被调离了追击本拉登的特别小组，这样一来，他可能才有足够时间来写这本书。

中国青年报(作者冯磊)：中国航天员杨利伟近日率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美国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此前一些媒体报道称，杨利伟此行将把联合国国旗亲手交给安南，此外还可能参观美国肯尼迪宇航中心。 　　不久，从一些媒体上我们果然看到了杨利伟和华人华侨以及美国一个宇航员会面的照片。不仅如此，甚至有媒体打出了《杨利伟访美，众侨胞“追星”》之类令人耳朵发热的标题。在这些报道中，杨利伟和一些华人华侨亲切交谈的照片非常醒目。 　　但是，据近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杨利伟在美国并没有受到来自美国肯尼迪宇航中心的欢迎，这个代表目前世界一流研究水平的科研机构甚至并没有派人出面接待，接待他的仅仅是美国某个州的一个航天研究机构。文章还披露，杨利伟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此行并非美国方面本意，而是由一个友好的房地产商牵线、由美国一个参议员邀请的。文章分析说，美国方面对于与中国进行航空航天合作并不热心。(《国际先驱导报》6月21日) 　　看了报道，如同醍醐灌顶──原来如此！ 　　我们庞大的一个代表团竟然是由美国一个房地产商安排的，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毫无意义，因为人家甚至没有出面看我们一眼，到场接待的也仅仅是一个年老的宇航员，如此而已。那么请问，这次“访问”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 　　我倒是想，眼下最烦恼的，恐怕不是杨利伟本人，因为他仅仅是一个航天员。对于航天员来说，没有什么比飞向太空更重要。他仅仅是到国外旅行了一次。这应该不影响他今后的工作，尽管他也许心里有一些遗憾。 　　我个人感觉，此时此刻，最坐不住板凳的，恐怕是国内这个“访问”的始作俑者。这些人现在大概一方面在骂美国人不识抬举，另外一方面大骂国内媒体报道如此迅速───要在往年，这种“出访”的光环也许会在某些人的头上环绕一辈子。 　　中国的航天飞行和航天研究最近发展迅速，这一点有目共睹；但是中国的航天技术与美国相比，恐怕还存在很大差距。据美国人自己说，中国航天技术“至少要落后美国20年”。难怪你到人家门口去“交流”，人家连起码的接待都没有。 　　当然，按照中国某些人的逻辑，即使出于“国际友谊”之类的考虑，美国肯尼迪宇航中心也应该派一两个人到场迎接，最起码也应该派几个青年女学生献献花什么的，表示一下对同行的“尊重”。但问题是，人家还有另一个逻辑：并不热心同你进行航空航天合作。这也许是更加重要的。 　　我感到纳闷：这次出访的始作俑者明明知道这个活动并没有经过中美两国政府间的照会，为什么还要一厢情愿地大操大办呢？既然这次活动本身仅仅是一次参观，为什么还要打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的牌子去呢？打着这么大的旗号，除了吸引国内公众注意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综合报导／中国上市公司「黑幕」不断被揭露，仅过去两年以来，至少有10位上市公司的高层主管外逃或被捕，卷走资金或造成的资金黑洞总计近100亿元人民币。「高层失踪」不但导致股票价格大幅缩水，更令许多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民怨此起彼伏。中国媒体因此戏称2003年是中国股市「董事长失踪年」。有学者指出，「董事长」们不断外逃，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缺陷，缺乏有效的监管，对小股东也缺乏保护措施，呼吁加强监管。 2003年是「董事长失踪年」 北京《现代商报》报道，最新一宗案例是海南琼胶市场总裁锺武剑，他因涉嫌违法经营和巨额诈骗，被受害人入禀控告，等待排期，他本人则被海口市公安局监视居住，但5月14日他突然「人间蒸发」，从公安的眼皮底下消失，公司的5亿资金亦告失踪，事件成了一个「悬案」；此外，今年「失踪」或外逃的上市公司董事长还有「ST春都」刘海峰、「托普软件」宋如华、「中原高速」童言白、「世纪中天」前董事长刘志远等。 去年1月，「ST南华」董事长何竟棠被揭发挪用公司资金而「神秘蒸发」（后称出国就医不归），随后，「奥园发展」董事长刘波因涉嫌金融诈骗被监视居住，但竟于9月17日「金蝉脱壳」逃匿海外，留下40亿贷款黑洞；最引人注目是新疆「啤酒花集团」董事长艾克拉木，他在失踪前刚登上「富豪排行榜」，失踪后爆出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近10亿元，轰动股市。 据统计，自2003年1月至今，共有10位中国上市公司的高层外逃，卷走资金或造成的资金黑洞总计近百亿。其中刘海峰涉挪用资金7000万；宋如华留下7亿多元违规担保；童言白带走的巨款数目至今不明；刘志远则留下4亿多贷款的「手尾」。报道戏称，2003年是「董事长失踪年」。 作为“失踪年”里的“大案要案”，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的失踪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来，就在失踪的前两周，艾克拉木刚刚登上胡润推出的富豪排行榜；二来，艾克拉木失踪后所暴露出来的公司问题十分严重。公司因故未按规定履行资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决议总额近10亿元。连续8个跌停后□铈s花公司公告董事长艾克拉木与公司失去联系。此后，啤酒花又连续7天跌停，创下了去年连续14个跌停板的跳水纪录。 2004年也“不甘示弱”，从近期的琼胶市场总裁钟武剑往前算，分别曝出了ＳＴ春都的董事长刘海峰、托普软体的宋如华和中原高速的童言白。其中，钟武剑失踪后，留下了５亿的资金黑洞；刘海峰涉嫌挪用资金7000万；宋如华给托普留下了7亿多的违规担保；而童言白带走的钜款数目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结果。 上市公司高管收入差距588倍 深圳特区报则报导，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收入最大差距有多大？是588倍！据上海荣正公司《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价值报告》的数据显示，科龙电器(000921)高管年薪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最高，达到400万元。*ST鞍成(600669)高管因年薪不足6800元居末。前者年薪约为后者的588倍。 据荣正总经理郑培敏介绍，《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价值报告》选取了今年4月30日以前公开披露公司年报的1282家上市公司。今年的“排行榜”共分6个子榜，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董秘持股市值排行前20名、高管最高年薪排行前20名、高管最高年薪排行后20名、独立董事最高津贴排行前20名等。其中持股市值根据持股量与2003年该股票最后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得出。 统计数据显示，从全国总体平均值上看，上市公司董事或高层管理者最高年薪平均值接近20万元，比上年的15.7万元增加4万多，且连续三年保持向上增长势头。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平均持股市值分别达到83.5万元和89万元，同比增长154%和330%。郑培敏分析，之所以出现增长，一方面是由于2003年底股票价格总体上看处于相对高位，另一方面有部分高管在2003年增持了上市公司股份，如在有董事长持股的390家上市公司中，有38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增持股份，从而使得年薪均值大幅上扬。 在年薪中，科龙电器高管年薪达到400万元，较去年的160万元大幅攀升，并连续4年蝉联上市公司最高年薪。有趣的是，上市公司高管最低年薪前10位的排名也成为此次上海荣正的搜罗对象。其中排名最后的公司□T鞍成高管最高年薪不足6800元，这不免让投资者对其职务消费状况产生猜测。上海荣正方面表示，列出这一排行榜意在帮助这些上市公司改进、提高公司治理水准和资讯披露质量，希望引起监管部门、市场和公司的关注和重视。 数据显示，相比2002年排行榜，入榜的2003年持股市值超过千万的董事长只有东方集团(600811)的张宏伟一人。根据2003年年末该股股价，张宏伟以2145万元的持股市值将排名第二的宁波韵升(600366)董事长竺韵德远远甩在身后。后者持股市值为954万元，排名第三的是万向钱潮(000559)董事长鲁冠球，这位福布斯富豪榜上的焦点人物，去年的持股市值在473万元左右，较前年有所下滑。 从持股比例上看，董事长、总经理、董秘持股市值平均值的比例大约为100：96：9,与2002年的100：57：23相比，总体上看2003年董事长与总经理在持股上平分秋色，而董秘的持股比例则有大幅降低，荣正公司认为，这体现了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开始注重对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层的激励。 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上市公司高管外逃不断上演，除了个人受到利益驱使无法自拔外，更重要的是制度方面的缺陷。北京海铭律师事务所的周晓律师分析认为，上市公司缺乏专业、有效的外部治理环境，以及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是主要的制度成因。 上市公司高管的出逃往往意味着公司的经营出现重大问题，投资者为了回避风险必然会抛售公司股票，公司的股价必然会受到影响。庄股的高管出逃往往会造成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高台跳水是庄股高管出逃之后股市里的独特景观。从我们的统计结果看，不管是不是庄股，股票价格大幅缩水是高管出逃的必然后果。 高管们跑了，可是公司没法跑。高管们留下的烂摊子需要人来收拾，中小投资者们需要向上市公司讨个说法。但在中国的公司法里，没有类似国外对小股东的保护措施。小股东可以以个人名义起诉主管，但现行法律里找不到因管理失职应承担的相关罪名。 报道指出，这些上市公司高层「失踪前」有的把上市公司掏空留下一个空壳；有的携巨款逃跑，将上市公司利益与全体投资者利益据为己有；还有出逃后给公司留下一大堆债务与担保问题。大量中小投资者也因为血汗钱不翼而飞而迁怒于公司、甚至社会，造成社会动汤。中国《公司法》没有保护小股东的措施，也找不到因管理失职应承担的罪名。 北京海铭律师事务所周晓律师表示，公司董事长纷纷外逃除了个人利益驱使外，重要的是上市公司制度缺陷。他建议证监会应对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重点监管，同时要完善公司章程的制定及实行，落实监事和独立董事制度，并深化股权结构改革，防范事件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