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华人在美国当小贩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1)

多维记者吕贤修

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国的陈小姐,过去在衣厂工作,目前在纽约东百老汇以兜售电话卡维生,家里还有两名幼子。

自2003年下半年起,纽约市警方以无照兜售为法源,连续逮捕此地电话卡小贩,并没收其货品。许多人在一个礼拜内,就连续被逮捕三次。说起这段躲避警察的日子,陈小姐激动中掩不住的,尽是落寞:

“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守规矩,只是政府已经没有执照给我们了。希望警察应该转移他们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强盗,那些真正违法的人……

你看许多没有工作的人,最后被逼上绝路,不是去偷去抢就是去赌。我们都是有小孩的人,不会、也不能走上这条路……

我们不想拿政府的钱,不想政府给我们工作,只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机会,养活我们自己。”

东百老汇电话卡小贩的遭遇,也许是许多纽约街头小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纽约到底有多少小贩?没人拿的准。但根据民间组织的估计,目前的数量约是一万名。而受限于执照的法定数量,4010张执照及许可,早在1993年便已全数用尽。这也导致纽约的小贩目前有六成是非法设摊,终日需以躲避警察为生。

祖籍上海的施先生生长于新疆。在纽约从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改行在法拉盛缅街上卖起了家乡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我这里有固定的客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也都认识彼此了。很多做餐馆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饭,就来买我的烤肉吃。有时候,他们还会先打个电话,确定我还在,才会过来。基本上只要来吃过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认识了。”

蔡常春在苏活区摆摊的他,专作观光客生意。夏天卖太阳眼镜、遮阳帽、T恤和一些纪念品。冬天则卖毛线帽、手套、围巾和披风。他说:“在华埠有小贩执照的人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十多年前就申请了。有人用、有人没用,但都先申请了,最起码没工作时还可以有点收入。否则现在在坚尼街上,一个小店铺动不动就要五千块以上的租金,卖这些小东西,根本就赚不了钱。”

对于小贩的存废,众说纷纭。有人由此看出一个伟大城市的多元性,认为应该将其发扬光大;有人认为是家乡传统的一部份,割舍不去。也有人视之为妨碍进步的毒瘤,欲除之而后快。

而小贩的生存权,也一如许多新移民的议题,总需在法理情之间不断寻觅平衡点。但最令人好奇的还是,平衡点究竟在哪里?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2)

这是一群自食其力的人,这是一些勤劳工作的人,修鞋的黄银城、卖羊肉串的施先生、摆摊兜售小摆饰的戴芳、画家乔健、卖服装鞋帽的蔡常春、电话卡商贩陈小姐,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他们是纽约街头的一线风景……

多维记者吕贤修/“冰糖葫芦…大个儿的山楂,精粹的冰糖,咬一口甜掉牙喽!”

清朗的叫卖声,是属于你我的共同记忆。印象中,这些街头小贩的表情,总是愉悦而知足的。曾几何时,物换星移。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熟悉的身影依旧穿梭于大街小巷间,但小贩的表情,却已模糊地叫人记不清。

也许是离乡背井的羞怯,也许是寄人篱下的压力,小贩们渐渐低下了头,弯下了腰,躲进了角落。向前看!总是最好的理由。一如许多被刻意遗忘的过去,还有那不想承续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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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鞋子,修鞋子对我来说,就是最有乐趣的工作,这是我的专业!”曼哈顿桥下的修鞋师傅黄银城说。(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黄银城:见到鞋子就认识主人

行经华埠曼哈顿大桥桥墩下,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也许会抓住路人的视线。一位衣着光鲜的女孩,低头凝视一旁的师傅,修补她心爱的高跟鞋。头顶上呼啸穿梭的地铁,呐喊着纽约的繁忙。而半蹲半坐在角落的修鞋匠,正默默地展现他自豪的技艺。一动一静之间,古老的传统,在摩登的城市,终能觅得一地落脚。

黄银城,35岁,温州人,10年前移民来纽约。过去曾在衣厂工作5年,但随着制衣业的的萧条,工厂也关门了。由于过去在大陆就是做皮鞋的师傅,他在5年前,开始摆摊修皮鞋。

在震耳欲聋的地铁声中,他拉开嗓门解释“以前也在葛兰街和勿街摆过,三年前发现这桥下可以遮雨,人也不少,就决定待在这了。现在稳定了,大家每天经过,也都知道我在这里,要修鞋就会来找我。”而谈到扰人的地铁噪音,他则淡淡地说,习惯了。

指着一旁半电动、半手摇的工具,他说明:“这是打磨鞋边的,那个是抛光的,这个是缝鞋面的…这机器是从浙江海运来的,这种机器,在中国大概已经有4、50年的历史了,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因为机器简单,麻烦也少些。”

“曾经有个美国人指着我的这套机器说,这样的设备在美国几百年前就有了,中国人用这样的工具,怎么可以做出好东西?我跟他说,我们中国人,不是靠设备,靠的是脚踏实地的经验。”他自傲地说。

谈到修鞋,黄银城似乎有一肚子的学问,“一般鞋子常坏的地方是鞋后跟的外缘,用钉子和胶水补上一块橡胶,就可以继续穿了,修一次至少可以再穿四个月,这样只要6块钱。如果又磨坏了,还可以再换。”

“修鞋底的话,平均修好一双要20分钟。我这有拖鞋,客人可以坐在这等,顺便陪我聊天。”他解释,修鞋的过程中,他也与许多客人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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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目前看起来是没问题了,但谁又知道明天是不是还可以摆?”在苏活区摆摊的蔡常春担心地说。(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在消费主义至上的美国,似乎很难想像仍然有人想穿修过的鞋。对此,他解释,“有人家里有很多鞋,但穿来穿去,总还是穿那双旧的,他们说,穿新的鞋像在受罪。也有些客人,一双鞋穿了十几年,所有能坏的地方都坏过了,也都修过了。我跟他说,你这双鞋,修修补捕的钱,都可以买一双新的了。我叫他丢掉,他不肯,他说他对这双鞋有感情。”

“很多鞋子我都已经认识了,看到鞋子,就知道主人是谁了…哈!”他大笑。

“常常有女孩子,爱漂亮买了细跟的高跟鞋,结果没办法走路,拿来让我帮他换个粗一点的鞋跟底,或是改短一点。”他指指一旁的工具箱,里面有各类的高跟鞋底。

遇到这种爱漂亮的客人,黄银城会建议她们,“常常有女孩子跟我抱怨腰酸背痛,我会建议她把鞋跟改矮一点,或是买鞋跟粗一点的鞋,不但比较耐穿,而且也健康。”

谈到修鞋的成就感,他说“我喜欢鞋子,修鞋子对我来说,就是最有乐趣的工作,这是我的专业!一双鞋,我认为该修就修,不该修,我就不修!建议客人去买双新的。”

“也有些人跟我说,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跟大家一样去做餐馆?我觉得做这个就是自由。薪水呢,跟在餐馆打工也差不多,又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在这里,我就是老板!”他解释。

谈到未来,他想了想,“将来…想开一家修鞋店。我觉得修鞋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因为大家都有能力买名牌了,但又舍不得丢。”

与黄银城握手道再会,粗糙的手掌,沾满鞋油和胶水,就像他说的,那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施先生:顾客多是邻居

有人说小贩是中国的传统之一。方便、便宜、人情味,似乎是许多华人购物时的第一考虑。想想看,每天一早出门,是谁第一个跟你问早?那边买东西好杀价?而夜归时,是否也曾期待能在巷口的小摊,买点宵夜,慰劳自己的辛劳?

施先生,祖籍上海,生长于新疆。在纽约从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改行在法拉盛缅街上卖起了家乡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对于这项转变,他说“没办法,老了,人家不要了…”

说起烤肉,除了一些秘密,像是腌肉的配方、收入等等,施先生都很乐意分享他的心得,“烤肉就是要在路边,现烤现吃才好吃!我每天一早就起来处理肉串,卖吃的,讲求的就是新鲜。在新疆,我们吃烤羊肉,是用新鲜的羊肉,现切、现串、现烤,完全不腌的,但是在这里,为了配合大家的口味,必须先处理。”

“烤肉这种东西,白天吃的人不多,做的只是过路人的生意。但是晚上,人就多了,尤其是7点到11点,有人是想吃点心,多数都是我这附近的邻居。他们常说,吃上瘾了,而且离家近。”

“我这里有固定的客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也都认识彼此了。很多做餐馆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饭,就来买我的烤肉吃。有时候,他们还会先打个电话,确定我还在,才会过来。基本上只要来吃过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认识了。”

“在法拉盛有许多中东人,他们不吃猪肉,我也不卖猪肉,所以他们常常来,我也因此交了许多中东人朋友。”

“警察当然会管啦!他们开单的理由可多了,比如说马路不乾净,或有人检举冒烟啦!吃了罚单就要出庭,然后就罚钱啦!警察和法官各做各的工作,警察是不会听你的解释的,说开单就开单。有时候他们会说,你不罗唆,我就只开一张,再多说,就开三张。但是上了法庭,法庭上有各族裔的口头翻译,法官会给你机会解释的。有时候看你不是累犯,是不小心的,会判得少一点。我觉得,跟警察比起来,法官还是比较明理的。”

“摊子的许可证是我向一个外国人租的,但是我自己有食物小贩执照。我也想过要自己申请一个许可证,但已经没有名额了。”

“将来呢,我也想开店做生意。至于做什么生意,现在还在考虑,但本钱还是要先存的。”

戴芳:吃张罚单,一天就白干了

每逢假日,在华埠的坚尼路上,熙熙攘攘的,几乎都是好奇的观光客。这些人中,有些只是想来吃中国菜;有些是来买廉价的香水、手表;当然,也有些人只是为了便宜的仿冒商品而来。但夹杂在人潮之中,某些不甚起眼的角落里,中国人天赋的巧手,结合古老的传承,也创造出许多令外人惊奇的街头文化。以下两者,既可为例。

戴芳,45岁,湖北人,半年前与丈夫及小孩移民美国。目前在曼哈顿中、下城街头,贩卖棕榈叶编的小动物造型摆饰。

谈到当小贩的甘苦,她说:

我以前在中国是卖衣服的,才刚来美国几个月,没有卖多久。以前都是我妹妹在卖,她卖的比较好,因为她比较会说英文。因为客人会问很多,要讲很多,外国人都很好奇的,我又什么都不会说,要就要,不要就没办法啦。

也曾去过其它的地方啊,像是百老汇、炮台公园、还有49街、因为那边观光客多些。

这些小动物是用棕榈叶编的,有蛇、鸡、乌龟、马、龙…小的、简单的,3元或5元一个,大的、复杂的,一只15元、20元。这种大的,做一只要4、5个小时,都是用手做的。今年是鸡年,所以鸡卖的很好。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妹妹教我的,她也是跟别人学的。

卖这个东西赚不了几个钱的呀!有时候站一天才卖十几块,有时后一天都不开张还要吃罚单。收到罚单,我也看不懂,都是拿回家给我的小孩看。开单的理由,他有时候是说你的东西没有标价钱喽,或是与店家距离不够喽。

警察一来就要看执照,可是我们这种卖手工艺的,是不用执照的,但要有有税号。警察是不会每天开单啦,人家一天才赚多少钱?你如果每天开,人家怎么生活啊?

每次看到警察来,就吓得要死,因为一天赚不到几块钱,吃张罚单,就完了。他跟我说什么,我也听不懂。

该来纽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这边帮我妹妹顾摊子,因为她临时要去拿货。当时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执照、没有税号、也没有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有一个便衣警察走过来,我以为他是游客,他拿出证件,我也看不懂,后来他拿出罚单,哇!我一看是罚单,才知道他是警察。他问我什么,我只会说不知道,说实话,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才刚来没几天。

那个警察后来找了一个路人做翻译,那个人告诉我,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要去坐牢了。吓死我了!后来还好警察也没耐心,就说说算了。

我知道,如果一个地方已经有摆了,那我就不能去摆。还有,就是别人商店的门口,是一定不能摆的,因为绝对会吃罚单。所以我的作法是,如果警察不让我在这里摆,那我就不摆喽,再换个地方就是了,总比吃罚单好吧!因为我很配合、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警察对我的态度也都还算不错。

这些东西好难卖的,我也想卖一些吃的呀、手套啊、或是其它的东西的,因为每个人都要戴手套的嘛,也一定要吃东西的嘛,但是这种东西,人家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是不是?但是没有执照,什么都不能卖。而且我听说现在根本申请不到执照。

做这个,我也只是想存些钱,将来可以和妹妹作些小生意。

乔健:这是中国人的地盘!

一块烫衣板、一盒颜料、几支简单的工具,细的、宽的、扁的、圆的,加上几张画纸,生意就可以开张了。这是目前华埠随处可见的一种街头创作,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及书法,为人写名字。贩卖的,不只是创意,还有西方人潜意识里对东方文化的濡慕。

乔健,北方人,来美国已十多年,之前在中国也是学艺术的,喜欢画些水彩画及素描。据他表示,刚来美国时什么工都做过,像装修、送货、餐馆等,但摸清了底之后,最后还是决定干这个老本行,转眼也做了五、六年了。

我觉得做这个自由,一般没事我就来,我来得晚,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来。

画这种东西,很难说谁画的好,谁画的不好,只能看客人喜欢那个人的风格,自个儿决定。我的画法…我是从时代广场来的,跟唐人街这边的不一样,每个地方也都有每个地方的派系。唐人街这边,画风比较细腻,有点国画式的,也比较花时间。但我们在时代广场的,就比较抽象一些,重视的是形体。

像我最爱画的这些龙,每只都不一样。有些外国人会跑来问我,你会不会画龙?他是专门搜集龙的,那时候我就会翻出来让他选。可是有时候有些黑人拿我们的龙开玩笑,出个四块、五块想要买,我才不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许多客人有时只是好玩,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写成中国字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只是来纽约,买个纪念品,尤其是外州的游客,因为他们那边没这种东西。也有人会很好奇地问这几个中国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写的时候要选择比较雅的字。

记得在911发生后,生意特好!越是危险,越是有人不怕死,观光客特别多。每个人都想带些纪念品回去,不像现在,逛街的人多,花钱的人少。

主要还是做旅游季节,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几十张都有。有时候一天也画不了一张,只有去一些博物馆附近碰碰运气,就当成没事出来练习练习书法吧…哈哈!

我觉得画这个,多多少少还是有文化上的意义,像是画些龙啊、熊猫什么的,有时也顺便向老外介绍介绍。还有,到今天还是有人问我,中国在哪里?我就画个图,跟他们说一下。

警察会管!怎么不管!纽约警察是神经病!发神经的时候就给你开张罚单。有时候他心情好也开,不好的时候也开,理由是乱七八糟,什么理由都有。比如说马路要多少尺、什么这边人太多了、什么几点以前不能摆等等。

他有时候来了一批实习的警察,或新的警察,来练习开罚单。就沿着这条街,一路开下去,拿你取乐。练习到都会开了,就走了,再也不管了。在这是这样,在时代广场也一样。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到六、七张罚单,气死人!

我觉得有些警察有点歧视,像是老黑、或是一些老外在街边卖东西的,他就不管,专门找中国人麻烦。大概是华人的英文都不行,想解释都解释不清。我的英文还可以,但跟警察解释,他也不听,叫我跟法官解释去。

去过好几次法庭了,许多罚单都打下来了,因为法官一看就知道警察是在胡闹。去法院就是花时间,有时候人多的话,就是一天不见了。法官一般来说,人都还不错,他们也知道中国人英文都不行,如果差不多,就算了。

这也不是违法的事,这种街头艺术是不需要执照的,我们也都有报税证件。警察真的有本事,就去对付那些犯罪的,不要来搞我们!

抢地盘的事,在这边的确有。有时候是有来了个老外,我在这摆的好好的,他来了就拿个包往你这一放,说这是他的地方。很多中国人会害怕,摸摸鼻子就走了,他们就是欺负中国人,而很多刚来的人,就是怕麻烦。

我是来的久了,看的多了,我才不怕他们呢!这哪里写了字说是你的地方?这是Chinatown!Ok?这是中国人的地盘!

我的家人都还在国内,小孩已经23岁了,也是个画画的。如果接不过来…我想等存够了钱,就回中国去了,那毕竟还是自己的国家。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3)

一般的时候,我们看到警察来,就自动跟他们走喽,没办法啦!因为我们英文也不会说,警察说什么也听不懂。在警察局里,看到那些被抓的小偷强盗,他们都很嚣张,我们就和他们关在一起,很害怕。依照顺序,先做笔录、再打指模、然后照相。警察说我们是犯规,不是犯法,不会有案底,然后就叫我们按规定出庭。

多维记者吕贤修/

蔡常春:谁知道明天怎么样呢?

华人的小贩文化,可区分为两大部分,一则专供内需,如蔬菜水果、熟食小吃、衣服鞋袜、修理钟表或皮鞋等。至于想作观光客生意的,在华埠的市场日渐饱和,几乎已是一位难求的情况下,许多人必须向陌生的的环境挑战。而邻近的华尔街以及苏活区,也往往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

蔡常春,浙江人,20多年前移民来美国,做过餐馆工,后来转行做厨具,经常要搬重物。但三年前,不慎在工作中扭伤了腰,老板赔偿几千块后,就把他解雇了。

目前在苏活区摆摊的他,专作观光客生意。夏天卖太阳眼镜、遮阳帽、T恤和一些纪念品。冬天则卖毛线帽、手套、围巾和披风。谈起做小贩的生活,他说:

还好我在来美国不久后,就学大家申请了一张小贩的执照,现在才能保住生活!在华埠有小贩执照的人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十多年前就申请了。有人用、有人没用,但都先申请了,最起码没工作时还可以有点收入。否则现在在坚尼街上,一个小店铺动不动就要五千块以上的租金,卖这些小东西,根本就赚不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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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只要来吃过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认识了。”在法拉盛缅街卖烤肉串的施先生说。(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一年到头,就靠像圣诞节这种假日赚钱,平常时没什么生意。遇到下雨、下雪我就不出门了,因为腰受不了,也算是看天气吃饭吧!

因为东西多半是卖给美国人的,所以平常站在街头,就会特别观察他们的穿着,戴什么样的帽子,现在流行什么等等,作为进货时的参考。

像今年流行粉红色的,还有像这种毛绒的围巾,也是今年开始流行的,卖得特别好。但是这种流行度高的,明年可能就没人买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杀价卖出。像这个围巾,原本是12元,我现在10元就卖了。因为你如果10元不卖,他逛到下一个摊子,10块钱就给别人赚走了,所以我就先下手为强。做生意就是这样子,我故意卖得比附近其他小贩便宜一块钱,薄利多销了。

每次进货,卖得好的,就多进一点。没卖过的,每种只进一件,加上不同颜色,那就很多了。虽然我发现黑色卖得最好,我猜因为好搭配吧!但其他颜色都还是要有,最起码摊子看起来热闹些。

以前也曾经赶流行,学人家卖水晶。谁晓得一下子就不流行了,现在仓库里还堆了一堆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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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做这个自由,一般没事我就来,我来得晚,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来。”街头画家乔健说。(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最难忘的是,2003年夏天,纽约大停电那天,附近所有的上班族都得走路回家,可是那些女孩子都穿高跟鞋,我正好有卖一些拖鞋,一下子就被抢光了,连补货都来不及。

我也想过去坚尼街上摆,但是观察的结果,发现那边能摆的位置,都已经有人摆了,而且往往也都在那摆好几年了。苏活这边,现在也几乎饱和了,你看到街上还有空位,那些都是不能摆的。比如说公车站牌附近、地铁出口、路口、地铁通风口,还有距离店家大门不足的地方,都不能摆。

我现在摆的这个位置,在两个店家的大门中间的对面,而且斜角距离两个门都有20尺。不是每个地方都符合这些条件的,符合的地方,往往都已经有人摆了。所以如果要换地方摆,一定要自己先量一次,搞不好吃罚单就麻烦了。

我们在这边,多多少少还是会妨碍到店家上下货。而且他们认为这里高级的消费区,街上不应该有小贩。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合法的位置,但店家或房东经常会打电话向警察抱怨,警察就会来量。

做这门生意,赚多赚少无所谓,最怕的就是面对警察,因为我们不懂英文。之前我在前面那一带摆摊,警察就经常来开罚单或驱离。搬到这一个礼拜后,警察又来了,说这边不能摆,叫我往旁边移,我就移了。结果隔天,就有另一个警察来开罚单了,因为他叫我搬的地方,根本就不能摆。

我可以跟你保证,看似宽敞的百老汇,扣掉一堆限制,其实能摆的地方也不多了,都被抢光了。而且现在已经不再发新执照了,因为能摆的地方都已经饱和了。发新的执照,也没地方摆,除非开放更多的地方。

我每年报两次税,像一月到六月,没什么生意,就少报一点。下半年生意好些,就多报一点,随便我自己报,大概就报个几百块钱。

访谈中,蔡常春低头检起了风吹过来的塑胶袋。他说,维持街道的整洁,客人买东西也舒服点,店家也少点抱怨的藉口。

我的小孩都在工作了,也劝我不要出来了。但是在家里闷啊,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房子也还要供贷款,也不能老赖着孩子。所以和他们协调的结果是,天气不好,就不出来了。我今年59岁,在做个几年,卖到65岁,就可以享受政府的福利了。

天色暗了,在刺骨的寒风中,蔡常春点起瓦斯灯。好在有这盏灯,带来些许的温暖。他说,平常天黑后,这边街上就没人了。但是这几天人多,又没下雪,就多待一会儿看看吧!

虽然说再一个钟头就要回家了,但他还是细心地把摊子上的东西一件件摆好,看了又看,又再调整调整,就像是对待一间自己的店铺一样。

临别时,他说出自己的担心“这个地方目前看起来是没问题了,但谁又知道明天是不是还可以摆?”

电话卡小贩:我们只要一个机会

综观纽约小贩的生存现况,似乎就是近代移民历史及结构的缩影。早期的移民,在各种限额尚未饱和之时,皆已先一步占得较有利的位置。而后到者,在政策未进一步开放前,多半也只能险中求存。公平与否?但凭人心。

走过华埠的东百老汇,不难发现,此地已俨然成为电话卡销售的集散地。夹杂在各类商店及货物之间,不足一尺见方的电话卡小摊,随处可见。但与其它摊子不同的是,摊子的主人,经常躲在别人的店门后,四处张望。而更甚者,小贩往往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孤伶伶的摊子,暗自吐露新移民的辛酸。

自去年下半年起,纽约市警方以无照兜售为法源,连续逮捕此地电话卡小贩,并依法没收货品。据许多小贩表示,这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

陈小姐,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国。丈夫在外州餐馆打工,自己以前在衣厂工作,但目前以兜售电话卡维生,家里还有两名幼子。

说起这终日与警察打交道的日子,激动中掩不住的,尽是落寞:

整天要担心警察是我最生气的事,像罪犯一样。也不是说警察态度不好,只是觉得没道理,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

这些警察都是穿着便衣来,我们根本躲不掉。现在我们不是看到警察就害怕,而是看到老外就害怕,整天提心吊胆的。

一般的时候,我们看到警察来,就自动跟他们走喽,没办法啦!因为我们英文也不会说,警察说什么也听不懂。

在警察局里,看到那些被抓的小偷强盗,他们都很嚣张,我们就和他们关在一起,很害怕。

依照顺序,先做笔录、再打指模、然后照相。警察说我们是犯规,不是犯法,不会有案底,然后就叫我们按规定出庭。

每次出庭,就是罚95块。我们一天才做多少?卖电话卡,现在利润很薄的,一张才赚2、3毛。如果警察没收我的电话卡,那就更惨了!每次都要损失好几百块。

除了罚款外,还要做一天义务劳动。公园管理处的人会带我们去扫公园,早上七点就要去报到,他们有车带我们去每个公园扫,一直扫到下午三点,很累。

反正我觉得我们卖电话卡的最冤枉。那些卖假包的,赚得比我们多,也是去扫。连小偷也是罚扫一天,居然跟我们同样的待遇,我们就跟小偷没两样。

我们当然想申请一张执照,不用再躲躲藏藏。也去找过律师,但是律师说,现在要申请小贩的执照,只有你是退伍军人才可能。我们也有找社团帮忙,像是林则徐基金会啦,他们也是很热心地帮忙,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违规,所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也不是占人行道很多,甚至比卖水果的还少,而且我们卖的只是电话卡,也不是食物,也不是假名牌,也不丢垃圾。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守规矩,只是他们没有牌给我们了。希望警察应该转移他们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强盗,那些真正违法的人。

我们每天就是这么过的,如果我们真的妨碍到什么,比如说阻碍交通,你可以开罚单,我们愿意接受,但只要一个机会。你看许多没有工作的人,最后被逼上绝路,不是去偷去抢就是去赌。我们都是有小孩的人,不会、也不能走上这条路。

我们不想拿政府的钱,不想政府给我们工作,只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机会,养活我们自己。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4)

警察扫荡街头违法的小贩,在华埠的历史上来看,是屡见不鲜。小贩的生存空间,就法理情而言,在法规上,小贩的确是居于劣势。但是说起道理,支持或反对小贩的双方,则都各有一套看法。至于情感层面,华人的思乡情愁,似乎也在这个议题上,找到了宣泄的机会。

多维记者吕贤修/

消费者:亲切、方便

居住在华埠的江小姐,拿着刚买来的烤肉串说,“我觉得多一些卖吃的小贩,很好呀!可以让这个地方兴旺起来。还有,这也是一种中国文化。”

她接着说“因为我们没钱买贵的东西吃嘛,所以有人做一些不同风味的东西,这也很好。我觉得警察不要抓,他们靠这个生活,应该支持他们,应该给他们一个专门可以卖的地方,因为这里摆一点,那里摆一点,好像我们中国人很没有公德心。”

“像华埠的中央街,每天早上都有小贩在卖菜,卖吃的、穿的、用的,我觉得很好,好像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如果我上早班的话,七点多就可以顺便买菜,很方便,因为很多商店还没有开门。小贩的价钱不一定会比较便宜,但就是新鲜。”江小姐解释自己喜欢小贩的原因。

在东百老汇路旁买电话卡的王先生则说,“都是老关系了,熟了嘛!跟他们买也有3、4年了。他们亲切呀!就一直跟他们拿喽!说实话,街上有那么多电话卡,那么多卖电话卡的人,叫我随随便便去买,我也不敢买,谁知道会买到好的,还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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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这个东西赚不了几个钱的呀!我也想卖一些吃的呀、或是其它的东西的,但是没有执照,什么都不能卖。”卖草编小动物的戴芳认为。(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王先生的经验是,小贩比较亲切,“熟了就是朋友,打个电话来要电话卡的号码,下次经过,再来付钱,也方便嘛!我今天来不是买电话卡,是来付他们钱的,我们都是讲信用的。我让她报号码给我,也是相信她呀!不会给我偷分钟。她也相信我,一定会来付钱,对不对?这就是一种人情嘛!他们也是多半在作老客户,比较好沟通喽!”

至于警察的取缔,他认为“以前我都跟她老公买,现在换她做啦,还是继续跟她买。她老公也是常常被抓,怕了,就改行啦!但多数的温州人就是不怕死,反正你今天抓,我明天还是再出来。而且说实话,他们也只是打一份工,政府应该给他们一条生路的,总比去做坏事好吧!”

店家:良性与恶性竞争

在坚尼路一家商场内卖皮包的王小姐说,“小贩在外面,当然对我们的生意会有影响,他们跟我们卖类似的东西,又不用交店租和税金,价钱也比较低。和他们拼价钱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些店家没有利润。”“我不觉得是他们帮我们吸引客人来,没有人来华埠,是为了逛小摊来的。小贩是一种寄生虫,赚店家的周边利润,如果没有店家,小贩不可能自己生存!”

同样是在华埠的一家商场内做生意,卖古玩的张先生则说,“我觉得如果是有执照的小贩,应该要给他们地方摆。”

对于竞争,他认为“客人自己也知道,在不一样的地方买东西、品质是不一样的。而且店里面、或商场里面、有空调,也比较舒服,客源是不一样的,可以刷卡,也比较有保障。价格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冲突也不大,因为卖的是不同的东西。”

“就像我曾在孔子大厦旁买菜,实在是便宜地无法想像。但是回家后才发现,许多菜放没两天就烂了。我想很多在那里买菜的人,自己心里也知道,这只是运气问题。”张先生提出自己的经验。

在法拉盛缅街开服饰店的庄小姐,对于店家与小贩的关系,有另一种看法。“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小贩也是其中一种。你看像South Street或Seaport,就是很多小贩,有行人街,也形成一种特色,吸引很多人。如果法拉盛也能有一个行人街,让小贩摆上街头。店里面有店里面的生意,外头也有一些便宜的东西,大家都很热闹,这也很好,也是一种消费文化。”

她认为,只要是有执照,就表示小贩们有在付税,对经济有贡献。而许多卖衣服的人,本身也是做批发的。批发的对象,也不只是一般店家,还包括小贩,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批发商:共存共荣

想知道街头小贩最常贩售哪些商品?走一趟中城的批发区,就可以一目了然。从皮包、皮带、小首饰、香水、花、盆栽、帽子、T恤到小型电器,这里应有尽有。当然,也包括了夏天里小贩最常卖的,许多纽约市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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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卡小贩往往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孤伶伶的摊子,暗自吐露新移民的辛酸。(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在下雨天走访这个区域,会发现到处都是搬货的人。由于下雨天生意不好,所以多数的店家及小贩都选择此时来进货。

中城百老汇及27、28、29街一带,原本就是纽约,甚至邻近外州小商品批发的中心。而据当地商家表示,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及出口的兴旺,越来越多的中国店家进驻该商圈,其中又以福州、温州商人居多数。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超过50家的规模。

七个月前才刚由零售转行做批发的David Liu说,店里出货对象,以纽约市来说,因为小贩是纽约的特有行业,一般商家与小贩都很多。但出了纽约,邻近的外州,像宾州、新泽西,则几乎都是店家来批货。而来批货的人,以非洲裔、拉丁裔、及华人居多,但华人并不会特别多。

由于每天与小商家、小贩接触,大家反应的,都是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也是David由零售转而做批发的原因。

而谈到竞争,David说,店内多数皮包的批发价大约8到10块。一般商家大约可以赚到一倍的利润,而小贩,虽然经营成本低,但是必须靠削价竞争,所以利润也差不多,不会特别高。

他分析,许多商家有自己的仓库,可以一次多进些货,降低进货的成本,但是也产生了库存的压力。小贩呢,多数靠的都是薄利多销,进货的次数比较频繁,但是量都不大。

“你看像这样一个包,我们一个款式要进10种颜色,因为空间有限,一般店家都很难达到齐全,只能选比较好卖的颜色进货,更别说是小贩了。他们很多都只是试探性的进很少的量试试看,等到发现市场需求后,再开始多进一些。”David举例说。

而与小贩间最常做的交易,他表示,像皮包这种有季节性、流行性的商品,每种款式的寿命都不常。遇到压错宝,库存的压力太大,或是已经明显退流行的皮包,一个5块都要卖。而许多小贩,就是趁这个时候来捡便宜货。

另一家位于29街上的批发公司,主要商品为太阳眼镜,与纽约市的相关纪念品,如印有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或纽约的钥匙圈、笔、打火机及T恤等。

公司负责人吴小姐表示,纪念品零售的利润其实很高,像一般批发价一打卖9块的商品,零售商一个可以卖3块。

她分析冬天小贩喜欢卖的,多半都是帽子、围巾、手套这类的商品。至于夏天,除了观光客喜欢的小纪念品,太阳眼镜、遮阳帽、和T恤,都卖得不错。

其它还有一些季节性的商品,像是情人节礼物,吴小姐指着一旁成堆的巧克力结合塑胶玫瑰的礼盒,和各式各样象徵爱情的玩偶,还有母亲节、圣诞节、万圣节的应景商品。她指出这些寿命都非常短,只有几天到一个礼拜而已,商品设计的变化也不大,每年都可以卖。

小贩的生意,在她看来,几乎是跟着节日进行。而同样地,这也是店内出货量的高峰。“每年过完年之后,就是情人节、母亲节,再来就是国庆日,一些印有国旗,或是一些带有灯泡、会发光的,可以参加晚会、派对的商品会卖得特别好。接着就是暑假的观光潮,卖太阳眼镜,和一些小纪念品。然后就是万圣节、圣诞节,一年生意好的时间,大概就是这些了。”她说。

吴小姐分析,作为批发商,因为每天关在店里面,对于外界的敏感度很低。“常常都是等到外面的商家,尤其是第一线的小贩,跑来问店里有没有这个、那个的,才会发现原来突然流行起什么东西。”

她指着地上的商品说,“像这些印有Support Our Troops(支持军队)的贴纸,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突然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一天总有几十个人跑来问。但很快地,就突然没人要了。”

“其实,你看看街头小贩在卖些什么,大概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有什么大事了。”吴小姐说。

侨界与民间组织

陈玉驹:小贩有权谋生,但需遵守法纪

对于华人社区的小贩文化,中华公所主席陈玉驹认为,小贩有权谋生,但需遵守法纪。

据他了解,华埠当地的居民,对于小贩有两种看法,一是他们妨碍了交通,对行人造成不便。但一些人觉得小贩卖的东西便宜而且新鲜,而且对大家也是一种方便。

而就商家而言,“的确,因为他们要负担店租,经常有抱怨。但是换个角度看,商家有店面,可以陈列的货品也多,选择也多。但小贩的商品比较单一,竞争力也不如商家。”他说。

陈玉驹觉得,新移民从事这项工作,是不应该受到歧视的。小贩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一种谋生方法,适合本钱小的人,而且灵活,与开店相比,风险也比较小。

根据他的观察,这些年来,华埠小贩的数量确实变多了,因为许多新移民以此维生。而华埠衣厂工业的没落,也的确造成一些后遗症,尤其是妇女的就业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小贩并不失为是一种就业的再开始。

“因为新移民人口比例上的改变,目前华埠的小贩,以福州乡亲较多。许多早期以此维生的广东移民,在存够钱之后,也都慢慢转行了。而这种情形,现在在福州人及越南人中,也是十分普遍的。”他说明。

陈玉驹认为,新移民需要一个生存的空间,透过自己的劳动,得到合理的利润,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或是转而从事犯罪活动,变成另一种社会的问题。

谈到警方的取缔,他表示,警察扫荡街头违法的小贩,在华埠的历史上来看,是屡见不鲜。从盗版光碟、仿冒名牌、到最近的电话卡。而他要再强调的,还是守法的观念。

“政府的法规,应该有它的根据,而严格的法规,也是为了保障多数人。”陈玉驹说明自己对法律的看法,并表示目前就法规方面,公所尚未向地区议员表示过修法的需求。

顾雅明:小贩不能带来繁荣

针对小贩问题,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理事长顾雅明表示,法拉盛的小贩数量,与华埠比起来,的确是少的多。而原因,他认为是因为警方执法严格。

依顾雅明了解,就法拉盛的多数商家而言,大家最在意的,应该是社区的环境及给外人的印象。

他认为,中国人值得珍惜的文化很多,但小贩不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尤其是制造环境的脏与乱,而且这与方便无关,他觉得大家到店里面买东西,不会比较不方便。

“而且,你在路边买东西,坏了找谁换?”他怀疑。

“小贩摆在路上,就算警察不来,店家都会打电话报警。我不认为小贩能带来繁荣。相反的,他们影响了交通的顺畅,以及生活的环境。”“法拉盛行人流量大,小贩往人行道上一摆,大家连路都没办法走了,常常要走到车道上去,很危险!”他说明。

至于报税的问题,顾雅明认为“小贩就算有了报税号码、有了执照,也不会去报税!”

傅鹤鸣:我们不能倒退走

法拉盛发展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每年法拉盛街坊节(Street Fair)的主办人傅鹤鸣认为,华埠是因为在曼哈顿,所以可以负荷那么多小摊子,但是法拉盛如果走那种方向,肯定会走向贫穷与没落。

谈到他所策划的街坊节,傅鹤鸣表示“街坊节在纽约是很普遍的,我觉得法拉盛有很多地方可以跟曼哈顿一样,他们有的我们也可以有。法拉盛需要更多的商业活动,而这类小型的活动,吸引外来的观光客是不至于,但是最起码让皇后区本地的居民,多些选择。”

从2001年开始,每年四月到十月,法拉盛都会封闭凯辛纳大道,举办两至三次街坊节,而每次大约可容纳50至60个摊位。对此,傅鹤鸣说明,以这样的规模而言,是差不多了,摊位也不能再成长了。

“普遍而言,居民和商家都很支持,但是多了也不行,因为商家会抱怨。办活动虽然会带来人潮,但是街道一封,商家连货都没办法进。”他补充。

“我觉得这对居民、商家和小贩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我办街坊节的目的,绝对不是希望摊贩变多!”傅鹤鸣强调。

至于一般商家对小贩的看法,他表示“许多商家觉得,我付了店租,在这卖这个东西,但是你在街边,用比较低的价钱,卖跟我一样的东西。大家进货的来源都差不多,但是你实际的成本却比我低。你不但抢了我的生意,还占了我门前的通道,而且不交税,对地方的发展也没什么贡献。”

而综观法拉盛未来的商业发展,傅鹤鸣分析“小贩的问题,就短期来看,因为新移民多,没办法,是个过渡期,但是我们不能倒退走!我觉得,因为现在还在新移民的一股风潮中,小贩看起来会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但这应该已经是最高峰了。当中国经济发展成熟之后,将来外移的人口必然会有质与量的转变,小贩这门生意,也会逐渐离开中国人的圈子。而那时后,也许会有另一群人接手继续做。”

黄克锵:我谅解执法者,但不谅解立法者!

美国林则徐基金会主席黄克锵,从不避讳说他与小贩是在同一阵线上。他认为,虽然法律的目的应是照顾多数人的需要,但也应用情与理来检视法律是否有错误?是否有需要依现况修改?

他质疑“这些人被抓,是的,应该被抓。但政府有没有给他们生存的机会,帮他们从非法走向合法,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些人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你叫他去打入主流社会?”

“有地产的人,多半欢迎小贩。因为人来往的多,生意才会兴旺,租金才收的多。但是有些人,在成功之后,就忘记自己过去有多苦,不会想要帮助别人!说什么妨碍产业升级…等于是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呢?”他不平地说。

对于警方的取缔,黄克锵同意,警察的责任就是执法,在法律没有改之前,他们就是要照办。而因为警察总是站在最前线,所以许多人抱怨的对象都是警察。

“我谅解执法者,但不谅解立法者!”他强调。

此外,他也提到过去的协调经验。“上次在孔子大厦的社区会议上,我们有与郭亚伦提过电话卡小贩的事。但他表示不知道有这种事,而且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他会注意这种事。但到底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5)

有一天非常冷,路上也没什么人。我一个人在角落修鞋子,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杯热咖啡请我喝。我当时感觉非常激动,那杯咖啡的温暖,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对我而言,那不单单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温情。当下我就决定,不管多苦。我都要留在法拉盛,因为这边的人是这么的友善。我也希望能将这种感觉延续下去,帮助其他的人。

多维记者吕贤修/

鲍建国,1990年由福州来到美国。在这十多年间,他曾经做过餐馆工,也曾在街边修皮鞋、卖衣服,倍尝人情冷暖。2003年夏天,他用手边的积蓄,在法拉盛的凯辛纳大道上,顶下了一间店铺,成为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对于许多还在街边奋斗的小贩们,他想说“天下的饭碗一般大,我行你也行!”

谈起往事,鲍建国回忆:

刚来美国时,一开始流浪了很多地方。在新泽西做餐馆,后来又去波多黎各,在亲戚的餐馆里做了五年。2001年,我太太移民过来,我就和她一起到法拉盛来,开始在45路和缅街那里修皮鞋。

法拉盛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我在这得到许多贵人的相助。当时我找不到摊位,有一位做鱼丸的老板,把他的店门口租给我们一小块。我修鞋,我太太摆小摊,卖一些像袜子啊,小玩具等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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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也在街边奋斗的鲍建国,2003年夏天,他用手边的积蓄,在法拉盛的凯辛纳大道上,顶下了一间店铺,成为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对于小贩们,他想说“天下的饭碗一般大,我行你也行!”(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在街头摆摊,最辛苦的,就是天气,冬天冷、夏天热,还要提防警察。当时我们也有想过要申请一张小贩的执照,但是托朋友打听的结果是,如果早几年,或许还有机会。但是在当时,根本没有名额。我们的想法是,一定要尽快转变成合法的生意。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天非常冷,路上也没什么人。我一个人在角落修鞋子,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杯热咖啡请我喝。我当时感觉非常激动,那杯咖啡的温暖,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对我而言,那不单单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温情。当下我就决定,不管多苦。我都要留在法拉盛,因为这边的人是这么的友善。我也希望能将这种感觉延续下去,帮助其他的人。

两年半前,我们搬到现在这家店的门口,也是卖衣服。这里原来是餐馆,我们和老板租了一小块地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些很好心的人就建议我们,应该去哪里拿货、该怎么卖。

大约一年半前,原本的这家餐馆经营不下去了,老板问我们想不想顶下来?我和我太太考虑了一个礼拜,因为在摆摊子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一些经验,也存了一些钱,当时的确有自己开店的念头。但是房租实在很贵,是原来的好几倍,压力很大,但是空间也大了许多。

摆小摊的时候,受限于空间,很多东西我们想卖却没地方摆。而且服装的流行,千变万化,有时候几个礼拜就要换新的款式,对小摊子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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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上过多的小贩,明显影响行人权益。(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我们觉得,摆摊子的时候,总是在感叹没机会,但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开张的前一晚,真的很紧张,就担心生意会不好。但还好,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第一天,天气特别好,生意也不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虽然看起来我们就这样一路走过来了,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不容易。辛苦存了十多年的钱,等待的就是一个机会。但最要感谢的还是法拉盛许多朋友的帮助。

慢慢地,一切都上了轨道,和以前街边的日子比起来,也比较安心了。现在,我们不但自己卖,也批发给别人卖。

当我走在街上,看到许多小贩在卖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也不会看不起他们。因为我知道,我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也许有人认为小贩会和店家抢生意,但单单法拉盛和我做一样生意的,就有二、三十家。我觉得,每家店都应该走出自己的风格,客人才不会跑掉,这才是良性的竞争。担心小贩,是没有意义的,法拉盛就是应该要有各种的竞争,才会更壮大!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6)

多维记者吕贤修

叶圳声:我的角色、依法执行

第五分局社区事务警官叶圳声,自幼在华埠成长。回想起小时候,他表示华埠街头从未像今天一样,有这么多的小贩。而他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问题,是在1987年开始当警察后,才发现情况似乎已经难以控制。

他了解小贩是华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只要有人申诉,警方就必须处理。一般而言,居民的抱怨较少,顶多是说有小贩挡到出入口。但店家就常说小贩霸占人行道、制造垃圾、卖相似的东西,但较便宜等等。

对于东百老汇电话卡小贩的案件,他说,问题很简单,就是无照兜售。而执照的问题,他则表示这是议员、消费局以及小贩间的事,警方不可能介入。

他也解释警方的执法程序。依法,无照的小贩,会先被逮捕、拘留,货物要没收,小贩将收到罚单,而法官会裁决罚款、罚勤。至于有照的小贩违规,警方则依违反之条例开罚单,小贩可以自行向法官解释。

对于小贩的抱怨,他认为小贩不能指责警方执法过度频繁,因为是他们违规在先。而这是我们的工作,我的角色就是,依法执行。

此外,叶圳声也强调,警方绝无外界所传,有所谓每个月一定要开多少张罚单的规定。

刘醇逸:店家也有压力

针对小贩的现况,一向赞成重罚非法小贩的市议员刘醇逸认为,小贩的人行道使用权,应与行人的使用权达成平衡。而且还有许多店家,他们有房租的压力,必须与小贩竞争,而许多这些店家的经营者也是新移民。所以,他认为执照数量的限制是应该存在的。

郭亚伦:法律是服务多数人的

郭亚伦表示,身为市议员,在摊贩议题上,他承受着多方的压力。有居民和商家向他抱怨小贩妨碍交通、制造脏乱;但也有小贩抱怨他们没地方摆摊,警察执法过度等等。 而对于警方执法不当的抗议,郭亚伦建议小贩可以拍照存证,或留下各种证据,如罚单等。透过律师控诉或直接与他反应。

他同意电话卡小贩并不直接对社区清洁及交通安全造成威胁,而警方也应该多付出一些心力在真正的治安问题上。此外,他虽然承认小贩对社区有一定的贡献,然而,他也强调,法律是服务多数人的。

郭亚伦指出,修法是一条漫长的路,尤其是摊贩问题,而这并不单单是华人的问题。由于涉及各族裔、不同的社区,以及贩卖各种商品的小贩,因此必须广泛地接纳各种意见,召开公听会,然后才能正式提案。

他表示自己心里已有腹案,也承诺将在近期加速与社区各界沟通,并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包含修改现行法规、时间及街道的开放等。

人权组织:小贩是被牺牲的一群人

纽约市到底有多少小贩?没人能清处地计算。但根据“城市正义中心,小贩计画组”(Urban Justice Center, Street Vendor Project)的统计,目前人数约有1万人。若以语言比例区分,小贩的母语则依次为:孟加拉语21,英语20,中文或广东话15,波斯语10,以及阿拉伯语6等。

小贩计画负责人巴辛基(Sean Basinski),在就读法学院之前,曾经在街边卖过熟食。而目前是律师的他,全职工作是为该计画会员提供法规谘询、出庭解决罚单纠纷、以及领导人权活动。谈到小贩的问题,他表示“小贩是纽约值得骄傲的传统。100多年前,爱尔兰人、犹太人、义大利人,曼哈顿在下城用推车卖东西。大量的新移民,不但带来家乡的传统,随着人口密度成长,小贩生意的增加,也带动了早期纽约的繁荣。”

“大家喜欢买便宜的东西,但不想在店里排队,小贩解决了人们短暂的购物需求。比如冷天的保暖用品、帽子、手套、万圣节的小道具、夏天的冰淇淋、汽水等。此外,他们是社区内友善熟悉的脸孔,也提供特殊的地区口味,比如说华埠的鸡蛋糕、炒面等,展现纽约的多元面。这些都是小贩的特殊价值。”他认为。

至于有许多人认为街头小贩降低了生活的品质,巴辛基并不以为然。他提出一份2001年由纽约市民犯罪委员会(Citizens Crime Commission of New York City),与复敦研究机构(Fordham Institute),针对纽约市生活品质的一项民意调查。其中显示,在10项最可能影响生活品质的问题中,2分为严重影响,0分为不影响。前5名分别为:开车超速1.9,计程车司机的开车恶习1.83,墙壁涂鸦1.81,乱丢垃圾1.69,收音机噪音1.65。而街头小贩的平均得分为0.6,被规类为最不影响生活品质。另一项被规类为不影响者为行人闯红灯0.93。

而比较不同族裔对小贩问题的观感,依序为亚裔0.9,西班牙裔0.6,非洲裔0.6,白人0.5。其中以亚裔觉得最严重,但仍低于标准值1.0。

巴辛基相信,多数的纽约人是喜欢小贩的。而不喜欢小贩的人,通常是大商店、大生意的老板。他们希望街景是他们喜欢的样子,所以说太拥挤了,游说政府对小贩封闭街道,提高罚金,造成小贩生活的困境。

“当许多生意人在排挤小贩时,小贩因为没有组织,总是被忽略、被牺牲的一群。”他指出。

而谈到华人小贩的共同困难,他认为是语言问题阻碍了小贩与警察的沟通,以及对法规的了解。

至于该组织的基本诉求,巴辛基强调:

第一、开放执照名额限制:在1993年,市议会法定的执照名额用尽之后,政府便不再发放新执照,而目前累积的候补名单,依照每年依序递补的速度,要消化约25年。

第二、停止没收小贩货物或维生工具:没收小贩的物品,就像开车违规,就要没收汽车一样不合理。

第三、停止警方无谓的骚扰:警察应用心对付真正的罪犯,而不是小贩。

第四、法规单纯化:目前针对小贩的法规,是数十年累积的产物。不但小贩无所适从,警方也常常误开罚单。而这也是小贩必须学会自保的原因。

“多数小贩都是诚实而勤劳的,他们值得被尊重,应该有谋生的机会。”巴辛基说明自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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