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美国当小贩（1）
多维记者吕贤修
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国的陈小姐，过去在衣厂工作，目前在纽约东百老汇以兜售电话卡维生，家里还有两名幼子。
自2003年下半年起，纽约市警方以无照兜售为法源，连续逮捕此地电话卡小贩，并没收其货品。许多人在一个礼拜内，就连续被逮捕三次。说起这段躲避警察的日子，陈小姐激动中掩不住的，尽是落寞：
“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守规矩，只是政府已经没有执照给我们了。希望警察应该转移他们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强盗，那些真正违法的人……
你看许多没有工作的人，最后被逼上绝路，不是去偷去抢就是去赌。我们都是有小孩的人，不会、也不能走上这条路……
我们不想拿政府的钱，不想政府给我们工作，只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机会，养活我们自己。”
东百老汇电话卡小贩的遭遇，也许是许多纽约街头小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纽约到底有多少小贩？没人拿的准。但根据民间组织的估计，目前的数量约是一万名。而受限于执照的法定数量，4010张执照及许可，早在1993年便已全数用尽。这也导致纽约的小贩目前有六成是非法设摊，终日需以躲避警察为生。
祖籍上海的施先生生长于新疆。在纽约从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改行在法拉盛缅街上卖起了家乡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我这里有固定的客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也都认识彼此了。很多做餐馆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饭，就来买我的烤肉吃。有时候，他们还会先打个电话，确定我还在，才会过来。基本上只要来吃过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认识了。”
蔡常春在苏活区摆摊的他，专作观光客生意。夏天卖太阳眼镜、遮阳帽、T恤和一些纪念品。冬天则卖毛线帽、手套、围巾和披风。他说：“在华埠有小贩执照的人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十多年前就申请了。有人用、有人没用，但都先申请了，最起码没工作时还可以有点收入。否则现在在坚尼街上，一个小店铺动不动就要五千块以上的租金，卖这些小东西，根本就赚不了钱。”
对于小贩的存废，众说纷纭。有人由此看出一个伟大城市的多元性，认为应该将其发扬光大；有人认为是家乡传统的一部份，割舍不去。也有人视之为妨碍进步的毒瘤，欲除之而后快。
而小贩的生存权，也一如许多新移民的议题，总需在法理情之间不断寻觅平衡点。但最令人好奇的还是，平衡点究竟在哪里?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2）
这是一群自食其力的人，这是一些勤劳工作的人，修鞋的黄银城、卖羊肉串的施先生、摆摊兜售小摆饰的戴芳、画家乔健、卖服装鞋帽的蔡常春、电话卡商贩陈小姐，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他们是纽约街头的一线风景……
多维记者吕贤修／“冰糖葫芦…大个儿的山楂，精粹的冰糖，咬一口甜掉牙喽！”
清朗的叫卖声，是属于你我的共同记忆。印象中，这些街头小贩的表情，总是愉悦而知足的。曾几何时，物换星移。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熟悉的身影依旧穿梭于大街小巷间，但小贩的表情，却已模糊地叫人记不清。
也许是离乡背井的羞怯，也许是寄人篱下的压力，小贩们渐渐低下了头，弯下了腰，躲进了角落。向前看！总是最好的理由。一如许多被刻意遗忘的过去，还有那不想承续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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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鞋子，修鞋子对我来说，就是最有乐趣的工作，这是我的专业！”曼哈顿桥下的修鞋师傅黄银城说。(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黄银城：见到鞋子就认识主人
行经华埠曼哈顿大桥桥墩下，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也许会抓住路人的视线。一位衣着光鲜的女孩，低头凝视一旁的师傅，修补她心爱的高跟鞋。头顶上呼啸穿梭的地铁，呐喊着纽约的繁忙。而半蹲半坐在角落的修鞋匠，正默默地展现他自豪的技艺。一动一静之间，古老的传统，在摩登的城市，终能觅得一地落脚。
黄银城，35岁，温州人，10年前移民来纽约。过去曾在衣厂工作5年，但随着制衣业的的萧条，工厂也关门了。由于过去在大陆就是做皮鞋的师傅，他在5年前，开始摆摊修皮鞋。
在震耳欲聋的地铁声中，他拉开嗓门解释“以前也在葛兰街和勿街摆过，三年前发现这桥下可以遮雨，人也不少，就决定待在这了。现在稳定了，大家每天经过，也都知道我在这里，要修鞋就会来找我。”而谈到扰人的地铁噪音，他则淡淡地说，习惯了。
指着一旁半电动、半手摇的工具，他说明：“这是打磨鞋边的，那个是抛光的，这个是缝鞋面的…这机器是从浙江海运来的，这种机器，在中国大概已经有4、50年的历史了，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因为机器简单，麻烦也少些。”
“曾经有个美国人指着我的这套机器说，这样的设备在美国几百年前就有了，中国人用这样的工具，怎么可以做出好东西？我跟他说，我们中国人，不是靠设备，靠的是脚踏实地的经验。”他自傲地说。
谈到修鞋，黄银城似乎有一肚子的学问，“一般鞋子常坏的地方是鞋后跟的外缘，用钉子和胶水补上一块橡胶，就可以继续穿了，修一次至少可以再穿四个月，这样只要6块钱。如果又磨坏了，还可以再换。”
“修鞋底的话，平均修好一双要20分钟。我这有拖鞋，客人可以坐在这等，顺便陪我聊天。”他解释，修鞋的过程中，他也与许多客人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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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目前看起来是没问题了，但谁又知道明天是不是还可以摆？”在苏活区摆摊的蔡常春担心地说。(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在消费主义至上的美国，似乎很难想像仍然有人想穿修过的鞋。对此，他解释，“有人家里有很多鞋，但穿来穿去，总还是穿那双旧的，他们说，穿新的鞋像在受罪。也有些客人，一双鞋穿了十几年，所有能坏的地方都坏过了，也都修过了。我跟他说，你这双鞋，修修补捕的钱，都可以买一双新的了。我叫他丢掉，他不肯，他说他对这双鞋有感情。”
“很多鞋子我都已经认识了，看到鞋子，就知道主人是谁了…哈！”他大笑。
“常常有女孩子，爱漂亮买了细跟的高跟鞋，结果没办法走路，拿来让我帮他换个粗一点的鞋跟底，或是改短一点。”他指指一旁的工具箱，里面有各类的高跟鞋底。
遇到这种爱漂亮的客人，黄银城会建议她们，“常常有女孩子跟我抱怨腰酸背痛，我会建议她把鞋跟改矮一点，或是买鞋跟粗一点的鞋，不但比较耐穿，而且也健康。”
谈到修鞋的成就感，他说“我喜欢鞋子，修鞋子对我来说，就是最有乐趣的工作，这是我的专业！一双鞋，我认为该修就修，不该修，我就不修！建议客人去买双新的。”
“也有些人跟我说，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不跟大家一样去做餐馆？我觉得做这个就是自由。薪水呢，跟在餐馆打工也差不多，又不用看老板的脸色。在这里，我就是老板！”他解释。
谈到未来，他想了想，“将来…想开一家修鞋店。我觉得修鞋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因为大家都有能力买名牌了，但又舍不得丢。”
与黄银城握手道再会，粗糙的手掌，沾满鞋油和胶水，就像他说的，那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施先生：顾客多是邻居
有人说小贩是中国的传统之一。方便、便宜、人情味，似乎是许多华人购物时的第一考虑。想想看，每天一早出门，是谁第一个跟你问早？那边买东西好杀价？而夜归时，是否也曾期待能在巷口的小摊，买点宵夜，慰劳自己的辛劳？
施先生，祖籍上海，生长于新疆。在纽约从事印刷工作的十多年的他，一年前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改行在法拉盛缅街上卖起了家乡的口味：天山烤羊肉串。对于这项转变，他说“没办法，老了，人家不要了…”
说起烤肉，除了一些秘密，像是腌肉的配方、收入等等，施先生都很乐意分享他的心得，“烤肉就是要在路边，现烤现吃才好吃！我每天一早就起来处理肉串，卖吃的，讲求的就是新鲜。在新疆，我们吃烤羊肉，是用新鲜的羊肉，现切、现串、现烤，完全不腌的，但是在这里，为了配合大家的口味，必须先处理。”
“烤肉这种东西，白天吃的人不多，做的只是过路人的生意。但是晚上，人就多了，尤其是7点到11点，有人是想吃点心，多数都是我这附近的邻居。他们常说，吃上瘾了，而且离家近。”
“我这里有固定的客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也都认识彼此了。很多做餐馆的，晚上下班了，不想吃饭，就来买我的烤肉吃。有时候，他们还会先打个电话，确定我还在，才会过来。基本上只要来吃过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认识了。”
“在法拉盛有许多中东人，他们不吃猪肉，我也不卖猪肉，所以他们常常来，我也因此交了许多中东人朋友。”
“警察当然会管啦！他们开单的理由可多了，比如说马路不乾净，或有人检举冒烟啦！吃了罚单就要出庭，然后就罚钱啦！警察和法官各做各的工作，警察是不会听你的解释的，说开单就开单。有时候他们会说，你不罗唆，我就只开一张，再多说，就开三张。但是上了法庭，法庭上有各族裔的口头翻译，法官会给你机会解释的。有时候看你不是累犯，是不小心的，会判得少一点。我觉得，跟警察比起来，法官还是比较明理的。”
“摊子的许可证是我向一个外国人租的，但是我自己有食物小贩执照。我也想过要自己申请一个许可证，但已经没有名额了。”
“将来呢，我也想开店做生意。至于做什么生意，现在还在考虑，但本钱还是要先存的。”
戴芳：吃张罚单，一天就白干了
每逢假日，在华埠的坚尼路上，熙熙攘攘的，几乎都是好奇的观光客。这些人中，有些只是想来吃中国菜；有些是来买廉价的香水、手表；当然，也有些人只是为了便宜的仿冒商品而来。但夹杂在人潮之中，某些不甚起眼的角落里，中国人天赋的巧手，结合古老的传承，也创造出许多令外人惊奇的街头文化。以下两者，既可为例。
戴芳，45岁，湖北人，半年前与丈夫及小孩移民美国。目前在曼哈顿中、下城街头，贩卖棕榈叶编的小动物造型摆饰。
谈到当小贩的甘苦，她说：
我以前在中国是卖衣服的，才刚来美国几个月，没有卖多久。以前都是我妹妹在卖，她卖的比较好，因为她比较会说英文。因为客人会问很多，要讲很多，外国人都很好奇的，我又什么都不会说，要就要，不要就没办法啦。
也曾去过其它的地方啊，像是百老汇、炮台公园、还有49街、因为那边观光客多些。
这些小动物是用棕榈叶编的，有蛇、鸡、乌龟、马、龙…小的、简单的，3元或5元一个，大的、复杂的，一只15元、20元。这种大的，做一只要4、5个小时，都是用手做的。今年是鸡年，所以鸡卖的很好。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妹妹教我的，她也是跟别人学的。
卖这个东西赚不了几个钱的呀！有时候站一天才卖十几块，有时后一天都不开张还要吃罚单。收到罚单，我也看不懂，都是拿回家给我的小孩看。开单的理由，他有时候是说你的东西没有标价钱喽，或是与店家距离不够喽。
警察一来就要看执照，可是我们这种卖手工艺的，是不用执照的，但要有有税号。警察是不会每天开单啦，人家一天才赚多少钱？你如果每天开，人家怎么生活啊？
每次看到警察来，就吓得要死，因为一天赚不到几块钱，吃张罚单，就完了。他跟我说什么，我也听不懂。
该来纽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这边帮我妹妹顾摊子，因为她临时要去拿货。当时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执照、没有税号、也没有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有一个便衣警察走过来，我以为他是游客，他拿出证件，我也看不懂，后来他拿出罚单，哇！我一看是罚单，才知道他是警察。他问我什么，我只会说不知道，说实话，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才刚来没几天。
那个警察后来找了一个路人做翻译，那个人告诉我，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要去坐牢了。吓死我了！后来还好警察也没耐心，就说说算了。
我知道，如果一个地方已经有摆了，那我就不能去摆。还有，就是别人商店的门口，是一定不能摆的，因为绝对会吃罚单。所以我的作法是，如果警察不让我在这里摆，那我就不摆喽，再换个地方就是了，总比吃罚单好吧！因为我很配合、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警察对我的态度也都还算不错。
这些东西好难卖的，我也想卖一些吃的呀、手套啊、或是其它的东西的，因为每个人都要戴手套的嘛，也一定要吃东西的嘛，但是这种东西，人家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是不是？但是没有执照，什么都不能卖。而且我听说现在根本申请不到执照。
做这个，我也只是想存些钱，将来可以和妹妹作些小生意。
乔健：这是中国人的地盘！
一块烫衣板、一盒颜料、几支简单的工具，细的、宽的、扁的、圆的，加上几张画纸，生意就可以开张了。这是目前华埠随处可见的一种街头创作，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及书法，为人写名字。贩卖的，不只是创意，还有西方人潜意识里对东方文化的濡慕。
乔健，北方人，来美国已十多年，之前在中国也是学艺术的，喜欢画些水彩画及素描。据他表示，刚来美国时什么工都做过，像装修、送货、餐馆等，但摸清了底之后，最后还是决定干这个老本行，转眼也做了五、六年了。
我觉得做这个自由，一般没事我就来，我来得晚，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来。
画这种东西，很难说谁画的好，谁画的不好，只能看客人喜欢那个人的风格，自个儿决定。我的画法…我是从时代广场来的，跟唐人街这边的不一样，每个地方也都有每个地方的派系。唐人街这边，画风比较细腻，有点国画式的，也比较花时间。但我们在时代广场的，就比较抽象一些，重视的是形体。
像我最爱画的这些龙，每只都不一样。有些外国人会跑来问我，你会不会画龙？他是专门搜集龙的，那时候我就会翻出来让他选。可是有时候有些黑人拿我们的龙开玩笑，出个四块、五块想要买，我才不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许多客人有时只是好玩，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写成中国字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只是来纽约，买个纪念品，尤其是外州的游客，因为他们那边没这种东西。也有人会很好奇地问这几个中国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写的时候要选择比较雅的字。
记得在911发生后，生意特好！越是危险，越是有人不怕死，观光客特别多。每个人都想带些纪念品回去，不像现在，逛街的人多，花钱的人少。
主要还是做旅游季节，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几十张都有。有时候一天也画不了一张，只有去一些博物馆附近碰碰运气，就当成没事出来练习练习书法吧…哈哈！
我觉得画这个，多多少少还是有文化上的意义，像是画些龙啊、熊猫什么的，有时也顺便向老外介绍介绍。还有，到今天还是有人问我，中国在哪里？我就画个图，跟他们说一下。
警察会管！怎么不管！纽约警察是神经病！发神经的时候就给你开张罚单。有时候他心情好也开，不好的时候也开，理由是乱七八糟，什么理由都有。比如说马路要多少尺、什么这边人太多了、什么几点以前不能摆等等。
他有时候来了一批实习的警察，或新的警察，来练习开罚单。就沿着这条街，一路开下去，拿你取乐。练习到都会开了，就走了，再也不管了。在这是这样，在时代广场也一样。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到六、七张罚单，气死人！
我觉得有些警察有点歧视，像是老黑、或是一些老外在街边卖东西的，他就不管，专门找中国人麻烦。大概是华人的英文都不行，想解释都解释不清。我的英文还可以，但跟警察解释，他也不听，叫我跟法官解释去。
去过好几次法庭了，许多罚单都打下来了，因为法官一看就知道警察是在胡闹。去法院就是花时间，有时候人多的话，就是一天不见了。法官一般来说，人都还不错，他们也知道中国人英文都不行，如果差不多，就算了。
这也不是违法的事，这种街头艺术是不需要执照的，我们也都有报税证件。警察真的有本事，就去对付那些犯罪的，不要来搞我们！
抢地盘的事，在这边的确有。有时候是有来了个老外，我在这摆的好好的，他来了就拿个包往你这一放，说这是他的地方。很多中国人会害怕，摸摸鼻子就走了，他们就是欺负中国人，而很多刚来的人，就是怕麻烦。
我是来的久了，看的多了，我才不怕他们呢！这哪里写了字说是你的地方？这是Chinatown！Ｏk？这是中国人的地盘！
我的家人都还在国内，小孩已经23岁了，也是个画画的。如果接不过来…我想等存够了钱，就回中国去了，那毕竟还是自己的国家。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3）
一般的时候，我们看到警察来，就自动跟他们走喽，没办法啦！因为我们英文也不会说，警察说什么也听不懂。在警察局里，看到那些被抓的小偷强盗，他们都很嚣张，我们就和他们关在一起，很害怕。依照顺序，先做笔录、再打指模、然后照相。警察说我们是犯规，不是犯法，不会有案底，然后就叫我们按规定出庭。
多维记者吕贤修／
蔡常春：谁知道明天怎么样呢？
华人的小贩文化，可区分为两大部分，一则专供内需，如蔬菜水果、熟食小吃、衣服鞋袜、修理钟表或皮鞋等。至于想作观光客生意的，在华埠的市场日渐饱和，几乎已是一位难求的情况下，许多人必须向陌生的的环境挑战。而邻近的华尔街以及苏活区，也往往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
蔡常春，浙江人，20多年前移民来美国，做过餐馆工，后来转行做厨具，经常要搬重物。但三年前，不慎在工作中扭伤了腰，老板赔偿几千块后，就把他解雇了。
目前在苏活区摆摊的他，专作观光客生意。夏天卖太阳眼镜、遮阳帽、T恤和一些纪念品。冬天则卖毛线帽、手套、围巾和披风。谈起做小贩的生活，他说：
还好我在来美国不久后，就学大家申请了一张小贩的执照，现在才能保住生活！在华埠有小贩执照的人很多，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十多年前就申请了。有人用、有人没用，但都先申请了，最起码没工作时还可以有点收入。否则现在在坚尼街上，一个小店铺动不动就要五千块以上的租金，卖这些小东西，根本就赚不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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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只要来吃过一次以上的人，我都认识了。”在法拉盛缅街卖烤肉串的施先生说。(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一年到头，就靠像圣诞节这种假日赚钱，平常时没什么生意。遇到下雨、下雪我就不出门了，因为腰受不了，也算是看天气吃饭吧！
因为东西多半是卖给美国人的，所以平常站在街头，就会特别观察他们的穿着，戴什么样的帽子，现在流行什么等等，作为进货时的参考。
像今年流行粉红色的，还有像这种毛绒的围巾，也是今年开始流行的，卖得特别好。但是这种流行度高的，明年可能就没人买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杀价卖出。像这个围巾，原本是12元，我现在10元就卖了。因为你如果10元不卖，他逛到下一个摊子，10块钱就给别人赚走了，所以我就先下手为强。做生意就是这样子，我故意卖得比附近其他小贩便宜一块钱，薄利多销了。
每次进货，卖得好的，就多进一点。没卖过的，每种只进一件，加上不同颜色，那就很多了。虽然我发现黑色卖得最好，我猜因为好搭配吧！但其他颜色都还是要有，最起码摊子看起来热闹些。
以前也曾经赶流行，学人家卖水晶。谁晓得一下子就不流行了，现在仓库里还堆了一堆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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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做这个自由，一般没事我就来，我来得晚，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来。”街头画家乔健说。(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最难忘的是，2003年夏天，纽约大停电那天，附近所有的上班族都得走路回家，可是那些女孩子都穿高跟鞋，我正好有卖一些拖鞋，一下子就被抢光了，连补货都来不及。
我也想过去坚尼街上摆，但是观察的结果，发现那边能摆的位置，都已经有人摆了，而且往往也都在那摆好几年了。苏活这边，现在也几乎饱和了，你看到街上还有空位，那些都是不能摆的。比如说公车站牌附近、地铁出口、路口、地铁通风口，还有距离店家大门不足的地方，都不能摆。
我现在摆的这个位置，在两个店家的大门中间的对面，而且斜角距离两个门都有20尺。不是每个地方都符合这些条件的，符合的地方，往往都已经有人摆了。所以如果要换地方摆，一定要自己先量一次，搞不好吃罚单就麻烦了。
我们在这边，多多少少还是会妨碍到店家上下货。而且他们认为这里高级的消费区，街上不应该有小贩。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合法的位置，但店家或房东经常会打电话向警察抱怨，警察就会来量。
做这门生意，赚多赚少无所谓，最怕的就是面对警察，因为我们不懂英文。之前我在前面那一带摆摊，警察就经常来开罚单或驱离。搬到这一个礼拜后，警察又来了，说这边不能摆，叫我往旁边移，我就移了。结果隔天，就有另一个警察来开罚单了，因为他叫我搬的地方，根本就不能摆。
我可以跟你保证，看似宽敞的百老汇，扣掉一堆限制，其实能摆的地方也不多了，都被抢光了。而且现在已经不再发新执照了，因为能摆的地方都已经饱和了。发新的执照，也没地方摆，除非开放更多的地方。
我每年报两次税，像一月到六月，没什么生意，就少报一点。下半年生意好些，就多报一点，随便我自己报，大概就报个几百块钱。
访谈中，蔡常春低头检起了风吹过来的塑胶袋。他说，维持街道的整洁，客人买东西也舒服点，店家也少点抱怨的藉口。
我的小孩都在工作了，也劝我不要出来了。但是在家里闷啊，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房子也还要供贷款，也不能老赖着孩子。所以和他们协调的结果是，天气不好，就不出来了。我今年59岁，在做个几年，卖到65岁，就可以享受政府的福利了。
天色暗了，在刺骨的寒风中，蔡常春点起瓦斯灯。好在有这盏灯，带来些许的温暖。他说，平常天黑后，这边街上就没人了。但是这几天人多，又没下雪，就多待一会儿看看吧！
虽然说再一个钟头就要回家了，但他还是细心地把摊子上的东西一件件摆好，看了又看，又再调整调整，就像是对待一间自己的店铺一样。
临别时，他说出自己的担心“这个地方目前看起来是没问题了，但谁又知道明天是不是还可以摆？”
电话卡小贩：我们只要一个机会
综观纽约小贩的生存现况，似乎就是近代移民历史及结构的缩影。早期的移民，在各种限额尚未饱和之时，皆已先一步占得较有利的位置。而后到者，在政策未进一步开放前，多半也只能险中求存。公平与否？但凭人心。
走过华埠的东百老汇，不难发现，此地已俨然成为电话卡销售的集散地。夹杂在各类商店及货物之间，不足一尺见方的电话卡小摊，随处可见。但与其它摊子不同的是，摊子的主人，经常躲在别人的店门后，四处张望。而更甚者，小贩往往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孤伶伶的摊子，暗自吐露新移民的辛酸。
自去年下半年起，纽约市警方以无照兜售为法源，连续逮捕此地电话卡小贩，并依法没收货品。据许多小贩表示，这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
陈小姐，四年前由福州移民美国。丈夫在外州餐馆打工，自己以前在衣厂工作，但目前以兜售电话卡维生，家里还有两名幼子。
说起这终日与警察打交道的日子，激动中掩不住的，尽是落寞：
整天要担心警察是我最生气的事，像罪犯一样。也不是说警察态度不好，只是觉得没道理，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
这些警察都是穿着便衣来，我们根本躲不掉。现在我们不是看到警察就害怕，而是看到老外就害怕，整天提心吊胆的。
一般的时候，我们看到警察来，就自动跟他们走喽，没办法啦！因为我们英文也不会说，警察说什么也听不懂。
在警察局里，看到那些被抓的小偷强盗，他们都很嚣张，我们就和他们关在一起，很害怕。
依照顺序，先做笔录、再打指模、然后照相。警察说我们是犯规，不是犯法，不会有案底，然后就叫我们按规定出庭。
每次出庭，就是罚95块。我们一天才做多少？卖电话卡，现在利润很薄的，一张才赚2、3毛。如果警察没收我的电话卡，那就更惨了！每次都要损失好几百块。
除了罚款外，还要做一天义务劳动。公园管理处的人会带我们去扫公园，早上七点就要去报到，他们有车带我们去每个公园扫，一直扫到下午三点，很累。
反正我觉得我们卖电话卡的最冤枉。那些卖假包的，赚得比我们多，也是去扫。连小偷也是罚扫一天，居然跟我们同样的待遇，我们就跟小偷没两样。
我们当然想申请一张执照，不用再躲躲藏藏。也去找过律师，但是律师说，现在要申请小贩的执照，只有你是退伍军人才可能。我们也有找社团帮忙，像是林则徐基金会啦，他们也是很热心地帮忙，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违规，所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也不是占人行道很多，甚至比卖水果的还少，而且我们卖的只是电话卡，也不是食物，也不是假名牌，也不丢垃圾。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守规矩，只是他们没有牌给我们了。希望警察应该转移他们的精力去抓小偷和强盗，那些真正违法的人。
我们每天就是这么过的，如果我们真的妨碍到什么，比如说阻碍交通，你可以开罚单，我们愿意接受，但只要一个机会。你看许多没有工作的人，最后被逼上绝路，不是去偷去抢就是去赌。我们都是有小孩的人，不会、也不能走上这条路。
我们不想拿政府的钱，不想政府给我们工作，只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机会，养活我们自己。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4）
警察扫荡街头违法的小贩，在华埠的历史上来看，是屡见不鲜。小贩的生存空间，就法理情而言，在法规上，小贩的确是居于劣势。但是说起道理，支持或反对小贩的双方，则都各有一套看法。至于情感层面，华人的思乡情愁，似乎也在这个议题上，找到了宣泄的机会。
多维记者吕贤修／
消费者：亲切、方便
居住在华埠的江小姐，拿着刚买来的烤肉串说，“我觉得多一些卖吃的小贩，很好呀！可以让这个地方兴旺起来。还有，这也是一种中国文化。”
她接着说“因为我们没钱买贵的东西吃嘛，所以有人做一些不同风味的东西，这也很好。我觉得警察不要抓，他们靠这个生活，应该支持他们，应该给他们一个专门可以卖的地方，因为这里摆一点，那里摆一点，好像我们中国人很没有公德心。”
“像华埠的中央街，每天早上都有小贩在卖菜，卖吃的、穿的、用的，我觉得很好，好像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如果我上早班的话，七点多就可以顺便买菜，很方便，因为很多商店还没有开门。小贩的价钱不一定会比较便宜，但就是新鲜。”江小姐解释自己喜欢小贩的原因。
在东百老汇路旁买电话卡的王先生则说，“都是老关系了，熟了嘛！跟他们买也有3、4年了。他们亲切呀！就一直跟他们拿喽！说实话，街上有那么多电话卡，那么多卖电话卡的人，叫我随随便便去买，我也不敢买，谁知道会买到好的，还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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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这个东西赚不了几个钱的呀！我也想卖一些吃的呀、或是其它的东西的，但是没有执照，什么都不能卖。”卖草编小动物的戴芳认为。(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王先生的经验是，小贩比较亲切，“熟了就是朋友，打个电话来要电话卡的号码，下次经过，再来付钱，也方便嘛！我今天来不是买电话卡，是来付他们钱的，我们都是讲信用的。我让她报号码给我，也是相信她呀！不会给我偷分钟。她也相信我，一定会来付钱，对不对？这就是一种人情嘛！他们也是多半在作老客户，比较好沟通喽！”
至于警察的取缔，他认为“以前我都跟她老公买，现在换她做啦，还是继续跟她买。她老公也是常常被抓，怕了，就改行啦！但多数的温州人就是不怕死，反正你今天抓，我明天还是再出来。而且说实话，他们也只是打一份工，政府应该给他们一条生路的，总比去做坏事好吧！”
店家：良性与恶性竞争
在坚尼路一家商场内卖皮包的王小姐说，“小贩在外面，当然对我们的生意会有影响，他们跟我们卖类似的东西，又不用交店租和税金，价钱也比较低。和他们拼价钱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些店家没有利润。”“我不觉得是他们帮我们吸引客人来，没有人来华埠，是为了逛小摊来的。小贩是一种寄生虫，赚店家的周边利润，如果没有店家，小贩不可能自己生存！”
同样是在华埠的一家商场内做生意，卖古玩的张先生则说，“我觉得如果是有执照的小贩，应该要给他们地方摆。”
对于竞争，他认为“客人自己也知道，在不一样的地方买东西、品质是不一样的。而且店里面、或商场里面、有空调，也比较舒服，客源是不一样的，可以刷卡，也比较有保障。价格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冲突也不大，因为卖的是不同的东西。”
“就像我曾在孔子大厦旁买菜，实在是便宜地无法想像。但是回家后才发现，许多菜放没两天就烂了。我想很多在那里买菜的人，自己心里也知道，这只是运气问题。”张先生提出自己的经验。
在法拉盛缅街开服饰店的庄小姐，对于店家与小贩的关系，有另一种看法。“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小贩也是其中一种。你看像South Street或Seaport，就是很多小贩，有行人街，也形成一种特色，吸引很多人。如果法拉盛也能有一个行人街，让小贩摆上街头。店里面有店里面的生意，外头也有一些便宜的东西，大家都很热闹，这也很好，也是一种消费文化。”
她认为，只要是有执照，就表示小贩们有在付税，对经济有贡献。而许多卖衣服的人，本身也是做批发的。批发的对象，也不只是一般店家，还包括小贩，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批发商：共存共荣
想知道街头小贩最常贩售哪些商品？走一趟中城的批发区，就可以一目了然。从皮包、皮带、小首饰、香水、花、盆栽、帽子、T恤到小型电器，这里应有尽有。当然，也包括了夏天里小贩最常卖的，许多纽约市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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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卡小贩往往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孤伶伶的摊子，暗自吐露新移民的辛酸。(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在下雨天走访这个区域，会发现到处都是搬货的人。由于下雨天生意不好，所以多数的店家及小贩都选择此时来进货。
中城百老汇及27、28、29街一带，原本就是纽约，甚至邻近外州小商品批发的中心。而据当地商家表示，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及出口的兴旺，越来越多的中国店家进驻该商圈，其中又以福州、温州商人居多数。到现在，应该已经有超过50家的规模。
七个月前才刚由零售转行做批发的David Liu说，店里出货对象，以纽约市来说，因为小贩是纽约的特有行业，一般商家与小贩都很多。但出了纽约，邻近的外州，像宾州、新泽西，则几乎都是店家来批货。而来批货的人，以非洲裔、拉丁裔、及华人居多，但华人并不会特别多。
由于每天与小商家、小贩接触，大家反应的，都是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也是David由零售转而做批发的原因。
而谈到竞争，David说，店内多数皮包的批发价大约8到10块。一般商家大约可以赚到一倍的利润，而小贩，虽然经营成本低，但是必须靠削价竞争，所以利润也差不多，不会特别高。
他分析，许多商家有自己的仓库，可以一次多进些货，降低进货的成本，但是也产生了库存的压力。小贩呢，多数靠的都是薄利多销，进货的次数比较频繁，但是量都不大。
“你看像这样一个包，我们一个款式要进10种颜色，因为空间有限，一般店家都很难达到齐全，只能选比较好卖的颜色进货，更别说是小贩了。他们很多都只是试探性的进很少的量试试看，等到发现市场需求后，再开始多进一些。”David举例说。
而与小贩间最常做的交易，他表示，像皮包这种有季节性、流行性的商品，每种款式的寿命都不常。遇到压错宝，库存的压力太大，或是已经明显退流行的皮包，一个5块都要卖。而许多小贩，就是趁这个时候来捡便宜货。
另一家位于29街上的批发公司，主要商品为太阳眼镜，与纽约市的相关纪念品，如印有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或纽约的钥匙圈、笔、打火机及T恤等。
公司负责人吴小姐表示，纪念品零售的利润其实很高，像一般批发价一打卖9块的商品，零售商一个可以卖3块。
她分析冬天小贩喜欢卖的，多半都是帽子、围巾、手套这类的商品。至于夏天，除了观光客喜欢的小纪念品，太阳眼镜、遮阳帽、和T恤，都卖得不错。
其它还有一些季节性的商品，像是情人节礼物，吴小姐指着一旁成堆的巧克力结合塑胶玫瑰的礼盒，和各式各样象徵爱情的玩偶，还有母亲节、圣诞节、万圣节的应景商品。她指出这些寿命都非常短，只有几天到一个礼拜而已，商品设计的变化也不大，每年都可以卖。
小贩的生意，在她看来，几乎是跟着节日进行。而同样地，这也是店内出货量的高峰。“每年过完年之后，就是情人节、母亲节，再来就是国庆日，一些印有国旗，或是一些带有灯泡、会发光的，可以参加晚会、派对的商品会卖得特别好。接着就是暑假的观光潮，卖太阳眼镜，和一些小纪念品。然后就是万圣节、圣诞节，一年生意好的时间，大概就是这些了。”她说。
吴小姐分析，作为批发商，因为每天关在店里面，对于外界的敏感度很低。“常常都是等到外面的商家，尤其是第一线的小贩，跑来问店里有没有这个、那个的，才会发现原来突然流行起什么东西。”
她指着地上的商品说，“像这些印有Support Our Troops(支持军队)的贴纸，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突然一下子就流行起来，一天总有几十个人跑来问。但很快地，就突然没人要了。”
“其实，你看看街头小贩在卖些什么，大概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有什么大事了。”吴小姐说。
侨界与民间组织
陈玉驹：小贩有权谋生，但需遵守法纪
对于华人社区的小贩文化，中华公所主席陈玉驹认为，小贩有权谋生，但需遵守法纪。
据他了解，华埠当地的居民，对于小贩有两种看法，一是他们妨碍了交通，对行人造成不便。但一些人觉得小贩卖的东西便宜而且新鲜，而且对大家也是一种方便。
而就商家而言，“的确，因为他们要负担店租，经常有抱怨。但是换个角度看，商家有店面，可以陈列的货品也多，选择也多。但小贩的商品比较单一，竞争力也不如商家。”他说。
陈玉驹觉得，新移民从事这项工作，是不应该受到歧视的。小贩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一种谋生方法，适合本钱小的人，而且灵活，与开店相比，风险也比较小。
根据他的观察，这些年来，华埠小贩的数量确实变多了，因为许多新移民以此维生。而华埠衣厂工业的没落，也的确造成一些后遗症，尤其是妇女的就业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小贩并不失为是一种就业的再开始。
“因为新移民人口比例上的改变，目前华埠的小贩，以福州乡亲较多。许多早期以此维生的广东移民，在存够钱之后，也都慢慢转行了。而这种情形，现在在福州人及越南人中，也是十分普遍的。”他说明。
陈玉驹认为，新移民需要一个生存的空间，透过自己的劳动，得到合理的利润，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或是转而从事犯罪活动，变成另一种社会的问题。
谈到警方的取缔，他表示，警察扫荡街头违法的小贩，在华埠的历史上来看，是屡见不鲜。从盗版光碟、仿冒名牌、到最近的电话卡。而他要再强调的，还是守法的观念。
“政府的法规，应该有它的根据，而严格的法规，也是为了保障多数人。”陈玉驹说明自己对法律的看法，并表示目前就法规方面，公所尚未向地区议员表示过修法的需求。
顾雅明：小贩不能带来繁荣
针对小贩问题，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理事长顾雅明表示，法拉盛的小贩数量，与华埠比起来，的确是少的多。而原因，他认为是因为警方执法严格。
依顾雅明了解，就法拉盛的多数商家而言，大家最在意的，应该是社区的环境及给外人的印象。
他认为，中国人值得珍惜的文化很多，但小贩不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尤其是制造环境的脏与乱，而且这与方便无关，他觉得大家到店里面买东西，不会比较不方便。
“而且，你在路边买东西，坏了找谁换？”他怀疑。
“小贩摆在路上，就算警察不来，店家都会打电话报警。我不认为小贩能带来繁荣。相反的，他们影响了交通的顺畅，以及生活的环境。”“法拉盛行人流量大，小贩往人行道上一摆，大家连路都没办法走了，常常要走到车道上去，很危险！”他说明。
至于报税的问题，顾雅明认为“小贩就算有了报税号码、有了执照，也不会去报税！”
傅鹤鸣：我们不能倒退走
法拉盛发展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每年法拉盛街坊节（Street Fair）的主办人傅鹤鸣认为，华埠是因为在曼哈顿，所以可以负荷那么多小摊子，但是法拉盛如果走那种方向，肯定会走向贫穷与没落。
谈到他所策划的街坊节，傅鹤鸣表示“街坊节在纽约是很普遍的，我觉得法拉盛有很多地方可以跟曼哈顿一样，他们有的我们也可以有。法拉盛需要更多的商业活动，而这类小型的活动，吸引外来的观光客是不至于，但是最起码让皇后区本地的居民，多些选择。”
从2001年开始，每年四月到十月，法拉盛都会封闭凯辛纳大道，举办两至三次街坊节，而每次大约可容纳50至60个摊位。对此，傅鹤鸣说明，以这样的规模而言，是差不多了，摊位也不能再成长了。
“普遍而言，居民和商家都很支持，但是多了也不行，因为商家会抱怨。办活动虽然会带来人潮，但是街道一封，商家连货都没办法进。”他补充。
“我觉得这对居民、商家和小贩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我办街坊节的目的，绝对不是希望摊贩变多！”傅鹤鸣强调。
至于一般商家对小贩的看法，他表示“许多商家觉得，我付了店租，在这卖这个东西，但是你在街边，用比较低的价钱，卖跟我一样的东西。大家进货的来源都差不多，但是你实际的成本却比我低。你不但抢了我的生意，还占了我门前的通道，而且不交税，对地方的发展也没什么贡献。”
而综观法拉盛未来的商业发展，傅鹤鸣分析“小贩的问题，就短期来看，因为新移民多，没办法，是个过渡期，但是我们不能倒退走！我觉得，因为现在还在新移民的一股风潮中，小贩看起来会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但这应该已经是最高峰了。当中国经济发展成熟之后，将来外移的人口必然会有质与量的转变，小贩这门生意，也会逐渐离开中国人的圈子。而那时后，也许会有另一群人接手继续做。”
黄克锵：我谅解执法者，但不谅解立法者！
美国林则徐基金会主席黄克锵，从不避讳说他与小贩是在同一阵线上。他认为，虽然法律的目的应是照顾多数人的需要，但也应用情与理来检视法律是否有错误？是否有需要依现况修改？
他质疑“这些人被抓，是的，应该被抓。但政府有没有给他们生存的机会，帮他们从非法走向合法，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些人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你叫他去打入主流社会？”
“有地产的人，多半欢迎小贩。因为人来往的多，生意才会兴旺，租金才收的多。但是有些人，在成功之后，就忘记自己过去有多苦，不会想要帮助别人！说什么妨碍产业升级…等于是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呢？”他不平地说。
对于警方的取缔，黄克锵同意，警察的责任就是执法，在法律没有改之前，他们就是要照办。而因为警察总是站在最前线，所以许多人抱怨的对象都是警察。
“我谅解执法者，但不谅解立法者！”他强调。
此外，他也提到过去的协调经验。“上次在孔子大厦的社区会议上，我们有与郭亚伦提过电话卡小贩的事。但他表示不知道有这种事，而且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他会注意这种事。但到底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5）
有一天非常冷，路上也没什么人。我一个人在角落修鞋子，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杯热咖啡请我喝。我当时感觉非常激动，那杯咖啡的温暖，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对我而言，那不单单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温情。当下我就决定，不管多苦。我都要留在法拉盛，因为这边的人是这么的友善。我也希望能将这种感觉延续下去，帮助其他的人。
多维记者吕贤修／
鲍建国，1990年由福州来到美国。在这十多年间，他曾经做过餐馆工，也曾在街边修皮鞋、卖衣服，倍尝人情冷暖。2003年夏天，他用手边的积蓄，在法拉盛的凯辛纳大道上，顶下了一间店铺，成为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对于许多还在街边奋斗的小贩们，他想说“天下的饭碗一般大，我行你也行！”
谈起往事，鲍建国回忆：
刚来美国时，一开始流浪了很多地方。在新泽西做餐馆，后来又去波多黎各，在亲戚的餐馆里做了五年。2001年，我太太移民过来，我就和她一起到法拉盛来，开始在45路和缅街那里修皮鞋。
法拉盛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我在这得到许多贵人的相助。当时我找不到摊位，有一位做鱼丸的老板，把他的店门口租给我们一小块。我修鞋，我太太摆小摊，卖一些像袜子啊，小玩具等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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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也在街边奋斗的鲍建国，2003年夏天，他用手边的积蓄，在法拉盛的凯辛纳大道上，顶下了一间店铺，成为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对于小贩们，他想说“天下的饭碗一般大，我行你也行！”(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在街头摆摊，最辛苦的，就是天气，冬天冷、夏天热，还要提防警察。当时我们也有想过要申请一张小贩的执照，但是托朋友打听的结果是，如果早几年，或许还有机会。但是在当时，根本没有名额。我们的想法是，一定要尽快转变成合法的生意。
最难忘的，就是有一天非常冷，路上也没什么人。我一个人在角落修鞋子，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杯热咖啡请我喝。我当时感觉非常激动，那杯咖啡的温暖，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对我而言，那不单单是一杯咖啡，而是一种温情。当下我就决定，不管多苦。我都要留在法拉盛，因为这边的人是这么的友善。我也希望能将这种感觉延续下去，帮助其他的人。
两年半前，我们搬到现在这家店的门口，也是卖衣服。这里原来是餐馆，我们和老板租了一小块地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些很好心的人就建议我们，应该去哪里拿货、该怎么卖。
大约一年半前，原本的这家餐馆经营不下去了，老板问我们想不想顶下来？我和我太太考虑了一个礼拜，因为在摆摊子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一些经验，也存了一些钱，当时的确有自己开店的念头。但是房租实在很贵，是原来的好几倍，压力很大，但是空间也大了许多。
摆小摊的时候，受限于空间，很多东西我们想卖却没地方摆。而且服装的流行，千变万化，有时候几个礼拜就要换新的款式，对小摊子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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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上过多的小贩，明显影响行人权益。（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我们觉得，摆摊子的时候，总是在感叹没机会，但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开张的前一晚，真的很紧张，就担心生意会不好。但还好，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第一天，天气特别好，生意也不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虽然看起来我们就这样一路走过来了，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不容易。辛苦存了十多年的钱，等待的就是一个机会。但最要感谢的还是法拉盛许多朋友的帮助。
慢慢地，一切都上了轨道，和以前街边的日子比起来，也比较安心了。现在，我们不但自己卖，也批发给别人卖。
当我走在街上，看到许多小贩在卖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也不会看不起他们。因为我知道，我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也许有人认为小贩会和店家抢生意，但单单法拉盛和我做一样生意的，就有二、三十家。我觉得，每家店都应该走出自己的风格，客人才不会跑掉，这才是良性的竞争。担心小贩，是没有意义的，法拉盛就是应该要有各种的竞争，才会更壮大！
华人在美国当小贩（6）
多维记者吕贤修
叶圳声：我的角色、依法执行
第五分局社区事务警官叶圳声，自幼在华埠成长。回想起小时候，他表示华埠街头从未像今天一样，有这么多的小贩。而他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问题，是在1987年开始当警察后，才发现情况似乎已经难以控制。
他了解小贩是华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只要有人申诉，警方就必须处理。一般而言，居民的抱怨较少，顶多是说有小贩挡到出入口。但店家就常说小贩霸占人行道、制造垃圾、卖相似的东西，但较便宜等等。
对于东百老汇电话卡小贩的案件，他说，问题很简单，就是无照兜售。而执照的问题，他则表示这是议员、消费局以及小贩间的事，警方不可能介入。
他也解释警方的执法程序。依法，无照的小贩，会先被逮捕、拘留，货物要没收，小贩将收到罚单，而法官会裁决罚款、罚勤。至于有照的小贩违规，警方则依违反之条例开罚单，小贩可以自行向法官解释。
对于小贩的抱怨，他认为小贩不能指责警方执法过度频繁，因为是他们违规在先。而这是我们的工作，我的角色就是，依法执行。
此外，叶圳声也强调，警方绝无外界所传，有所谓每个月一定要开多少张罚单的规定。
刘醇逸：店家也有压力
针对小贩的现况，一向赞成重罚非法小贩的市议员刘醇逸认为，小贩的人行道使用权，应与行人的使用权达成平衡。而且还有许多店家，他们有房租的压力，必须与小贩竞争，而许多这些店家的经营者也是新移民。所以，他认为执照数量的限制是应该存在的。
郭亚伦：法律是服务多数人的
郭亚伦表示，身为市议员，在摊贩议题上，他承受着多方的压力。有居民和商家向他抱怨小贩妨碍交通、制造脏乱；但也有小贩抱怨他们没地方摆摊，警察执法过度等等。 而对于警方执法不当的抗议，郭亚伦建议小贩可以拍照存证，或留下各种证据，如罚单等。透过律师控诉或直接与他反应。
他同意电话卡小贩并不直接对社区清洁及交通安全造成威胁，而警方也应该多付出一些心力在真正的治安问题上。此外，他虽然承认小贩对社区有一定的贡献，然而，他也强调，法律是服务多数人的。
郭亚伦指出，修法是一条漫长的路，尤其是摊贩问题，而这并不单单是华人的问题。由于涉及各族裔、不同的社区，以及贩卖各种商品的小贩，因此必须广泛地接纳各种意见，召开公听会，然后才能正式提案。
他表示自己心里已有腹案，也承诺将在近期加速与社区各界沟通，并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包含修改现行法规、时间及街道的开放等。
人权组织：小贩是被牺牲的一群人
纽约市到底有多少小贩？没人能清处地计算。但根据“城市正义中心，小贩计画组”（Urban Justice Center, Street Vendor Project）的统计，目前人数约有1万人。若以语言比例区分，小贩的母语则依次为：孟加拉语21，英语20，中文或广东话15，波斯语10，以及阿拉伯语6等。
小贩计画负责人巴辛基（Sean Basinski），在就读法学院之前，曾经在街边卖过熟食。而目前是律师的他，全职工作是为该计画会员提供法规谘询、出庭解决罚单纠纷、以及领导人权活动。谈到小贩的问题，他表示“小贩是纽约值得骄傲的传统。100多年前，爱尔兰人、犹太人、义大利人，曼哈顿在下城用推车卖东西。大量的新移民，不但带来家乡的传统，随着人口密度成长，小贩生意的增加，也带动了早期纽约的繁荣。”
“大家喜欢买便宜的东西，但不想在店里排队，小贩解决了人们短暂的购物需求。比如冷天的保暖用品、帽子、手套、万圣节的小道具、夏天的冰淇淋、汽水等。此外，他们是社区内友善熟悉的脸孔，也提供特殊的地区口味，比如说华埠的鸡蛋糕、炒面等，展现纽约的多元面。这些都是小贩的特殊价值。”他认为。
至于有许多人认为街头小贩降低了生活的品质，巴辛基并不以为然。他提出一份2001年由纽约市民犯罪委员会（Citizens Crime Commission of New York City），与复敦研究机构（Fordham Institute），针对纽约市生活品质的一项民意调查。其中显示，在10项最可能影响生活品质的问题中，2分为严重影响，0分为不影响。前5名分别为：开车超速1.9，计程车司机的开车恶习1.83，墙壁涂鸦1.81，乱丢垃圾1.69，收音机噪音1.65。而街头小贩的平均得分为0.6，被规类为最不影响生活品质。另一项被规类为不影响者为行人闯红灯0.93。
而比较不同族裔对小贩问题的观感，依序为亚裔0.9，西班牙裔0.6，非洲裔0.6，白人0.5。其中以亚裔觉得最严重，但仍低于标准值1.0。
巴辛基相信，多数的纽约人是喜欢小贩的。而不喜欢小贩的人，通常是大商店、大生意的老板。他们希望街景是他们喜欢的样子，所以说太拥挤了，游说政府对小贩封闭街道，提高罚金，造成小贩生活的困境。
“当许多生意人在排挤小贩时，小贩因为没有组织，总是被忽略、被牺牲的一群。”他指出。
而谈到华人小贩的共同困难，他认为是语言问题阻碍了小贩与警察的沟通，以及对法规的了解。
至于该组织的基本诉求，巴辛基强调：
第一、开放执照名额限制：在1993年，市议会法定的执照名额用尽之后，政府便不再发放新执照，而目前累积的候补名单，依照每年依序递补的速度，要消化约25年。
第二、停止没收小贩货物或维生工具：没收小贩的物品，就像开车违规，就要没收汽车一样不合理。
第三、停止警方无谓的骚扰：警察应用心对付真正的罪犯，而不是小贩。
第四、法规单纯化：目前针对小贩的法规，是数十年累积的产物。不但小贩无所适从，警方也常常误开罚单。而这也是小贩必须学会自保的原因。
“多数小贩都是诚实而勤劳的，他们值得被尊重，应该有谋生的机会。”巴辛基说明自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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