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红星:在那一片令人振奋和依恋的故土上

海归,这个激动人心的话题,由中国人协会前主席胡红星博士一篇长文,《在那片令人振奋和热恋的故土上…….》,提到了本报的重点专栏。

我们这一代学人,经历过“文革”的磨练,“守得云开见月明”而上了大学,继而潮水般的涌出国门,留学美国,随后找工作,办绿卡,买汽车,买房子,忙得不亦乐乎。曾几何时,又谈起了“海归”。是为崛起的中国充满了机遇所吸引,是因为心底那一道永远也淡忘不了的乡思所驱动,“海归”成了热门的话题。

华人社团的“活跃分子”,在“海归”方面也活跃得很。随便一数:中国人协会的10任主席中,至少有三人尝试“海归”了:创会会长汪大总,第三任会长胡红星都“海归”过了;第五任会长胡书琴不久前也“海归”到上海去了;还有第三任的副会长苑文学,秘书长徐兴怡,以及早期的理事邬学斌也正在“海归”之中;安华中文学校校长中,叶其壮,汤凯“海归”(过)了;凯通中文学校,姚迎宪,寿琼玛两位前副校长目前都“海归”在北京。据说中国有家不算很大的公司里,仅底特律地区“海归”去的人员就有七人……

是中国经济发展促成了“海归”,是个人发展需要“海归”,还是“报效祖国之心”召唤着“海归”?抑或兼而有之?且不去深究其因,“海归”确实成了这一代人的热门话题。然而,“海归”也不是容易的。机遇自然是首先碰到的问题。个人切实的经济利益,对家庭生活的冲击,两难的孩子教育问题,出国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在返回祖籍国时居然会有“文化”隔阂。。。使得“海归”成为大多数人心向往之而不敢轻易为之,热烈谈论,谈过后小心观望(“海龟”)。可是,宁做“海龟”,也不能做“海带”(归去待业)哪!

胡红星博士“海归”过了,一去四年又回来了。四年经历,冷暖自知。感受良多,乐与读者分享,因而写成此文。本报有幸先睹为快,更乐于推荐给读者分享。不仅因为胡红星博士是底特律地区的“名人”?曾是底特律中文学校的校长,曾是底特律中国人协会的会长,曾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资深工程师,更因为他作为菲亚特公司驻中国的代表在中国工作四年“准海归”的特殊经历。有其特殊的经历和见闻,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加以随笔的形式娓娓道来. 没有空泛的豪言壮语,没有怨尤地评头论足,只是具体的描述,只有切实的感受,夹叙夹议,恰到好处,如同带着读者自己去感受,诚心地与友人分享这段特殊的生活。编者以为,胡红星博士的这篇长文,Naturally touched most of the sub-topics about the subject. Thus,对于正在考虑“海归”而希望事先想得周全一些的朋友,对于有兴趣了解“海归”友人在中国如何生活的读者,对于即使从未打算“海归”,但是有兴趣了解大洋彼岸那片熟悉而遥远的广袤土地上当今一些生活侧面的广大读者,都将是值得一读的。

故荐之。

在那一片令人振奋和依恋的故土上……..

胡红星

引子:从一九九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二年八月,我作为一个着名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和其在华独资企业的副总经理,在国内生活工作了四年时间。就在当前的这股“海归”大潮将起的前夕,又举家返回了美国。回美后,许多朋友常问我:“回国的感受如何?”怎么回答呢?那么一段令人振奋的生活,那么一片让人依恋的故土,真让人一言难尽!随笔写下几段文字,留给自己,也献给熟悉的,和还不曾相识的朋友们。

一. 海外归来的“空降兵”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离开工作了八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跳槽到意大利菲亚特集团旗下的Magneti Marelli (马瑞利)公司。这也是一家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系统制造企业。而让我最后决定接受这一变动所带来的挑战的是它提供给我的充满诱惑力的机遇 ?C回中国工作。

当年秋天,我完成了在公司欧洲总部为期半年的高级管理培训,回到美国准备待命。突然间接到急电,要求立即启程赶到国内,与总部老总在北京汇合。时间太仓促,一时机票都买不到,最后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加航从加拿大多伦多飞国内的机票。我和一位同伴匆忙从底特律开车到多伦多,然后乘机飞往北京。到京的第二天,头脑还在时差颠倒之中,就出席了公司中国管理人员大会,老总宣布了马瑞利公司中国部新的组织结构和人事任命。后来才知道,公司的这些变动别说普通职员事先不知道,就是当时的公司驻华首席代表也仅是在人事变动公布的前天晚上被告知:他立即开始交接工作,离任回国。

接着,我开始担任公司驻华代表和中国业务开发总监。象我这类一回去就在一个企业占居高位的人,国内称之为“空降兵”。你若是个外国人,哪没说的,可你偏偏是个“假洋鬼子”,何德何能?怎能让人信服?回到国内以后,在各类企业中任高职的“海归”,要想立住脚,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都免不了要经历一番磨炼。

我的一位回到国内企业工作的“海归”朋友谈到他经历的事:“你刚一上任,开始大家鸦雀无声,默默地观望着你;可一旦看出你的弱点,待你出现差错,大伙一哄而上,群起而踩之”。

我还有一位朋友,他被一家着名的跨国公司派往国内任技术总监。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技术专家和技术管理人才,很快就被一家港资公司看中了。开始是暗暗地用各种方式考察他,最后用其在中国分公司CEO的高位将他挖去了。实际上,综合比较起来,这类公司给的待遇还不一定比得上跨国公司给其外派人员的标准,但“海归”们更看重的是这个能让自己充分发挥的CEO位置。他雄心勃勃,满怀信心地走马上任了。他一去确实给公司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新的思路,自己经营的方略也渐渐清晰了。当我正为他而感到高兴时,他却突然辞职。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后来说起这段经历,他感叹道:“一言难尽!这类公司和我们(“海归”们)原来所熟悉的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环境差异太大啦”。当时还好,他离开原公司的时间不长,又让他回去了,但原来的位子已没有,要重新开始。而最不幸的是,接着美国经济泡沫破灭,他又遇上了公司大裁员,公司几张机票将他全家送回美国,他开始找新的工作。

在外国公司设立在中国的企业中任职的我是很幸运的,没遇到这样的局面。但外企中的“海归”也是里外都不容易。

回到国内,自然地,你一开始就会遇到如何与公司中本地雇员相处的问题。我任职的北京办事处的几位同事,除了一位四十出头,其余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但你可别小看了他们,能在外企工作,那都是千里挑一的人物,而且有的更是公司在中国起家的元老功臣。你一去就做了人家的领导,怎能心服?当然,在国外留学读到博士,又有在美国通用汽车这样的知名公司任职的经历,这些都会让你身上披上一层光环。但要能真正让人信服,并成为你团队中一个坚强而优秀的队员,你必须要有些过人之处,能做出让人信服的事情来才行。

在国外的这些年的训练和经历也确实让“海归”们具有了一些独特之处。像我这样,经过五年的研究生学习,八年的大公司工作,练就了很好的分析、综合及表达能力,尤其在表达展示方面,国外的训练还是强于国内。公司总部老总来国内视察,我是主要汇报人之一。许多材料是同事提供的,但经我分析处理,总结归纳后,成了份很好的报告。结果,老总满意,同事们也叹服。

中国人对老外还是有点惧,而我们这些闯过海外的人就不一样了,又在美国这种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待过,与共事的外国人相处已是一付自由平等的心态,必要时更敢据理力争。自己感到正常,没什么,但国内同事看着不一般了。有一次,陪着总部一位老总访问客户归途中,突然国内一位同事对我说:“胡总,佩服你呀,你敢和老外争论”。

办事处的同事大部分是学外语外贸出身,联络、协调、翻译曾经是主要的工作。但要在中国搞业务开发,搞市场和销售,对人的要求就更高了,必须尽快地学习提高。我不但这样要求他们,为他们创造条件安排培训,而且身体力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完成了北京大学的高级工商管理课程(EMBA)的学习。逐渐地,我不但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和尊敬,也培养起了自己优秀的团队。短短几年时间,能为公司在中国开出了一片新天地,我得以依靠的就是这几位在北京办事处以及后来的玛瑞利动力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的年青人。和我们一起开拓中国市场的一位意大利同事,也是后来的中国公司总经理,给这支队伍冠名为“中国梦之队”。

和国内客户打交道,你的“海归”身份能帮你些忙。国内企业的老总们认为,你了解国情,又能有效地和外国老板沟通,对你格外重视。中西兼通的特长,正是许多海归们回到国内能够如鱼得水般发挥的主要原因。但常常地,突然自己又会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如有一次,我们和国内一家企业谈合作开发合同,谈判非常辛苦,那天又谈到了凌晨。太累了,我安排了些茶点,会谈暂停,大伙小休一下。坐在空荡荡的宾馆大厅的沙发上,我陪着客户的老总喝着茶,抽着烟。多次交往,我们彼此已很熟了。突然间,老总停止了吸烟,说道:“胡博士啊,你也是个中国人,干吗那么给外国人卖命,你也要帮帮自己人呀!”实际上,谈判到了那个份上,差的就是一点:对对方底线的准确评估。谁把握好了这一点,谁就能为己方赢得最大的利益。老总的心事太清楚了,但作为一个职业经理,我不能去做违背公司原则的事情。同样,我也不会去做有损于祖国利益的事情。这是我们许多在外企中的“海归”们的行为底线。称我们为“洋代办”有几分情理,但绝不是“汉奸”。

可你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所在的外国公司工作,你就能得到完全的信任了吗?其实不然。我的一位经历过数次沉浮的“海归”朋友说过一句他奉为经典的话:“重用的未必是信任的”。此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谈谈我遇到的事吧。

在国内做事,往往谈判后的自然项目就是吃饭。其实,很多情况下一些关键的商谈核心要点正是在席间的你来我往中搞定了。按中国人的传统,席间宾主总是尽力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地会用中文直接交谈。但很快发觉外国同事脸面不明亮了,猜疑的目光不停地扫来扫去。我终于明白:他有疑心了。你毕竟是个中国人,他不能不防。

还有一次去安徽奇瑞汽车公司访问。奇瑞的尹总托我从北京带份东西,这和公司业务一点关系没有。没想到,我刚把东西交给尹总,公司中国首代就把我叫到一边,阴沉着脸追问道:“你给了他什么东西?”。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让人刺心得疼!首代是个法国人,在中国混了好几年,会讲几句生硬的汉语,这在中国客户面前是很能让人开心的。但和他处久了,就明白了,他骨子里对中国人是小看的。在外企工作,一不留神就会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我曾经读到一篇采访文章,主人公是一位现在已成名的国内女企业家。这是一位地道的“海归”?C国内出生,香港长大,英国求学,美国工作,后回国创业。当记者问她:作为一个“海归”在国内工作、生活的感触时,她借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感受:“猪八戒照镜子 ?C里外不是人!”这答复太精彩了。后来,她公司的网页就取名为“猪八戒服务网”。作为一个踏踏实实地做事,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理想的“海归”,她最终成功了。

二.除夕之夜,升腾的烟花

我们回国后,家安在北京。第一年是住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丽斯花园。丽斯花园是北京九十年代以后建设起来的高级?e墅区之一。九九年时,一套三百多平米的房子月租金是六千多美元。北京这类?e墅区的建筑风格或欧式,或美式,各具特色,区内环境优美,山水亭阁,绿草青青,并配有完善的会所俱乐部,良好的物业管理,和全封闭式的保安警卫。这样的高级?e墅区内居住的主要是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外国公司驻京高层经理,以及国内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我们所在的丽斯花园大门口左手第一家是一个驻华大使的大使官邸,而住在我们家斜对面的就是着名影星刘蓓。

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回国第一年在丽斯过春节时的情景。我十五年前到美国求学,这还是第一次又回到国内过春节。全家大小,父母,以及妹妹,妹夫,弟弟,弟媳带着各自的孩子都来了,三代同堂大团圆。这可是在海外深藏了十几年的心愿!没有经历过海外漂泊生活的人,是体会不到游子的这份对故土,对亲人刻骨铭心的思念之苦。

记得我九四年夏天带着全家回国探亲。故乡和亲人已是八年未见了。我们是从上海入的关,然后乘火车去老家南京。当时列车上时兴点歌。忽然,不知谁点了费翔唱的那首着名的歌:“故乡的云”。随着熟悉的深沉优美的旋律响起,胸中一种冲动直往上涌,而当费翔那充满磁性的歌声飘来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这次终于又团圆了,团圆在北京,团圆在新春佳节!

年夜饭是和亿万华夏子孙一样,伴着央视春节晚会的精彩节目而度过的。而在那除夕之夜最让我们兴奋不已的是新年钟声响过,那一片烟花爆竹之声!久违哪!

北京市区内不许燃放爆竹,而中国人若过年没个动静,太没劲。我们这里属于郊区,不在禁令之内,所以,丽斯花园许多住户的亲朋好友都聚到这里放鞭炮。除夕之夜,烟花飞舞,鞭炮齐鸣。那晚,我们也放足了爆竹烟花。

那天白天,弟弟、妹妹和我们,各家都买好了成百上千元钱的高档爆竹烟花,晚上,开放啦。国内现在做的爆竹,早已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水平了。记得当时“小地雷”,“天地响”就已经是最高级别了。但要和现在的比起来,顶多是初级水平。难怪孩子们刚一出门,爷爷的声音就追过来:“小心,小心啊!”如今更流行的是烟花,那放出的效果真有点专业的样子。我们这一片有好几个高级住宅区,大伙都在比着放烟花,天上一片璨烂。燃起烟花的火光对面,只见邻居刘蓓的一帮影艺界的朋友们也是个个手舞足蹈。在这种气氛中别说孩子们有多兴奋,就是我们这些中年人也都象回到了少年。那红火的节日气氛和在美国坐在家中,守着圣诞树时的情景是没法比的。还是咱们中国的节过瘾!

那天晚上,最紧张忙乱的是院里的保安。我们在放烟花,他们守在旁边,人人手提一个灭火器,还有两人用手提电话随时联络区内其它的地点。小区内,户前户后种的都是一种油松,北京的冬天极其干燥,当晚风又大,火星一点就着。烟花的质量还是有问题,烟花有时升得不够高,落地时仍然燃烧着。有时放组合烟花,第一炮响后就倒了,余下的就开始平射。有一次就是这种情况,我家门前的松树几处同时着火,风一吹,火势一下就串上来,慌得大人孩子全往家中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保安们一阵风似地就冲了上来救火!当晚保安们就成了抢险救灾队,奔波了一夜。

初一的早晨,看到许多院落前后的灌木丛被烧毁了几大片,而小区大门口的场地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四-五十个用尽的灭火器。好险啊!而弟弟妹妹们却说:“起火啦,红红火火,大吉大利!”

三.过把戏瘾

回到国内,说起来机会多多,但最没让我想到的是还能过把戏瘾。要说得到这个机会的运气,肯定让那些整天守在北影厂门口,盼着有个机会上个群众角色什么的众多俊男?n女气得背过气去。

九九年的时候,我太太李珊正在南方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她扮演一个精明强干而又单身的律师,是剧中的女主角之一。太太是学音乐的,有一付甜美的嗓子,形象端庄又漂亮,舞台表演很有天赋。十几年前陪读到了美国,学音乐艺术的她面前的路就远不如学工程的我那么宽敞了。转行吧,她又不情愿勉强自己。这样就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们。好在她是个随遇而安的人,相夫育子之余,自然成了当地文艺舞台上的名角。可这舞台总还是太小,在美国要想进入主流社会,又谈何容易。虽然,对她来说,回国发展晚了些,但这天地还是阔多了。这次被导演选中出演电视剧就是一个例子,后来,江苏电视台还为她摄制了一个专题音乐电视(MTV),使她的歌唱表演艺术得以充分发挥。

她随剧组在南京拍戏的时候,正巧我也在南京出差。戏就发生在南京陆口国际机场,所以我一边等候班机,一边就算探班了。

这时,突然一个人走向我,说到:“你这个人形象不错,西装领带的,也不用化妆,帮忙串个角色怎么样?”我心想:“一个留美博士,形象能差吗”。但嘴里却答道:“我能演什么呢?”“很简单”,副导演说。(后来才知道此人身份。剧组的规矩是:群众演员的确定,全由他说了算。)

“你的角色是剧中老总的秘书。老总乘车赶到机场,迎接从国外访问归来的公司董事长。你的表演是:拎着皮包,跟着老总。车停下后,开门,下车,趋前帮老总打开车门。然后,关车门,随老总进入候机大厅。接到董事长,相互握个手。就完了”。接着一声:“明白啦?来吧!”就拍戏了。

坐进车里才发现,扮演老总的是曾经演过伟人孙中山的名演员马邵华。我万没有想到会和他有缘配戏。而扮演董事长的是另一位知名演员?C寥京生。导演知道我的身份,所以笑道:“真老总做假老总的秘书,委曲您了。”

后来,该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我的戏在第一场出现,后面就没了。太太是主演,名字醒目出现在字幕上,而我在友情演出的名单中也找不到。遗憾!但毕竟是一次触电的经历,而且有幸和太太同演一出戏!

这部电视剧叫“围城内外”,导演:肖峰。

四.不胜酒力,何以为商?

回到美国后去朋友家做客,聚会上最让老友不解的是:在国内混了这么几年,吃遍东西南北,怎么酒量仍未练出来?还是管销售的,怎么做生意呢?

真是问之有理。中国人自古将饮食作为文化,而饮酒自然是这文化中的极重要的一部分。商场上,谁就更别小看了这吃吃喝喝-杯盏交错,实为斗智斗勇。当然,近年来经过改革开放,对外交往多了,中国的酒风也在改变,如在北京、上海和南方的大城市,对客人,特别是海外来的客人,已开始按西方人的习惯上红酒,讲随意,酒席上已不让人太为难了。但北方和一些内地的城市仍然是酒风古朴,有的场合更可能让你舍命陪酒。讲几个例子吧。

在北京我结识了一位做汽车配件生意的民营企业家。他公司的总部坐落在北京玉泉山附近,据说这里是北京市周边空气质量最好的地区,许多国家高层领导人都在这一片有住宅。而这位老板就在这块风水宝地圈了一块地,可见是个有路子的人物。他人看起来精明干练,但面少红色,声弱体虚,这和他谈起事业时所展示出的雄心难以相配。后来听他说起自己当年舍命饮酒的故事,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他给北方的一家大型汽车企业配套供货,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汽车市场正处在低谷,车子卖不出去,但计划经济的要求,企业还得追求产量,结果,苦了汽车厂,更苦了下面的配件厂,供了货却拿不到钱。有一年到了年底,他有一千多万的款子拿不回来。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主机厂管采购的说:“要马上付款可以,但要有10%的费用”。他做的生意本来利润就不高,若让人再分去10%,一年的辛苦就全白啦。怎能接受这样的条件?最后托了高朋的帮忙,大家终于坐到一起来喝酒。北方人豪爽,说:“这样吧,你若能喝下一瓶白酒,我付你一百万。”我这位朋友那有这样的酒量?但他豁出去了:“一言为定”,举瓶就饮,直到什么都不知道了。几天后醒来,命是保住了,但胃却动了大手术,伤透了!对方也吓住了,说话算数,付款。自己的公司得救了,而他个人却彻底地虚了。

我有段时间常去天津汽车公司。天汽人好客,饮酒也是有名的。当时天汽的总工程师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清华硕士生,人非常聪明能干,谈判中反应极快。有次他对我叹道:“我的胃就全贡献给天汽啦。”我记得,天汽人待客用的是大玻璃杯盛白酒,菜刚开始上,就先来干杯,而且喝酒还喜欢较劲。

有一次,我带着几位意大利工程师在天汽搞发动机电喷系统匹配试验。晚上,天汽请客。主人还特地安排了几位酒场高手出席,真有要和意大利客人比试比试的架式。这几个老外是首次到中国,怕出差错,忙问我:要注意些什么?我答道:中国人说“干杯”就是底朝天全干尽,而且,接着又会立即满上。要小心,别喝多了在客户面前失态。意大利人中午饭也没吃,空腹就上了酒座。席间主人非常热情,老总带头,然后层层敬酒。不论我怎么提示,这些外国同事仍然是有来必应。后来,天汽人不对劲啦,几位领导甚至起身离开主桌,剩下的老外相互干杯起来。天汽人发现,他们真正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了!从此以后,天汽对这几位意大利工程师格外敬重起来。事后,我才知道:这些意大利人家里祖辈就是酿酒的。

无疑,有好酒量在中国的商场上绝对是占优势。可这豪放的酒量来自天生,岂能后天练就?面对这样的酒场,我这种酒量的人那有什么底气?我只好按照一位曾在国内做过老总的好友的建议:一开始就坚定地少饮或不饮。我幸运的是,这些客户的老总们最后都不难为我。也许,“海归”的身份帮了我的忙。几经交往,我和大多数客户的老总们还成了彼此敬重的朋友。

我是负责在中国的市场和销售的主管,几年中我在国内的商场上并未失意。不不胜酒量,何以为商呢?我想,可能依靠的是诚心实意地待人处事,以及公司优秀的技术和产品。记得临回美国前,北汽福田的廖总带着发动机厂的厂长专门在北京亮马大厦中的一家馆子宴请我们全家。当天我们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就在福田,想和廖总见面,廖总推托公务繁忙,但却安排时间赶到城里单独为我送行。随行的厂长评论道:“胡博士,一个学者型的高管,与这样的人交往放心实在”。你若能和客户老总们有了这种互敬互信的关系,酒也就淡如水了。

但是,席间没酒岂能尽兴?我又太幸运了,在我手下工作的同事们场面上总是关照我,尤其是几位年青的女同事,个个是巾帼英雄,不论红的白的都能和高手对阵。有她们在场,气份自然就能轻松,再难的酒局她们也帮我担代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感谢办事处的前首席代表,是他为我准备了这样一批优秀的好“酒兵”。

五.感觉,如乘坐过山车

你若问回国工作过的人,他在国内的感觉,十有八、九会答道:“Very busy, very exciting! (太忙,太激动人心)”。

前些天,我在世界汽车界的专业年会上巧遇一位在国内结识的“海归”朋友。他也是从密西根回去的,当时在一家近几年火爆起来的中国汽车企业担任技术副总,一年前离职,又回到了美国。它乡遇故知,我们自然地谈起了在国内时的经历。他有点诧异地回忆道:“当时从早忙到深夜,国内国外到处飞,超负荷运转,紧张得要命,但奇怪的是:人的精神却一直保持亢奋,不知疲倦,象吃了药似的。”在国内的许许多多的海归们都有着这同样的经历,和一份相似的感觉。

我在国内是负责市场开发和产品销售, 所以, 很多时间是在外奔波。常常是白天工作,晚上不是继续谈判就是陪客户吃饭,饭后回到宾馆还要收email,写报告,和国外联系。国内国外的时差使得国内的夜晚成了和国外联系的最佳时间。中国的市场变化莫测,中国的业务发展飞快,海归们常是些事业心极强的人,重任在肩,岂敢偷闲?有时真感到累啊,回到家时只想静静的待着。我太太抱怨了:“平常不在家,回来了,与我和孩子们也没话说!”即使这样,第二天清晨,司机来接,直奔机场,同事、客户面前又是精神抖擞。

我们这些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人,大部分当年都是同辈中的骄骄者,曾经雄心勃勃,抱负远大,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最终留在了海外。经历一番洋插队,练就一身真功夫。许多人更成了所在企业中的技术专家,杰出人才,和基层管理人员,但就此停住。有人说:“美国的‘玻璃屋顶效应’在起作用”。我认为,除了客观原因,自身在语言、文化背景、与主流社会交流等方面的弱点也是重要的原因。第一代华人要想在海外真正进入主流真是难上难。而今回到国内,如鱼得水,海阔天空,数年来集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这样的人,一旦委以重任,岂能不尽心竭力?

这些年又正是中国飞速发展的时期,机遇格外珍贵。

我回到美国后,遇到许多当年一起在通用汽车工作的同事,一问,都说通用变化大啦,原来的部门早已是分分和和好几次,人全都散到各处。但细一问,做的基本上还是同一类型或相似领域的事。北美通用再变,主要还是内部组织的调整。中国工作几年就不一样了,眼见着公司业务从小到大,一个崭新的企业从无到有,平地里一个工厂建立起来,一个世界水平的技术开发中心投入运行……。在这样快速发展变化中,你个人的作用又是那样的重要。创业的激情确实让人振奋不己!

当然,高职位,高责任,高薪酬带来的不仅是难得的机遇,还有压力和职业风险。

我认识一位朋友,他由一个国际汽车零部件公司派回国内,先在住华代表处工作了几年,后来终于被提升为在北京的合资企业的总经理。九九年时,中国从北京开始实行以欧洲标准为参考的新的汽车尾气排放法规,接着就推向全国。这无疑给全球握有先进的汽车发动机电喷控制技术的零部件企业,包括这位朋友任职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经过一番激烈的世界列强间的争夺战,这家公司和数家国内汽车公司签订下了开发供货合同,按此,公司制定了令人振奋的中国发展战略和年度计划。就在这样的时刻,这位“海归”走马上任了,公司对他寄予厚望。可没想到,这种厚望即刻之间转变成巨大的压力,因为中国市场突然间变啦!原来,经过一番企业和政府间的交涉,政府决定对微型轿车、小货车和轻卡等的新法规执行日期推迟。这一变动使得原来确认的订单没了,公司年度预算将完全落空。而国际公司一旦预算确定,这就是铁定的目标。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受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真是寝食不安,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朋友对我说道。新年元旦之日,他带着全家匆匆调任返回美国。临行前叹道:“还是美国这种有规律的生活让人踏实”。可万没想到的是,美国安稳的生活也没能平服这一突变给他的创伤,几年后,他由于严重的忧郁症而丢下妻子和儿女,离世而去!

我完全能理解他当时的处境,因为,我所在的马瑞利公司也受到这一市场突变带来的冲击。讲讲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2001年时,我们在中国的第一大客户是华晨集团旗下的沈阳金杯客车,马瑞利公司为金杯生产的海狮面包车提供发动机电喷系统。年初时,海狮面包车的市场销售出人意料得好,我们接到的订单不断地上升,追加。一开始,公司真是人人振奋,但立即麻烦来啦。因为跨国公司经营有很强的预算和规划的管理程序,实施的是全球化的资源组织调配,所以,公司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国市场超预算的大幅增长措手不及,这架全球运转的机器无法立即调整。结果,订的货供不上,忙中更是错误百出。如有一次,客户急电:装上我们系统的车子或启动不起来,或启动了,但发动机乱抖。派专家一查发现:原来为波兰厂家生产的电老板(ECU)运到了中国,装到了金杯车上。这个错就出大啦!我们负责北方市场的是一位责任心极强的年轻女孩子,她刚刚为接到订单而高兴,转眼又为催货而焦急万分,人眼见着就成熟起来了。

中国的状况直惊动到公司最高层,总部终于决断:尽力调动资源,支持中国市场。我们前方将士刚要庆幸,不料,中国市场又变啦-金杯车销售受阻,客户要求取消订单,延迟发货!而此时,许多货已到岸等待验关,而更多的货正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发来:法国产的电老板正漂在海上,美国产的传感器正在纽约港装船,巴西产的节气门阀体正在下线,意大利产的油泵的原材料已全部备齐……让全球运转的机器突然停止,谈何容易?!拿出合同与客户理论,客户答:你们没能按合同要求的时限供货,影响了我的市场销售,给我公司造成损失,是你们违约在先。言之似乎也是有理。谁能把握住这变化莫测的中国市场呢?可压货,欠款给公司造成的将是巨大损失,谁又能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责任?全公司的压力就主要落在了总经理和我这位负责市场和销售的副总经理的身上了。这一位三十多岁的来自意大利的年轻总经理,本来有些少年白,刚到中国时是头上黑发多于白发,而两年后离开中国时,他却已是白发多于黑发了。这其中的甘苦尽在不言中了。

外国企业进入中国,脚踏的是正在走向市场经济,又充满东方古国特点的土地,而依托的却是迅速全球化而且制度严谨,运行规范的跨国公司。这两者间明显的差异使得在它的起步阶段都难免有这样一段艰难的磨合期。在这样的外企中工作,你就象是两只脚各踩着一条船,而这两条船的速度甚至方向都常常是千差万别,要想保持平衡和协调绝非易事。这对兼有多重文化背景的“海归”们来说,即是挑战也是难得的发挥机遇。

现在,回想起这段一会儿浪尖,一会儿波谷的经历,感觉好像在Cedar Point游乐场坐过山车,玩得就是心跳!计划回国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六.新一辈的中国企业家,让人叹服

在国内工作的这段日子,我有幸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中国企业的领导人,包括一些目前国内汽车界翻云复雨的人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象我们这样海外留学工作的经历,但其中却不乏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的企业领袖级人物,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政治谋略的精明运用,已成熟为让人叹服的中国新一辈的企业家。

还是谈谈我所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提到中国汽车工业这几年的飞跃发展,让人不能不谈到中国汽车界近年冲出的几匹黑马,这个年代真是群雄逐鹿,英豪辈出,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几个地道的中国民族汽车企业,如:芜湖奇瑞,浙江吉利,北汽福田,保定长城,和拥有沈阳金杯的华晨集团。这几家企业后来都成了马瑞利公司的客户,而且,在这些企业刚刚开始起步发展的阶段,我们就和她们结下了合作关系。马瑞利是伴随着这些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与这样的企业交往,给我留下的感受可谓刻骨铭心。

-奇瑞人终于赢得了尊敬

就从奇瑞谈起吧。选择它是因为我回到国内后签下的第一份商务合同就是与奇瑞。不过,那时候它还不叫‘奇瑞汽车’,而名为‘安徽汽车零部件公司’,简称‘安汽’。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对汽车项目的投资是一直实行严格的目录管理制度,岂能让你轻易搞出个奇瑞汽车?

我第一次去安汽是九八年底,那时,它展示给来访客人的仅仅是几处刚刚打下地桩而待建中的厂房,散落在长江边上的大块空地上。安汽从英国撤回来一套福特公司换下的发动机生产设备,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造发动机。要知道,汽车工业的常规是:整车厂控制生产自己的发动机。你生产出来的发动机有客户吗?答复是支支吾吾。后来有点熟了,才知道,安汽人的野心是自己造汽车!这怎么可能?别说国务院不会批,就是批了,芜湖乃至安徽省有这个财力和能力吗?在汽车列强竞争的时代有你的生存空间吗?。。。。让人脑子里满是问号。外国人不相信,我们这些懂点国情的海归也不相信。看看安汽人描绘的宏伟蓝图:不久的将来,安汽生产的汽车就会从这不远处即将建起的长江大桥而开往全国。我们这些外国公司来的客人们,听着介绍,感觉就象看人在空中给你画了一张大饼。这现实吗?

可过了些日子,又去了,吃了一惊:厂房盖好了,设备到位了,已开始调试生产线。一张大饼实实在在地画到了地上。

而最终让我确信的是奇瑞的这批创业者们。我曾听到这样一个传说:当年在江边滩头打下建厂的地桩时,这几位早期创业者们就立誓:不成功,这里就是我们的墓坑。

奇瑞创业阶段的总经理一直是由詹夏来兼任的。詹夏来学文科出生,曾任安徽省领导的秘书。安汽建立时,四十出头的他是芜湖市长,后来,又升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最近听说,许多人批他为“红顶商人”,中纪委对他做了一番严格的考查,结论是:“詹夏来同志是一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在当今的中国官场上,这样的评价是很难得的。结果他完全离开了奇瑞的兼职。我对他非常敬佩,这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极有远见的实业家。他手下用的一班人或是从一汽、二汽退休的老专家,或是二、三十岁初出茅庐的年青后生。现在奇瑞的总经理尹同耀就是他当年从一汽大众挖去的。尹同耀,安徽人,他曾是一汽“十大青年标兵”之一,但当时仅是个一汽分管采购配套的中层干部。詹委其以重任,尹更是玩命得工作,几年下来,成绩斐然,尹同耀也成熟为企业的栋梁之材。尹总是“安徽工业大学”80届毕业生。安徽工大在国内算不上名校,但目前,她的数位毕业生却在包括二汽、北汽、奇瑞、福田在内的中国汽车企业中担任高职。真可谓:“潭不在深,有龙则灵”。

我和詹书记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意大利波洛尼亚市,马瑞利公司动力集团的总部设在这里,我从国内赶去陪同他的访问。

清晨,当我来到客人下榻的位于市中心的旅馆时,詹市长一行已在大厅等我:这是个中等身材,脸色红润,壮壮实实的汉子。我刚问道:“昨晚休息好吗?”随行的芜湖开发区李主任就接口道:“詹市长已经在波洛尼亚市跑了一圈了。”我内心一震:在这样繁忙的国际访问中仍坚持跑步晨练,此人毅力非凡。马瑞利的高层对安汽来的贵宾并没有显出应有的热情,老总仅是礼节性的照个面就离开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企业在他的心中还没有足够的份量。而安汽人的态度却是非常诚恳,参观得仔细而认真。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我陪同客人们去游览佛罗伦萨市。我曾经问过我的意大利同事们:“你最喜爱的意大利城市是那一座?”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佛罗伦萨”。在这一片世界史上着名的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上,曾诞生过伟大的作家但丁、簿伽丘,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伽利略,世界顶级的雕塑和建筑大师米开朗基罗、乔托,和盖世奇才达.芬奇。佛罗伦萨市建筑的屋顶以暗红色调为主,使得你站在城中的山坡上,鸟瞰脚下的古城,阳光中一遍金壁辉煌。当千年不息的钟声响起,你豁然醒悟:为什么如此众多的艺术巨匠们在这里获取创作的灵感?!佛罗伦萨果然名不虚传!

就是在这样一种神奇的份围中,我和詹市长一行边游览,边随意交谈着。谈古论今,话题又落到了造汽车上。一谈起这个话题,詹市长兴致勃勃,原来,这是个真正从心底对汽车充满热爱和激情的人。从日本谈到美国,又谈到欧洲,从巴西模式,又比较到韩国汽车工业的振兴之路。我内心又是一震:没有做过非常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是谈不出对全球汽车工业如此深度的宏观认识的。在芜湖搞汽车,詹夏来是有备而来!我的父母亲也都是安徽人,所以,接下来詹市长一段情真意切的话语,说得我心里也沉甸甸起来:“压力大呀!安徽是个穷省,老百姓拿出这么多钱来让我们搞汽车,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老乡,你得帮我们一把!”我还是有点疑惑地问了一句:“搞汽车是需要长期不断地大投入,你们要是办不下去怎么办?”市长笑道:“干,要有个干样;卖,也要有个卖相。不怕没有前途。”面对观点如此前瞻的政府领导,我心服口服。

此后不久,我们与安汽签定了有关发动机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合作开发合同。但真正让总部意大利人信服的还是奇瑞人实干的精神,和后来靠实干创造出来的让人意想不到的业绩。

当初,尽管我们签订了合同,但总部却很不以此为然。这也难怪,当时中国汽车企业目录上那里有‘安汽’的名字?等到安汽造出了发动机,再造汽车,成败难说,就是能成,也不知是候年马月的事。所以,总部根本没认真安排人员做安汽的事。

可安汽人不含糊,组装好了发动机就要来意大利做整车匹配。那里来汽车呢?答道:在西班牙买一部二手车,运到意大利,换上我们的发动机,安汽的车就有了。意大利人半信半疑地就同意他们来啦。安汽一行三人:汪老(原一汽的老工程师),办公室周主任(兼翻译)和王工(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我对这个首签项目格外重视,特别安排了办事处里一位聪明伶俐,懂意大利语,又酒量奇好的女孩陪同前往,以确保和意大利方面的交流和协调。没想道,就是这老少四人,到达意大利后不出一周,把一部装配好的汽车开到了马瑞利公司总部技术中心,让意大利人大吃一惊,也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毫无准备!原来,办事认真的安汽人,临行前做了充分准备,在国内就专门做了装车的实战演练。奇瑞人几乎是逼着办事松散拖拉的意大利人往前走。

商场上的人是十分势利的,你若是大众或通用这样的世界闻名公司,供货商们真正会象敬重‘上帝’一样去善待你,但你若是如当年的安汽这类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国际级的供货商岂把你放在眼里?奇瑞人创业时难啦,难得不得不求这些供货商们。后来,车做出来了,但没有国家目录,不能卖。开始只能自产自销,一时间,芜湖城里跑的出租车几乎全是奇瑞轿车,芜湖市成了奇瑞的大试车场。奇瑞公司最后千辛万苦地通过和上汽联盟,而得以走向全国市场,可开始的这段经历却无意中帮奇瑞做好了出山的准备。

奇瑞人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创出了自己的天地。如今,奇瑞已经成了一个响当当的中国民族汽车品牌。

2002年时,谁也没有料到,奇瑞汽车成了马瑞利公司在中国的第一大客户。惊人的业绩使得总部老总也要亲自来走访奇瑞了。此行中,奇瑞是他访问的最后一站。当年访问过马瑞利的詹书记,开发区李主任和奇瑞公司的尹总等都特地安排会见他。总部老总在其它城市也受到当地市府高层的接见,但都是以礼节性为主。在芜湖的访谈中,詹书记的一席话却是少见的诚恳而实在,令人信服。亲身的体检使得老总确定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和奇瑞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二是在芜湖投资建厂,为中国和全球市场生产汽车零件。这和两年前刚刚与安汽签约时相比,是公司战略多么巨大的转变。是奇瑞人用自己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市场实力,最终,赢得了外人的敬重。

-民营企业家惊人的市场判断力

浙江吉利汽车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农民出身的老板李书福当时仅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一位专门研究过浙江民企的学者说道:“精明的浙江人创造了一个分工精细,产业链完善的社会化生产的成功模式。”吉利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李书福组建吉利集团的策略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模式。大家知道,组成汽车的零部件成千上万,由此形成了汽车生产制造业的繁杂的产业链,这也使它成为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吉利集团中的如发动机,底盘,传动等部件生产厂家,它们主要的资金是别人的,李书福各在其中入股百分之十到二十,局部他是小股东,但全局(集团)他居控股地位,社会的资金就这样被他充分运作起来了。我的一位温洲籍的老板朋友点明: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浙江乡亲间的牢固的诚信关系。

李书福创建吉利汽车,他喊出的口号是:“为中国市场生产最便宜的轿车。”我去过设在吉利的老家 -浙江临海市的吉利汽车发动机厂,当时的感觉就象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工作过的车间,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沉重的铸件几乎靠人工搬动,几个大电风扇保持着室内的通风。浙江的夏季十分闷热,工人们只能早晚工作,午间歇班。我在车间里刚呆了一会儿,就闷热难熬,跑了出来。美国的舒适生活已把我娇惯坏了。站在这里,你会禁不住问到:“这样的企业怎么和列强竞争?”可吉利人就是靠这样艰苦创业起家,生产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的汽车。当然,现在的吉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我和李书福手下主管汽车的顾总有过数次接触。顾总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典型浙江人:身材精瘦,头脑精明。有一次,我和负责南方销售的经理去临海市和他商谈新一年的订货计划。我们在宾馆包了个会议室等他,他当时正从上海往家中赶,从傍晚起,我们就一直用手机追随他的行踪,答复总是:“马上到,马上到”,可他到宾馆时已将近午夜时分。立即开始商谈。他当时已经经过了一整天繁忙的会谈、应酬和长途跋涉,但仍然是精神抖擞,张口滔滔不绝,中心思想很明白:要求降价,大幅降价。可这个要求却是从对市场的分析判断中自然引出的。吉利生产的是一种仿天汽夏利的微型轿车,它的品牌、质量还都没有被市场认可,主要靠的就是低价格和良好的客户服务。当时,微型轿车市场最低售价是四万多人民币,吉利车仍然卖不动。但顾总判断:“只要售价低于四万人民币,我就一定能卖疯了。”他接着说到:“按这个市场价格来定位,我们努力,也望所有和我们合作的零部件商一起努力降价,我们共同去赢得市场。”他提出的降价要求幅度太大,无法接受,谈到凌晨,最后无果而终。

没想到,没过多久,吉利真的将车价降到了三万八千多人民币,在国内车市掀起了大波。顾总判断得准确极了,吉利车销售火爆!最让我不解的是:北京也销售奇好。北京是个怪地方,高档名牌车能卖得好,低档的,若定价准确,也可卖得火。在感叹民营企业家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的同时,也要赞叹北京,这座气度恢宏,包容万象的国都。

此时,我不禁想到了保定长城汽车公司。长城汽车去年年底终于在海外上市,轰动一时。可你要知道,该企业的创始人 ?C魏氏兄弟也是个地道的,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家。他手下的一位高层主管是这样赞叹他的:“魏老板就是神啦,搞什么,火什么,发什么!”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种敏锐过人的市场感觉,这样一种成功企业家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李书福,魏氏兄弟都是这样的在中国土地上养育出来的有点神化般的人物。

- 华晨老总断是非

华晨是这群黑马中国际背景最强的,它是第一家中国大陆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几年前,当它刚刚涉足汽车业时,招来的也是一片嘘声:“财经出生的人懂得汽车吗?”从收购沈阳金杯客车开始,接着经千难万难推出自己的中华牌轿车,直到现在,和宝马合作生产世界名车,华晨集团才确定了在中国汽车界的位置。

华晨集团前领军人物仰融,一九五七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经济学博士,曾被中国富士比评为中国大陆第三大富豪,他最近离国出走更是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他的理论是:“只要有钱,可以让全球的人为我们的理念服务。”华晨一直有数位“海归”人士就任高职,如:华晨元老之一,长期负责汽车项目国际合作的洪星副总裁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坚实的技术背景而被仰融招来任产品开发副总的孙晓波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我和他们有过多次交往,已为朋友。我和仰总却仅见过一面,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相逢的。

故事是这样的。二零零一年年初时,由于市场销售很好,华晨订了马瑞利许多货,但市场变化以后,它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迟或试图取消定单,付款也出现延误。到年底时,压了我们应付款及推迟交货款约有上千万美元,这将严重影响马瑞利中国公司全年的经营结果。无疑,解决这一问题成了公司当时头等紧迫的大事。总部不断地派副总级主管赶到中国,督促立即解决。眼看就到新年,仍然没有解决的眉目,让人焦急万分!这么大的款项,华晨方面没人敢做主,除非仰总出面。终于,我们约见上了仰老板。

一接到通知,我们立即陪同集团销售副总赶到位于上海浦西宁波路一号的华晨大厦。在这座总部大厦顶层的会客厅里,透过明亮宽大的落地窗,近处的黄浦外滩,远处的东方之珠、国际会展中心尽收眼底,浦江两岸的景致一览无余。当我们到达时,华晨属下相关企业的老总,以及直接负责人员已经全部到齐,就坐于长条会议桌的一边,我们一行刚刚在另一边落座,仰老板出现了,稳坐在桌子头端,一左一右是主客方的人员。仰融阔脸,剑眉,自然地透出一派总裁的威严。会场寂静片刻,仰总开门见山,直去主题:“请介绍情况,责任何在?”华晨方面分管此事的经理是个很认真、实在的小伙子,但在老总面前明显露出紧张;而我方负责此事的是位年青的北京女孩子,灵牙快齿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道个明白。仰融听后,又向孙总等己方人员进一步了解核实了情况,随即对我们说到:“请您们暂时回避一下,我要和我的人商量一下,五分钟内给你们确切答复”。

我们离开会议室后,五分钟不到,秘书请我们返回。仰融一副一言九鼎的气度说道:“我们按国际合同订了货,应该遵守合同,收了货应该付钱,我手下的人没有把事情办好,责任在我方,给你们添麻烦啦,对不起。现在我决定:已验收部分的货款立即支付,已到未验货部分的款,请我们的会计开给你一张银行成兑汇票,以保证贵方必要时的资金周转,余下的货我们目前确实有困难全布接收,请和我们有关部门商定发货计划,我们保证在明年上半年消化完毕。”

我们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华晨负责的相关人员被撤职降级。当远在意大利的集团老总听到我们的汇报时,说道:“要和这样的公司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随即批准拿出一项最新的技术帮助华晨开发新一代的高性能汽车发动机。

中国新一辈的企业家们已经开始注重企业的国际品牌,因为,他们也具有了全球经济的广阔视野,和走向世界的长远战略。

正巧,就在我即将完成这一章节时,读到一段新闻:“中国吉利汽车公司今年将开始在美国销售微型轿车,该车在中国定价七千美元。美国西海岸的许多汽车经销商正在竞争吉利代理权,希望成为第一个在美国销售中国品牌汽车的经销商。”面对吉利的到来,美国人想起了四十年前的日本丰田(Toyota),二十年前的韩国现代(Hyundai)。也许,不久的将来,又该轮到美国人再一次惊呼:“狼来啦!”此时,不禁使人想起若干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时,也有许多人惊呼:“狼来啦!”后来,有人谈到中国引进外资的三步曲:“引狼入室,与狼共舞,逐狼出门。”今天,中国的优秀企业家们,不仅正率领着他们的企业在中华大地上与狼共舞,而且,已经开始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大舞台!

七.孩子,父母永久的牵挂

今年年初,我们一家去多伦多度假,顺便和几位移民加拿大的老同学相聚,其中一位同学是我们之中求学时间最长的人。他大学毕业后在国内读硕士,又读博士,然后博士后,最后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授。他人高度近视,早就配了一付厚厚的眼镜,一个典型的做学问的学者。可没想到,四十岁过半了,两年前突然举家移民加拿大。不巧正遇上北美经济不景气,经百般努力他才在一家小公司谋得一份工作,负责库房的进货发货。苦修数十年的功夫全放到了一边,为生存而重新起步。太太很不开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正在高中就读的儿子却幸福快乐,迅速爱恋上了这片新大陆。想起国内孩子们经受的巨大的升学、就业压力,这里真是他的天堂!“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相信,为了这个孩子,我的这位学友就是再苦再难,也会在异国它乡坚持下去的。

北美对孩子们的未来发展就真的这么神奇吗?我个人的结论是肯定的。过去的几年,我除了中国、北美两地的经历,还去过欧洲、澳洲、日本、东南亚等地。且不谈日本、东南亚。中国:故乡故土,血脉相连,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又值百年不遇的发展机缘,能不让人神往吗?欧洲:文化璀璨,艺术辉煌,人文历史,渊源流长,使人流连忘返。澳洲:自然优美,民风淳朴,好个新兴国度,令人心旷神怡。但谈到孩子们未来长久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北美可谓得天独厚,无人能比。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现实,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面对充满诱惑力的回国创业发展的难得机遇时,而落入了进退两难,思虑再三,举棋不定的境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归国后的教育问题。也有一些朋友,毅然放弃美国的基业,“海归”回去,而妻子却孤独地留守国外,天各一方,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们的教育。而有些回到国内“海归”数年,最后又突然返回,时机正好是在孩子上大学之前,孩子的教育和发展也同样是他们做出如此决定的重要因素。

为了孩子,孩子是父母永久的牵挂啊!

回想起来,我们全家当年也经历过这样不易的抉择时期。实际上,起初公司提出签订一个在中国工作五年的合同,我和太太斟酌再三,最后仅同意三年,因为我们希望孩子高中的最后阶段能在美国完成。我们是幸运的,作为跨国公司的海外派遣人员,公司为我们的孩子在中国保持良好的教育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可是随父母飘流的孩子们又是如何经历这种变迁的呢?

我们九八年回国时,两个孩子一个将入高中,一个正在小学四年级。小儿子出生于美国,性格开朗,又值年幼,父母说搬家,就毫无眷恋地跟着走了,而大儿子内心情感的挣扎却是超出我们预计的艰难。孩子平常给人的印象挺内向的。我到学校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时,才感到孩子在学校有那么多的朋友,而且深得同学们的喜爱。他在母亲的督导下曾和着名的钢琴家李民铎教授苦学钢琴数年,使得他在学校的才艺表演中大放异彩。拼字比赛也获得全校第二名,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老师宣布获奖者名单时,全场同学给予他的欢呼声甚至超过了第一名。孩子真正地从内心不愿意离开美国,离开他的这些小朋友们,临别时依依不舍,一群好友洒泪相送。。。我们也没想到,四年以后,当我们决定返回美国时,孩子们已喜欢上了中国,那里的学校,那里的同学,那里的生活,又是一段艰难的归途。

当我们刚回国定居时,大儿子有一年多的时间沉浸在对美国生活的思念中,闷闷不乐。后来慢慢地变了,而且,一变就变化得非常快。谈起这种变化,就不能不谈到孩子们在北京就读的“北京国际学校”,英文简称:ISB。

这所学校开始是由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英语国家的大使馆为他们的子弟在华教育而创办的,后来,各类外国驻华人员的孩子们都到此求学。入学条件必须是持有外国护照。单单学费是二万二千美金一年,比在美国就读一所全制式的私立学校还贵。最初的时候,校舍租用的是丽都宾馆,这里成了北京着名的丽都商圈。2001年时,开始有了自己崭新的校园,坐落在北京郊区的顺义。漂亮而现代化的学校内各类设备极为优良,学校从学前班一直开到高中,一千多学生济济一堂。老师许多是从国外聘请来的,教学以英语为主,汉语为主要的外语之一。到了高中时,学生可以选择美国的系统,或欧洲流行的IB系统。两个孩子返美后都经过了几个学校的变迁,自有比较。小儿子说:“还是ISB最好,我最喜欢。”大儿子回来后,转入了位于Bloomfield Hills的International Academy,这是一所被评为全美最好的公立高中,但孩子比较下来认为:“还是ISB的条件更好,要求更高,竞争更激烈。”

正是这所学校独特的文化环境和生活,对孩子们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们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由于父母工作流动性很大的原因,很少有人能在这里完成全部的学业。同样的经历使得孩子们有了一份同样的感受,而富有经验的老师们更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我们的大孩子找到了他喜欢的运动项目?C足球,踢球又让他结识了来自意大利、巴西等国的球友。学校的才艺表演再次让他显露风采,表演结束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走向我,绅士般地和我握手祝贺。在同学们的推举下,他又竞选成功,担任了学生会的组织工作。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国际学校还有一个很好的课程,叫:“China Study”。这个课程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不同年级的学生,每年去不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胜访问。低年级是去北京周围的长城、故宫、天坛,然后去泰山、曲阜,去黄河、少林寺,去上海、苏杭,去桂林,直到最高年级的学生去西安。短短的几年下来,孩子们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汉语水平有了显着提高。返美后,大孩子紧接着就开始申请大学,以他的中文基础,SAT中文考试获得满分,接着参加中国教育部设立的“汉语水平考试”,也轻松地获得了八级证书。也正是他中文方面的技能帮助这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幸运地获得了第一份暑期工作,一家跨国公司正好需要他这类的人才去协助处理与中国的采购业务。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作为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年轻一代,他们未来人生的道路将比父辈们更加宽广。

不仅仅如此,同样重要的是,孩子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感情上的认同,认同自己的华夏血脉,自豪自己是个中国人。同时,每个假期,我们都尽量安排去世界各地旅游,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除美国之外,还有个巍巍大中华,中国之外,还有个更广阔的缤纷多彩的大世界!

二零零二年,当我结束在中国的任期,决定返回美国时,两个孩子都不愿意啦。记得,一天我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太太的电话,她格外认真地说道:“你要回来好好和孩子谈谈,孩子不高兴,都要放弃期末考试了!”后来,孩子提出个要求:高中毕业时,给他买张飞机票,让他回北京参加ISB的毕业典礼。我们答应了,也定好了机票。可谁料到2003年国内非典突发,我们考虑再三,最终没能让他回去。孩子和他在国内的同伴们都遗憾万分!

平静地又在美国安定下来以后,我和太太回忆起在国内的这段“海归”经历,不仅感到这是我们人生旅途上一段多彩的篇章,而且,也希望它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段能伴随他们一生的宝贵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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