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七月 2004

华盛顿时报30日报导，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一架中国歼八战机上周在南海上空拦截一架意图监视中国东山岛演习和飞弹试射活动的美国ＥＰ三侦察机，两机距离不到一百五十公尺。 美国防部一名官员说： “过去一年中国军机每隔几周就会拦截一次。”他指出，从日本基地起飞的美国侦察机每进行四五次飞行任务就会碰到一次大陆军机靠近。 这名官员说： “他们未出现过去的疯狂行为。”他指的是二○○一年一名大陆飞行员?#123;机撞上一架美国ＥＰ三侦察机，自己丧生，并造成美国侦察机迫降。 中国最近一次拦截的美国ＥＰ三侦察机有两个监视目标，一是监听大陆东山岛大规模演习，另一是监视大陆将于未来几个月进行的三次飞弹试射。中国已告知俄罗斯，计画试射东风卅一型长程飞弹、东风廿一型中程飞弹和潜舰发射的巨浪二型飞弹。 美国空军太空指挥部司令罗德最近谈到中国的飞弹试射计画说： “他们若试射，我们会看得到。”

北大法学院的教授朱苏力最近成了街谈巷议的对象。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甘德怀报考他的博士，作为唯一通过初试的外校考生在复试时却被淘汰，而两名没能通过初试的北大考生不但破格参加了复试，而且全通过了。 朱教授就甘的指责写了一篇答辩，对考试方式本身提出质疑。他大概想说的是：导师带博士，应该尽可能自己说了算。尽管这话没有公开说出来，还是引来方舟子先生的谴责：“朱教授据说在美国读过博士学位，那么美国的博士生录取是否像朱教授所说的不采取考试方式呢？否。众所周知，要报考美国博士生，都要参加GRE考试(报考法学院研究生可能还要参加LSAT考试)，各所美国大学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而且普遍定了最低分数线。美国教授的录取权力，只是针对那些已达到GRE分数线的申请者的。恕我孤陋寡闻，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个考生没考好GRE或类似的全国性考试就在美国正规大学读博士，即使有的话也是个例，不足为凭。我承认教授有权力不录取初试考得好的学生，但是我不认为教授有权力录取没能通过初试的‘熟人’。”最后方先生义正词严：“法学院尚且如此践踏程序，如此毫无尊严，何况其他机构？” 据笔者所知，美国大学虽然有GRE最低分数线等规定，但教授的好恶远比分数线重要。规定从来是可以破的。笔者当年托福只考了590分，再考跌到580分。后来妻子被耶鲁大学录取，笔者便作为陪读出来。先旁听了一堂课，马上被上课的教授推荐去读东亚研究的硕士，在读硕士第一年笔者决定报历史系的博士，报考很简单。当时上一个大牌教授的课，写了两篇仅10页的读书报告，第三篇按期写不出来，去教授的办公室请求宽限，这也是和他的第一次私人谈话。他给了我宽限期，然后说：“你有读博士的良好素质，你想不想读？”笔者当然喜出望外，不过自知托福、GRE不行，也无再考的勇气。于是问：“我没有托福、GRE成绩，也不太想考，怎么办？”他马上说：“我们对你已经有了解，不需要这些。”后来果然被录取了。 可见，笔者就是像方先生所说的没有参加初试的考生。国内拿着优异的托福、GRE成绩申请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可是笔者在校这几年，没有见系里从中国直接录取过一个学生，录取的都是本人这样的“熟人”。道理很简单，培养博士很复杂，选拔人远非考试所能够解决的。博士生导师，某种程度上就是个足球教练，你不可能拿着几个百米和12分钟跑的成绩，要求他在通过这样的“初试”的人中选拔队员。导师的经验和直觉，往往比几个考分重要。 这套规矩是否能够移植到国内，笔者很怀疑。因为国内存在学术腐败问题、教授公信度较低，所以笔者也很同情甘德怀，觉得他把问题提出来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学术的复杂性。 在美国申请博士有三大件：自述、推荐信和GRE等成绩。而GRE绝不应被理解为是什么初试，只不过是考试公司设计的智能测验，供学校参考而已。许多教授看中的是你的个人自述。自述最多两页，非常简短，但很能说明学生的素质。大家写自述几乎都找人帮忙、提各种意见，但也很难作假。因为博士的研究志趣和方向很特别，别人无法帮你发明。美国的博士大部分是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录取的。北大法学院这次的复试搞得很混乱，而且花了不少精力。为什么不多研究一下学生的自述来选拔人才呢？ 就公众而言，要监督的也不是这些具体的录取细节。监督太具体，教授的学术自主权就没有了。不过，公众可以监督博士课程的结果。比如北大法学院今年几个博士毕业，复旦也有几个，这些新博士哪家的厉害？如果一所学校培养的博士总不如人，教授就会有压力。笔者对甘德怀的劝告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北大不行，还有别的学校。最重要的，是自己学有所成，用实际的成绩证明朱教授是错的。(薛涌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更多相关新闻 ： 赵忠祥纷争专题： http://www.newstarnet.com/phpcode/web/news_period_topic.php?id=12 在媒体与诸众对名人绯闻的狂欢中，我们曾经疑问，饶颖这个名字还会在公众注意力范围内停留多久？但两个月过去，答案仍未明朗。众多观众由此感叹的是，赵忠祥在他们心中形象的破坏，他那样充满感情而浑厚的声音在大家心里已经成了一种符号。现在这符号突然因为饶颖的出现，突然因为众多媒体的参与而受损，眼看就要坍塌了。作家梁晓声在那本《岁月随想》的序里，曾定义赵忠祥为“普通的名人”－－他说，“另一些人的知名度，却完全超出了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被最广大的民众所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老朋友一样。他们的名字与广大民众之间有一种亲和关系。他们的名字在民众中‘普及化’了。他们的知名度最大剂量地溶解在民众的‘公共情感需求’中了。” 　　赵忠祥现在仍处于饶颖给他制造的漩涡的中心，他认为，这不是对他形象的伤害，而是对整个社会的伤害。 　　问：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现在名人这么容易被伤害？ 　　赵忠祥：我不觉得我的身心被伤害，但确实也损害了我的名誉。我认为我不是受害者，我认为我们的舆论是一个受害者。我是一个越斗越勇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逆境中，只要我一息尚存。用一句古语来讲“除死无大”，不是还没到死的地步吗？毛主席当年讲“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我们难道不能学习伟人这种气度吗？现在只要没有打上门来，没有把我的饭碗砸到地上，我都可以容忍，有什么了不起的！几个娱记写点文章，一个无赖随便泼泼污水，我就翻身下马了？我40年白干呀？那不是民族的悲剧，也是闹剧！ 　　问：您说哪一个事是没有的？ 　　赵忠祥：我没有欠她钱。你们到现在还以为我欠她钱吗？有的律师还说，你要不聘我可敌不过人家。我说，不用你，我这一张纸她就得倒。我不相信21世纪在皇城根儿底下，在赵忠祥身上会发生这么一个冤假错案。 　　问：你和饶颖认识吗？ 　　赵忠祥：她现在拼了命地想证实我认识她，她在这一点上没有证据，她非常恼火，她很难证实这一点。我没有必要再说认识不认识她。她现在翻跟头打滚，撒泼，骂人也好，哭也好笑也好，她就要全世界知道她跟我认识，然后才能证明我们俩有一段关系。不认识关系如何产生呢？通过电话是不能发生关系的，现在有电话录音，但是我不能证实网上播的是不是我的声音，因为我没经过证明。 　　问：她跟你提过要求吗？ 　　赵忠祥：100万人民币。她录音必然是她想做这事，一直到现在为止，骚扰就没断过。我不止一次对她说过，饶颖你不止100万。你跟我这么熟，又受了这么大委屈，至少值150万英镑，另外我还要加一个司母戊鼎。后来她的一个律师给我打电话，说不要司母戊鼎。我说你连幽默都不懂，她竟然录下这段话，让她的律师找我的律师来谈这件事，当成我的一种许诺了。 　　问：我们这样听下来有一个印象，饶颖设了一个局？ 　　赵忠祥：如果她电话录音不是局的话，你怎么理解？她说我说的话很好听，所以她录了，那我“动物世界”里的声音不是更好？ 　　问：你们有一张合影。 　　赵忠祥：那个合影是两个人真正的合影还是合成的，我不能认定。我头一次看她傻呆呆地站着，跟我合影的女孩多了，头靠在肩上的，现在可以拿出一摞来，都告我那我就完了。 　　问：你的意思是，接到她电话还没见过她人，看到照片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赵忠祥：不是。她以前把照片寄给过我，当时吓了我一跳。最近的照片，他们跟我形容的我没看到。我不上网。我没有想到一个人会有这种表情。 　　问：但是现在这个官司还没有开始，可能结果一个是你赢了，一个是她赢了。 　　赵忠祥：没有她赢的结果，因为第一个案子已经做出终审裁定。她模仿我的字模仿得不像。她没看过我的字，就敢于模仿。我算是个书法家，虽然不是很好的书法，但国内外都是展览过的。就凭她周围的人想临摹我的字，学个三年五年还来得及。 　　问：我们设想，她给您打电话，您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挂掉它。 　　赵忠祥：她一开始还没有说我打了他，强奸了她，她现在第一句话就说我强奸了她。 　　问：很抱歉，我们也听过那些录音了，那些录音都是关于一些很私密的话题。 　　赵忠祥：她的录音文字记录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你怀孕的时候是你丈夫陪你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向上天发誓，我根本没说过这句话。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怀孕，甚至不知道她丈夫是谁！我没法陪着她鉴定磁带，就挑出这几个。我也很好奇这是谁说的，如果她敢就这句话做鉴定，今天晚上我就陪她去。 　　问：您觉得这个官司，她有没有赢的可能？即使您赢了，对您的名声，有什么挽救吗？ 　　赵忠祥：我的名声不需要挽救。这个名声坐实了就是跟一个女人发生了一段婚外情，就是这么一个定义。我先跟你们说，这是没有的。这个事对名声很重要吗？周围的人有这么多的情人，我并没有觉得他们就是社会中的败类，并没有认为他们就是阶级敌人。 　　问：您感觉到世态炎凉了？ 　　赵忠祥：难道不世态炎凉吗？我个人是弱势群体，实际名人是一个弱势呀！名人不是有权之人。他的名是为公众服务产生的名，一旦你出了点事，或者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谁站出来替你说话呀？即使这两个官司都坐实了，我赵忠祥就倒了？我就万劫不复了吗？就算我真欠她3800元，还给她钱的时候，我还要提一个要求，开一个收据，我还要报销呢。我跟贪污几十万的贪官是一个档次吗？跟杀人、放火、贩毒是一个档次吗？ 　　问：您的名声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赵忠祥：当你们的父辈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忘了我的。因此我真的出点什么事的话，我最伤心的是我伤了他们的心，因为你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符号。抹掉我这个人是可能的，抹掉我这个符号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1.运动员时代 　　球员名　　夫人名　　夫人职业　　　　　　　　　　　备注 　　徐福生　　唐文淑　　医生（婚前） 　　年维泗　　黄帼会　　游泳运动员△ 　　曾雪麟　　陈孝彰　　体操运动员△ 　　方纫秋　　张蓓　　　田径运动员△ 　　张宏根　　孙孝贞　　北京体育学院教师（婚前）△ 　　严德俊　　肖黎辉　　游泳运动员△ 　　王洪礼　　朱香云　　乒乓球运动员 　　△胡之刚　盛新华　　乒乓球运动员△ 　　李应发　　季桂芳　　篮球运动员△ 　　徐根宝　　李丽芬　　游泳运动员△ 　　戚务生　　刘学民　　田径运动员△ 　　李松海　　王玲　　　北京戏曲学校教员（婚前） 　　容志行　　麦冠英　　体操运动员△ 　　迟尚斌　　吉俐俐　　北京部队体工队医生（婚前）△　　初婚妻子 　　　　　　　张晶　　　文艺工作者　　　　　　　　　　　再婚妻子 　　李富胜　　孙静　　　北京广播电视配件厂技术员 　　沈祥福　　王丽丽　　招待所电话接线员 　　林乐丰　　华杰　　　垒球运动员△ 　　左树声　　孟广岩　　天津河西区房管局工会干部（婚前） 　　吕洪祥　　刘扬　　　乒乓球运动员△ 　　李辉　　　李秀莲　　艺术体操运动员△ 　　赵达裕　　刘丽芬　　广州粤新大酒店服务员 　　贾秀全　　唐坤媛　　足球运动员△ 　　柳海光　　周莉英　　上海中药三厂工人（婚前） 　　唐尧东　　刘艳　　　沈阳中医学院体育教师（婚前）△ 　　高洪波　　程卫　　　中国足协工作人员△ 　　2.空姐时代 　　球员名　　夫人（女友）名　　夫人（女友）职业　　　　　备注 　　高峰　　　那英　　　　　　　歌星（婚前） 　　谢育新　　许海文　　　　　　足球运动员△ 　　黎兵　　　梁爽　　　　　　　空姐（婚前）▲　　　　　初婚妻子 　　　　　　　甘萍　　　　　　　歌星（婚前）　 马明宇　　 乐天　　 空姐（婚前）▲ 　　郝海东　　陈怡　　　　　　　北京昆仑饭店商务中心服务员（婚前） 　　范志毅　　李倩　　　　　　　空姐（婚前）▲ 　　区楚良　　关雪清　　　　　　跳水运动员△ … 继续阅读 →

　　截至7月25日，距5月15日张被中纪委的人以“协助调查”名义带走，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已有70天。 　　“商界奇才”的功与过 　　张国芳目前身份多重，既是甘肃国芳百盛工贸集团董事长，又是甘肃省工商联副会长、省慈善协会副会长、甘肃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省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等。去年10月，由英国人胡润制作的“中国内地百富榜”，将张国芳排为第91名富豪，其个人财富为9.5亿元。 　　兰州市城关区人大一位人士透露，其实早在去年7月，中纪委就已在甘肃展开调查。张协助调查的原因是1996年11月，他和一个香港商人共同投资3000万成立国芳置业公司时，以虚假合资的手段领取营业执照，骗取减免税优惠待遇，涉及金额560万。 　　“现在国芳百盛运转一切良好”，兰州市副市长陈冬芝告诉记者。这种“良好”用国芳百盛内部人士的话说，还表现在中纪委监控下，张国芳仍在对集团的一些重大决策行使权利。 　　然而实际上国芳百盛困局渐显。 　　6月17日，在给甘肃省委书记苏荣的《危机报告》中，国芳百盛列举了张国芳协助调查之后资金、供应商、人心稳定等方面出现的诸多危机。 　　据记者了解，最近国芳百盛参加的由省、市建委组织的“诚信房地产开发企业”评选，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在得到评委会高度评价的情况下，却被上面告知不能受奖。 　　国芳百盛一位高层在给中纪委的《一个商界奇才的功与过》信中写到：“在市场风口浪尖发展企业，犯错误不可避免。但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张国芳是不是有点过激呢？” 　　目前国芳百盛核心资产──兰州国芳百盛购物广场的所在地──兰州国际博览中心(下简称“兰博”)，除5-6层因省、市两级政府各投了5000万真金白银外，其余产权都属于国芳置业。 　　无疑，国芳置业成了解读张国芳事件的关键。 　　从国芳置业的工商登记档案上记者获悉：国芳置业的投资中方是甘肃西湖家具有限公司，外方是香港港通国际贸易公司──分别出资2100万、900万。 　　然而西湖家具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显示，西湖家具大股东是张国芳，占股3500万；另外三个股东出资额一样，都是500万，其中一个就是张国芳的爱人张春芳。国芳置业仅是西湖家具1996年对外投资的六个项目之一──投资额550万。1997年，其对国芳置业投资额增长为1000万。 　　据记者调查，1999年5月8日，张国芳“左手换右手”签署了一个合同：“国芳置业将‘兰博’1-4层内2.5万平方米无偿提供给兰州国芳百盛广场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两个多月后，通过中国银行兰州分行，国芳置业又汇入国芳百盛广场公司3000万元。 　　“虚假合资及骗税” 　　“如果不是那个合同，也不会出现今天的事。”一位接近张国芳的人士认为。 　　兰博开发合同于1998年4月2日由甘肃省、兰州市政府与国芳置业签订。根据合同第二条第一款所列优惠政策，“国芳置业免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880万元人民币”。 　　合同中所谓“土地”，正是指“兰博”的建设用地。1997年10月底，市政府同意了国芳置业关于申请建设“兰博”用地的报告，将位于东方红广场东侧属国有居民宅基地中的约1.48万平方米划拨给国芳置业。 　　国芳置业能拿下“兰博”，与当时这个项目并不被看好也有很大关系。 　　一位兰州本土商人告诉记者，代表兰州形象的东方红广场自从“文革”后就是政治、文化中心，“虽然都承认那里是块宝地，但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投资，因为不是商业中心”。 　　而1998年以前，东方红广场急需一个标志性景点建筑，政府也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兰洽会”场馆。 　　知情人士透露，在东方红广场斜对面的主席台后面，那时张手里有一块地皮，准备上面建住宅下面设商铺，最终他放弃而选择了“兰博”──他想做一个小商品城，“可能这与他先前经营精品家私城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一开始我们就想做‘西部的沃尔玛’”。之所以与政府签约是以国芳置业的名义，国芳百盛一位副总经理向记者解释，“国外很多大企业都是以人名作为公司名，我们觉得西湖的公司名太俗，就想到了国芳置业……” 　　修建“兰博”对张国芳来说，算是押上了全部身家。知情人士认为，在合同签订之时，省、市政府可能也以一种潜在方式默认了国芳置业的“中外合资”身份。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该人士透露，张国芳也数次提出“规范合同”，至于如何规范记者未能知晓具体细节，但据说政府相关人士当时表示，“这是政府合同，用不着规范”。 　　“从目前看，即使合同有欠公平的地方，在特定环境下也是合情合理。”国芳百盛一高层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合同既解决了政府资金短缺，又解决了企业转型问题。 　　1998年5月26日，“兰博”一期工程破土动工，200多天后，总建筑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的工程提前封顶──甘肃政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在当年“兰洽会”开张的当天，当着几个副省长的面，时任省委书记孙英直言不讳，“你们说开不成的，现在不都开成了嘛？” 　　一个浙商的甘肃淘金路 　　现年50岁的张国芳文化程度为小学。1974年，20岁的他从浙江来到了甘肃定西做小木匠，1978年在定西军分区他租借了部分营房做起了西湖床垫，1986年他进入兰州。 　　张国芳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国芳百盛一位高管坚持认为来自于西湖床垫和精品家私城。 　　1994年10月，张国芳与位于东方红广场西侧的兰州体育馆签订了《精品家私城承包合同》。可以窥豹一斑的是，张当时租借的市体育馆场地实在便宜，其场地承包期为10年，前五年年承包额为50万，包括采暖、治安、卫生等费用。此外，体育馆还提供馆南、北两侧墙面为家私城制作牌名各一块，馆东大门南侧围栏6米长的广告牌作为制作家私城广告用地，提供南大门、西大门上部作为悬挂家私城铭牌用。 　　因招商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既有炒铺面的人，也有下岗职工，还有做专业市场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国芳百盛的高层透露张国芳后来放弃了把“兰博”做小商品城的念头，“如果不统一经营再不改变思路，我们的投资就会打水漂。” 　　张国芳找到百盛合作并不容易。他前后考察过家乐福、沃尔玛等数家跨国零售公司，并准备了租赁、转让等多种合作模式，但这些公司要么表示甘肃他们不去，要么开出非常苛刻的条件。 　　1999年4月28日，张国芳决定自己出钱请百盛来管理，双方签订了第一个五年合同，即“中外合作经营”。而正是这个合同，有意无意造成了百盛与张国芳的合资假象。 　　“这个假象可能也为国芳置业的身份放了烟雾弹”，兰州市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这里不仅有企业的利益驱使，其实也有政府的以商招商之术”。 　　1999年夏，百盛中国总部派出的经营团队进驻“兰博”后，兰州某高校一教授甚至曾在当地媒体上不解地提出疑问，“兰州零售业已有18家大型国内企业，为啥还要来？” 　　包括百盛中国在内的许多人没有想到，国芳百盛销售业绩后来能在百盛中国系统内排行第二，仅次于北京百盛。 　　根据国芳百盛内部资料，2002年“兰博”一楼召开产权工作会议，张国芳制订了集团10年远景规划发展目标，他分析认为购物广场“将成为一座财源滚滚，永远升值的楼”。 　　双面张国芳 　　其实张国芳公开的形象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比如现在国芳百盛集团旗下的地产项目。 … 继续阅读 →

专访阜阳政协副主席:为什么告《中国农民调查》 　　〔千龙网特约记者王和岩报道〕6月25日和7月8日，引人注目的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誉侵权案在安徽省阜阳市中级法院的安排下进行了“证据交换”。 　　各地媒体对陈桂棣、春桃的采访很多，但对该案另一关键人物、作为原告的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的采访几乎没有。千龙网特约记者于是通过张西德的代理律师张杰表达了采访意愿。 　　尽管记者先是吃了“下午开会”、“张主席早上嘱咐过，记者一律不见”的闭门羹，但经过律师的再次协调，7月10日上午，一个大雨滂沱的星期六，张西德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陈桂棣伤害了我” 　　记者：您为什么要告《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及其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西德：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的“漫漫上访路”一章，以农民上访为背景，以丑化、侮辱、诽谤我为目的，按照他们自己惯用的思路，瞎编胡造，乍一看好像写得很具体、真实，所以欺骗了不少人，误导媒体，上当受骗。这反映我们的有些媒体、记者体察民情不够，啥都敢写。这种情况不改变，对咱们的国家很危险。 　　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在2003年12月下旬看到《当代》第六期刊载的该文章后，在北京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刘总编反映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要求调查，建议更正。当时他答应与作者联系。回到阜阳后我给刘总编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跟陈桂棣研究了，看了那个报告，情况基本属实。’我问是哪份调查报告？没想到刘总编非常生硬地说：‘你都不知道吗？’然后就挂了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诉诸法律。 　　记者：我们注意到《中国农民调查》中也写到了别人，而且点了名，到目前为止别人并没有提起诉讼，您为什么要告呢？ 　　张西德：写别人的部分是否真实我不妄加评论，但就“漫漫上访路”而言，不仅严重失实，对我进行人格、形象上的丑化，对我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虽然作品的其他章节也点了人名，但大多一笔带过，惟独对我使用了丑化、侮辱性的语言，给我的身心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记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 　　张西德：首先精神伤害很大，血压增高到180。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的工作精力一直比较充沛，但自从文章出来后，周围人、熟人一见面就谈起这件事，有一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我1997年戒了的烟现在又开始抽了。 　　“陈桂棣和我有过结” 　　记者：您以前认识陈桂棣吗？ 　　张西德：认识，早就认识。这篇文章我觉得，只有我和陈桂棣两个人心里最清楚。陈桂棣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和他之间有过结。1994年11月，陈桂棣在安徽法制报发表了《一起诈骗案的背后──记张国文罪案的始末》一文，文中指名道姓地诬蔑当时的临泉县政法委书记李品政徇私枉法。李品政得知后极为恼怒，找陈桂棣理论，陈桂棣竟然无中生有地对李品政说是我签字同意发表的。结果，李品政对我产生了很深的误会。 　　记者：我采访陈桂棣时他说当初是您邀请他去采访的，而且手里有证据证明您的确在文章上签“同意发表”的。您到底有没有签字？ 　　张西德：事情是这样的。当初陈桂棣到临泉县采访时我曾经款待过他，我希望他能够为受害人说几句话，但我并没有让他诬陷别人。我记得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拿给我的是文章下半部分的文稿和当时已刊登在报纸上的上半部分，因为很忙，我没有看报纸，中午在家午休时，我看了下半部分，没有发现失实的地方，所以就签了字。上半部分文稿据说送给了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字是他签的。而失实的部分恰恰在上半部分。所以，我没有责任。这件事出来后，李品政找我说理，我打电话说了陈桂棣几句，结果他怀恨在心，编造谎言，丑化我。 　　这次证据交换，他给农民钱，还想让农民到法院围攻我。人家都看见了，告诉我了。 　　记者：这些情况是谁告诉您的？ 　　张西德：法院的人告诉我的，这你就不要问了。 　　记者注意到，在张西德书写的一份“我与陈桂棣的过结”中有这样的字样：“‘漫漫上访路’出来后，我因受辱气得死去活来，他上蹿下跳，接受采访，一时间成了‘济世主’了，假的就是假的。《中国农民调查》一露头，就被捏死，扔进了狗屎堆，永不齿于人类！心术不正的人，永远不会有好结果！” 　　“‘四．二事件’有政治背景” 　　记者：您认为“漫漫上访路”在哪些地方失实？ 　　张西德：很多很多， 　　详细的我在“关于《当代》2003第六期中《中国农民调查》第三章‘漫漫上访路’的事实真相”中已经详细说明了，我已向法庭提交。这里我只简单地举“四．二事件”的例子。 　　1993年11月15日，白庙镇王营村70多人到县政府反映镇、村加码提留问题。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出面接待。16日县委、县政府派调查组下去，12月20日基本事实查清。1994年1月31日，县委、县政府做出三项决定，多收农民的钱必须如数退还，勒令镇领导做出深刻检查，解散王营村两套领导班子。退款的事的确拖了一段时间，直到3月份才解决，这是事实。但我认为，我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及时、正确的。对于“四．二事件”，省、地联合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起违法案件，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解救公安干警是必要的、及时的。” 　　陈桂棣他就不该写这个东西(《漫漫上访路》)。王营村群众上访不是群众问题，而是干部问题，是县里干部问题。上访是事实，但是它有政治背景，是因为县里干部插手事情才到了这一步。陈桂棣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同志，曾经任临泉化集区委书记，我上任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这个人就是好整人，从1958年整胡泉(曾任临泉县委书记，后调任六安地区)开始，无论哪一届他都搞。当时的地委、行署都知道。除了这个同志，还有个别干部想把我弄走。 　　记者：您觉得他(陈桂棣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同志)和您之间有矛盾是因为什么？ 　　张西德：从1990年算起，我们在一起共事4年多，在工作中并没有什么矛盾。1994年、1995年省里考核时，我把他说成了一朵花。(笑) 　　记者：他到底是不是一朵花？ 　　张西德：不是。 　　记者：为什么您要把他介绍成一朵花？ 　　张西德：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好几年，有啥问题我都爱说，很直，一般问题我也不大讲情面，该说就说了。但是组织上要来考核，在关键的时候都还是说人家的好话。 　　记者：组织考察肯定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您把他说成一朵花，缺点不说，您这样做妥当吗？ 　　张西德：唉，他不就是想当书记吗？追求进步也是好事嘛。(笑) 　　记者：您不觉得您没有向组织讲实话吗？ 　　张西德：这个事我做错了。我理解组织，但是目前这种考察干部的方式难以考察出真实状况，你今天对考察人员讲的话，明天就有可能传到对方的耳朵里，所以，干部体制不改革，很难避免。 　　记者：“四．二事件”处理完后，您被调离了临泉县，而当时您还没有任期届满，您是否觉得这是组织对您的一种变相处罚？ 　　张西德：我服从组织安排，到现在没话说，我不能说别的。不过我调离的时候还升了半级，从正县到了副厅。 　　“我是临泉最好的县委书记” … 继续阅读 →

桂林７月３１日电（记者 蒋桂斌）“虽然他们不是通过正常渠道移民的，在目的地国也没有合法身份，但是他们的基本人权应该得到目的地国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麦金利在此间说。他表示，国际移民组织将为此创造更好的条件。 麦金利在“伯尔尼倡议”亚洲区域磋商会议上说，正常移民因为得到目的地国的许可，有合法身份，他们也许享受不到与当地人一样的待遇，但是合法权益是有一定保障的，“最麻烦的是非正常渠道的移民，保护他们的权益困难很大。” 目前，非法移民最主要的方式是偷渡和人口贩卖。一些发展中国家公民受到“蛇头”欺骗，在非法移民活动中，不但钱被“蛇头”骗走，而且证件被“蛇头”扣留。这些人到了目的地国后，缺乏必要的救助和保护，有的人被虐待、剥削，一些女子被逼迫卖淫，甚至有的人还失去生命。“这的确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国际移民组织正在与各国政府合作，致力于救助这些非法移民，”麦金利说，国际移民组织有一些项目，比如提供小额贷款，帮助非法移民回到祖国，或者安排一些项目，使非法移民的身份变成合法，并对接受国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保东说，各国政府应该大力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是许多非法移民又是人口贩卖等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因此各国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予他们基本的人道主义待遇，并提供必要的救助。国际移民组织是移民领域惟一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处理移民事务方面为各国政府和移民提供服务。到今年６月，该组织共有１０５个成员国，２７个观察员国以及包括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在内的６０多个观察员国际组织，其中，中国是观察员国。

　在赵燕就医的时候，不少美国女医生都为她流下了眼泪，其中一名牙医还向她推荐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牛奶品牌 一位中国女性，在美国遭到警察的无端毒打。 与美国主流媒体对此不置一词的冷漠不同，中国媒体乃至中国政府，热切地关注着在国外受到欺辱的同胞。 7月26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电话时，特别就中国公民赵燕在美国期间人权受到侵犯一事，要求美方立即对此案进行认真、彻底的调查，依法严惩有关肇事人员。鲍威尔表示将过问此事。 在中国外长提出特别关注后，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当天随即在例行发布会上说:“国土安全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我们期待着尽快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屈辱超过身体的痛苦 37岁的赵燕来自天津，受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农业部门的邀请参加“木材洽购会”，于7月12日持商务考察签证进入美国。由于没有买到23日回京机票，公司建议她去尼亚加拉瀑布游玩。于是，在华盛顿和费城洽谈生意后，赵燕于21日参加了从纽约市出发的“尼亚加拉瀑布两天一夜游”旅行团，准备25日返回北京。 岂料，噩梦般的遭遇突如其来。 赵燕说,从小到大父母都没有打过她。 但是，这次却是一场胡椒水和拳打脚踢一起来的毒打。美国移民局警察对无辜的赵燕进行了拳打脚踢，主要嫌疑人罗伯特・洛德斯还多次用膝盖顶她的头部，并抓着她的头往地上猛撞。 头晕、头痛、腰痛、耳鸣，赵燕现在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总问“这里安全吗”。她说，我“总怕会有人进来打我”，最初几天甚至听到美国男人说英文都害怕。 赵燕向美国《每日新闻报》记者表示：“被警察殴打的屈辱远远超过了身体所受的痛苦。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我原来非常有信心，但我的信心现在全都没有了。我现在住在朋友25层高的公寓里，有时候，我真想跳下去。” 但是，赵燕还是坚强的。7月23日，在受到殴打后的第3天，她就委托律师准备提起民事诉讼。7月27日，在罗斯・里根律师楼，赵燕填写了“纽约州犯罪受害人福利申请表”，迈出了寻求赔偿的第一步。当天中午，赵燕面对媒体时，尽管由于牙龈断裂、神经裸露，每吸一口气都感到痛，但她还是反复地说:请大家放心，也请我的家人放心，我会很坚强的。 也许这份坚强是遗传的。赵燕十多年的老朋友提起她来，说道:赵燕的父亲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赵燕这点随他。在老朋友的印象里，赵燕的父亲凡是自己可以处理好的事情绝对不会麻烦别人帮忙，别人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爷子也是热情有加。 赵燕的父亲是工厂的干部，母亲是一家幼儿园的员工。赵燕是家里的老二，自小就有主见，精明能干，家里好多事都是赵燕作主，有时甚至超过她的哥哥，可以说是家里的顶梁柱。 1982年秋天，赵燕进入天津幼儿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专业学习。当时的同班同学回忆起来，说她“特别刻苦，每天练习指法、背乐谱，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最用功的”。 1985年毕业后，赵燕做了老师。但不久后，由于父亲长年患病，赵燕辞职回家。后来，有了时间，赵燕开始自己创业，开办公司。 　　关心无处不在 赵燕所在天津兆淼工贸有限公司公司的职工说：“全公司都非常关注赵燕的身体情况和个人安全。她在给公司打来电话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自己的伤势，怕大伙担心，影响工作。” 在天津，赵燕的朋友、同事以及一些关心赵燕的人们系起了黄丝带，等待赵燕归来。 赵燕的律师里根告诉赵燕，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关心她，天津市市长在关心她，外交部长在关心她，各个方面的人都在关心她。 赵燕听后非常激动。7月28日，她通过协助里根律师处理此案的中国部主管孙澜涛先生向国内外媒体和全美国人民表示感谢。她说，自出事以来，大家给了她很多支持和关注，同时她还特别提到，大部分美国人民还是非常友善的，打人的洛德斯只是特例。 在赵燕就医的时候，不少美国女医生都为她流下了眼泪，其中一名牙医还向她推荐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牛奶品牌。 在发生事件的费城，两名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官员南希和戴维斯给她寄来鲜花并亲自致电慰问。 另外，赵燕还得到了纽约最好的心理医生霍夫曼的照顾。赵燕的牙医也不计较3万美元的费用，表示先治病再说。 赵燕感谢他们。 7月29日,据美国《侨报》消息,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承诺负责中国被殴女公民赵燕在美期间的医疗、生活和诉讼费用。 现在，赵燕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9月20日正式开庭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只有母亲，还让她常常放心不下。她总是叮嘱大家不要去打搅母亲的生活，提醒媒体工作人员尽量把节目做得短些，不要让母亲看到了太担心。 去年,赵燕的父亲去世后,赵燕的母亲特别伤心。本身就有一些老年病,再加上至亲至爱的人的忽然辞世,赵燕的母亲经受了巨大的打击,身体更加不如从前。 赵燕一直不想告诉母亲，但母亲还是从电视上看到了女儿红肿的双眼和伤痕累累的额头。67岁的刘文敏老人悲愤难平。 一个远离祖国的个人在异国国家机器面前是十分渺小的，但身后的祖国和同胞会是她最大的依靠。此时的赵燕对此深有感触。她说：“当我第一次听到崔爱民副总领事的声音时，我哭得说不出话来了。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了祖国。”

半月谈杂志社以《王幸福：以一个农民的名义调查真相》对王幸福的自费秘密调查事件进行了首家报道。 “我的处境很危险” 记者：许多媒体对暴力征税事件发表评论，多家媒体提到“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我想问您，您感觉自己现在幸福吗？ 王幸福：我现在（稍停顿）――也幸福也不幸福。 记者：为什么？ 王幸福：我感到幸福的是，我反映的事情，拖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得到了全国上下包括新闻媒体的重视。在上级的压力下，农户的部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感到不幸福的是，我现在被称作“农民英雄”，可“农民英雄”却不敢在家里住；我被称作“正义的化身”，可“正义的化身”却整天被人监视。 记者：您现在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那怎么会幸福呢？ 王幸福：总体来讲，我应该感到幸福。我的所作所为就是为群众办事，既然办了些事，我还是满足的、高兴的、幸福的。 记者：您家里的电话“已停用”，怎么回事？ 王幸福：一是这段时间总打电话，欠费了；二是上面干扰，不让电话开通。 记者：那您现在怎么和外界联系？ 王幸福：我在朋友家里和外界联系，找放心的地方，在不放心的地方我是不敢打电话的。 记者：您说您被监控，何以见得？ 王幸福：我在北京还没回家的时候，一个老乡给在家的女儿打电话说要去，电话放下没到10分钟，那老乡还没到呢，乡政府的人就骑摩托车到我家了，问我女儿这个人来你家了没有。你说这不监控怎么能知道？ 记者：这次媒体对您的报道，对您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 王幸福：我对待这个事很冷静，媒体是公正的，他们主动找我，我很欢迎。但县里对我是更加仇恨，他们认为是我主动找媒体揭他们老底，你也知道，不是那样的。唉，顺其自然吧。我的处境很危险，随时有被打击报复的可能。 记者：现在县里对您的态度怎么样？ 王幸福：这个事在半月谈被头次曝光后，全国各地来了好多媒体，都直接跟我接触，不找也不想找县里。我听说，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夜不睡觉，开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个事。记者一来，县里摩托车、轿车全上来了，拉媒体记者去县里住宾馆，还说我们得招待你们保护你们。有一天晚上，一个记者半夜偷偷跑回我这儿，说县里对你进行了人身攻击。我说那你们怎么看，记者说：“这表明他们对待你搞调查的事，态度还不端正，还是没有正确对待你。”其实攻击我反而增加了社会各界对他们（县领导）的批评。“ “有些人说我是民间信访局长” 记者：老百姓对您怎么看？ 王幸福：很多乡亲们找我问政策，咨询利益纠纷、土地纠纷、民事纠纷――我那儿好像一个“法律咨询处”，有些人说我是“民间信访局长”。（笑）现在政府派了很多眼线来跟踪监视我，而其中有两个眼线已向我表明说，他不但不会为政府通风报信，反而做我的“地下党”，为我传递信息。 记者：可有的人对您还有成见。 王幸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的名声不好。我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随大流，而我要跳出来，替弱者说话。我敢当面指责干部的错误，人家说我精神不正常，有点二百五。 记者：您做这调查，图什么？ 王幸福：我不出这个头，农民们受的苦永远没人知道。 记者：家人支持您做这个调查吗？ 王幸福：我的儿子对这事很恐惧，很担心，也很生气。有一年过年因为这个事都不回家了。女儿非常支持，她说她爸爸是个大英雄。 “我的调查报告被回良玉副总理批示过” 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是哪次？ 王幸福：有一次听说征税人打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打完了还踩她。我就偷偷上门调查。那家人听说我是来调查的，全家人都跪在了我面前。一边哭，一边喊我是青天。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哪儿是什么青天啊，我就是一个农民而已。可是，他们受了太多的委屈，根本没地方说去。所以连我这样的人，都被他们当作救星了。于是，我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记者：暴力征税在您身上发生过吗？ 王幸福：在我身上发生过乱收费的事。但是，因为我平时注意学习点相关政策，能讲出道理来，他们不敢乱来。 记者：调查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幸福：有人不愿意说；有人怕被打击报复；有人觉得，你一个农民能管什么？有些人家，我去了三次都不和我说。 记者：怎样博取农民的信任？ 王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问他们要钱财，不求他们报答，农民兄弟自然就知道你这是在帮他们做事。 记者：一个农民做这样的调查很难被人理解。 王幸福：许多人问我是不是有后台，我告诉他们，后台就是中央的政策。其实，政府有很多替老百姓着想的好政策，但是，有些官员不执行，或执行得走了样。 记者：调查时您有顾虑吗？ 王幸福：调查这个事，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不是为了出名。当时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花了那么多钱，还没有回音。我的信不被认可的话，信转下来，县委县政府再砍我一家伙，打击报复，白花钱不说，还得吃亏，将来谁为我洗清冤枉啊？ … 继续阅读 →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俱乐部当地时间31日凌晨2时30分（北京时间5时30分）左右发生爆炸，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人、7名其他国籍的人。 爆炸发生时俱乐部正准备结束一天的营业，但俱乐部内尚有一些还没有离去的客人。爆炸发生后，俱乐部内火光冲天，但大火不久被扑灭。巴基斯坦警方在爆炸发生后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初步认为爆炸可能是由电器故障或煤气泄漏引起的。 不过，据这家名为“中国人俱乐部”的俱乐部老板向记者介绍，事发前一个星期之内有一个携带黑色电脑包的可疑男子天天光顾这家俱乐部，每天直到营业结束时才离去，事发当天这名男子也到了俱乐部，但在爆炸发生前突然离开。 人民网记者在现场看到，爆炸使俱乐部两层小楼的门面严重受损，设在俱乐部一层的酒吧一片凌乱，一台空调主机和很多玻璃碎片散落在楼前的草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