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长篇专访陈为军:好死不如赖活着

 武汉电视台的陈为军自己也没料到,他一个人用DV拍下的,记录一农家小院里日常生活的片子,会成为一部让人心灵震撼、为他赢来世界声誉的作品。

 在武汉,我爬上7层楼,大汗淋漓进了陈家。在凌乱的客厅里,我看了这部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纪录片。80多分钟的片子看完后,我的手脚冰凉,胸口透不过气儿来。

 陈为军不停地吸烟,烟盒里、茶几上的烟被抽完。他又从烟缸里扒拉出烟蒂,小心地撕开,拈出烟丝,用纸草草地卷起点燃,再吸。

 我开始听他讲拍这部片子的幕后故事。

 我担心马深义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2001年春天,武汉来了5个艾滋病人。

 请这5个人来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他是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医生。他自己花了十几万元,去河南十几趟,结果发现的病人越来越多。他觉得靠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行时,说服了这几个病人,到武汉来公开面对媒体。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一个艾滋病人敢把自己的脸放在屏幕上,要全打上马赛克。

 开始,老桂把病人安排在一幢医院宿舍楼里住,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医院宿舍区的居民知道了跟他吵,还要给市长打热线电话投诉。最后,老桂做了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把5个病人带回自己的家。

 老桂在我心目中是个圣人,我很早就采访过他,他的家我也常去。可是那天,我进了他家后特别紧张,他家的板凳我一个都不敢坐。在这之前,我从没接触过,也没见过艾滋病人。

 那一幕让我触目惊心。

 餐桌上铺了一层报纸,老桂亲自给病人抽血样。5个病人里有一个男婴,因为孩子的血管细,血要从脖子上抽。孩子被按在餐桌上,手里紧攥着一根小麻花儿,是一个女记者买给他的。往他脖子上擦消毒水时,孩子还四处张望,没哭,等针头一扎进脖子,他眼睛一闭,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可针头一拔,他立马就不哭了,赶紧把麻花塞进嘴里吮着。我的眼泪,一下子糊住了视线。

 这个男孩叫马占槽,同来的有他的爸爸马深义,妈妈雷妹。我还得知,他家还有俩女孩,二女儿马荣4岁,跟我女儿一般大,也是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我就这样认识了马深义一家。

 在农村,家里有一个病人就会被拖垮,因病返贫,何况这个5口之家,竟有4个艾滋病人。

 我自己出生在农村,我很想知道,他们这家人,遇到如此灾难,面对生死,会如何选择、如何活下去。我想记录这些最贴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当时我就问马深义,拍你们家,行不行?我担心他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了:“中!咋不中呢?”

 那一晚,我被拍摄方案搅得一夜无眠,各种各样的细节在我的脑子里滑来滑去,但我还是想简单了,在后来历时一年的拍摄中,我要见证的是令自己人生观、生死观发生巨大变化的生命惨剧,其间,我几乎承受不下去……

 纪录片开头:

 “娘哎,我的娘啊!”一个女人的哭嚎。镜头从黄土小院摇进门,定格在墙角一顶蚊帐和地下的扁箩筐,里边躺着的女人在哭叫着、呻吟着,接着,她发出一阵人的笑声。

 “雷妹!雷妹!”有人喊她。

 雷妹停止了哭笑,又过了一会儿,说:“我心里难受,我心里不得劲儿。”

 雷妹被人从蚊帐里扶出来,踉跄地走到桌子前,点上一根白蜡,又燃上一把香,对着墙上的一张黄纸片,一边叩拜,一边念叨着:“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4岁的马荣跟桌子一般高,围着妈妈看着,她喘了一口粗气,说:“你的香掉了。”

 我见到雷妹时,她的病已到了晚期。

 第一次在老桂家见她时,她用手托着下颌,头发毫无光泽,尖瘦的脸上最突出的就是眼睛,很大,空空地盯着窗外,完全无视身边几十号人和啪作响的照相机快门声,眨都不眨一下,眼神绝望而凝固。

 镜头前,她绝少有笑脸。在巨大的病痛折磨下,当身体和精神无法承受时,她就要喊、要叫,一会哭一会笑,歇斯底里,这样才会好过些。她让人给弄了个小黄牌牌,上边写着“山神之位”,爬起来,点把香,拜几拜,“好了,好了!”她在给自己找精神安慰。

 那天在她家,雷妹上完香,情绪稍微好些,坐到了院子里,这时,我拍到了一个超长镜头,长达十几分钟,我没剪一下,全部用到了片子里。

 纪录片片断:雷妹坐在院里,抱着马占槽喂他牛奶。“你跟马深义是怎么认识的?”

 “媒人介绍的。我当年可红火哩,可不一般。”雷妹说。

 “怎么个红火法?”

 “吃的、穿的、戴的,那时刚兴戴手表,我就戴上了。”

 “结婚时,找马深义要了什么嫁妆?”“一身衣裳,押个彩礼,钱。”“多少钱?”

 “800。过节时,他抬点酒、抬点肉,给老丈人送去。”雷妹说着笑了起来。

 “那时候,你肯定漂亮?”“嗯,说不上赖。”

 “小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干什么,有什么打算?”

 立刻,雷妹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答道:“我只想,有吃的、喝的、穿的就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死了,孩子们好好的,让他们长大,成个人,成个家。把我儿子的病治好,把我小孩的病治好。后果是我造成的,找谁呵?”

 她眼睛盯住地,脸因说话用力而变形:“我现在有说不出的苦,说不了的难处,我心里就知道悲痛,光想哭,难受,心里不得劲儿……”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一个农村妇女,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是结婚。所以,看她身体还是好的,又能坐到院子里,我就这么问她,想让她想点好的,高兴起来……

 当我问她小时候,想过长大干什么,有什么打算时,她一下从高峰跌回到了现实,神情大变。最后,她突然张开双手,大叫了一声:“抓───”

 在与雷妹的相处中,我感觉得到她内心一直有一种负罪感。她和马深义是因采血染病,俩孩子是母婴传播,所以,她反覆说:“只要让我的孩子好好的,能把这个病治好,我死了都甘心。”“我宁愿自己死了,只要我的孩子好好的,长大。”她跟马深义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内心的自责。

 雷妹,这个只上过小学3年级的农村妇女,对生活的要求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基本不过了:一辈子有吃、有喝、有穿,孩子长大成人。可这,她也实现不了。

 如果没这个病,这一家人,现在是最好、最快乐幸福的时期。两口子才30出头,老公身体健壮,又能干,3个孩子活泼可爱,长得都好看。

 在一两个小时内,死,被忽略掉了,绽放出一种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这一小段难得的欢乐

 马深义家在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位于驻马店的东北方。我拍片那会儿,村干部以不能报导疫情为由,告诉村里人,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奖给谁50元钱,50元钱对他们不少。我第二次去,还没进村就被抓住,教训了一顿,写了份保证,然后被押送上了火车。

 每次去,我是从县城步行到村,要走个把小时,基本上是从玉米地里穿进去。中秋节晚上,我回县城时在玉米地里迷了路,从晚上7点走到12点,还没走出来。有一次,我跟马深义去看他住隔壁村的岳父,我俩骑着自行车,摄像机用化肥袋子包起来。结果,半路还是被一个乡干部抓了。还有一次,几辆警车围着村子,我跑到一个老党员家,躲进玉米缸里,才没被抓住。当地政府过去是这个态度,现在不了。

 马深义住在村南的一条陋巷里,只修了半边院墙。因为怕人看见,每次去,我都是先偷偷溜进离村子最近的人家,别人把我的摄像机用化肥袋子提到马深义家,我装扮成农村人的打扮再溜进去。

 我只能猫儿在他家小院里,所以,片子里几乎没有外景。我被限制在这个小院,小院被抽象成了一座舞台,几个人活动在上边,镜头完全聚焦在这个点上,里边出现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

 片子拍到中间,几乎拍不下去了。马深义怕村里知道我在他家拍片,再找干部要钱就不好要了。我说:你看,别的村子没有免费诊所,你们村子有,为什么?就是因为已经有许多人知道文楼村的灾难,所以才来帮你们。同样,我拍你们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家的事,就是帮你家啊。总之,我是好话、臭话都说完了,他最终同意我拍下去,但有时也不太跟我合作。

 秋收时,我又去了,马深义家的玉米收回来了,脱粒后堆在院子里晾晒。马深义不理我,我只好自己搬个小板凳,在房门口干坐着,机器搁在腿上。

 雷妹去了村里诊所,就因为院里堆了一大堆玉米,有病的妈妈不在家,3个小孩的天性一下迸发出来,他们在玉米堆里挖挖挖,再把手脚埋起来,玩得那个高兴。

 我用镜头吊他们,一会儿吊这个,一会儿吊那个。因为是傍晚,夕阳把这座小院、玉米堆和孩子都涂上暖暖的金黄色。本来这种片段在纪录片里是很难用的,没有语言,没有故事,就仨孩子在玉米堆上玩耍,但我舍不得剪。

 一直以来,这个家庭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大人孩子都习惯叹粗气。就因为雷妹暂时不在家,院子里多了堆玉米,在一两个小时内,死,被忽略掉了,绽放出一种生命的美,生活的美。我感受到了这一小段难得的欢乐,所以,我把它完整地保留在片子里。

 我找人做了一段音乐,配这个画面,我跟做音乐的人说:就好像他们的妈妈,正在天上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玉米堆上欢快地玩耍。因为那个时候,雷妹已是弥留之际了。

 其实,像地方政府的阻挠这种外在的困难好克服。拍片时,最难的最难的,是我内心的挣扎和煎熬。最震撼我的,倒还不是生死,而是拍雷妹躺在板车上那段。

 在夏天,我拍雷妹喂儿子牛奶时,她让马占槽喊自己“妈妈”,但马占槽不会喊。到了中秋,马占槽会喊第一声“爸爸”时,雷妹已经不认识他最挂念的小儿子,躺在一架板车上快不行了。

 这时的雷妹,已经不像个女人了,眼神迷离,脸上落满了苍蝇,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呛人。

 我一边拍,一边心里骂自己,拍这样一个经受着炼狱之痛,命搭阴阳两界的人,太残酷!我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不能拍了,不能再拍了!每个人的死,都应该死得有尊严,她的死,一点尊严都没有,非常可怜、非常可悲。拍这种没有尊严的死,是对她的亵渎,是对生命的冒犯,我不忍心再拍下去。

 可我又想,现在进到村子里的记者,可能只有我一个,这样拍,虽然很残酷,但我会让世人看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妇,一个艾滋病病人是如何死去的;我的记录,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艾滋病对生命的扼杀,对生命尊严的摧残。我没把机器关掉,是因为我相信,我拍下来的残酷,一定会让看到片子的人,正视艾滋病对人类生命戕害的惨痛。

 本来,我跟马深义讲好了,家里有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我好去拍。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雷妹的妈妈去世了。

 雷妹的弟弟也是因艾滋病死的,但她妈一直没敢告诉雷妹,怕她在弟弟的葬礼上哭一场,会恶化她的病。没想到几个月后,雷妹的妈妈因为手术后伤口感染突然去世。雷妹回到娘家,在坟头上大哭一场,回来后再也没起来。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但马深义闷着,不跟我说,等我去了才知道这事。纪录片的遗憾就在这,不能补拍,更不能摆,必须很真实,过去了的事,就永远过去了。

 从那晚起,马深义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连称呼都变了。以前他喊我老陈,那天晚上,他叫我老陈哥

 雷妹死于农历霜降。

 马深义又没给我打电话,是村里人告诉我的,人已经死一天了。我一听就急了,已经晚上六七点钟,我马上坐火车赶到驻马店,到时是凌晨。我想包辆出租车直接去村里,的士司机一听说我去文楼,吓得都不敢去,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愿意去,但他把我丢到离村子老远的地方,非叫我下车。

 留给我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天一亮,拉雷妹的人一来,我就得躲起来,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下了车,我硬着头皮往村里走。这一截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因为心里害怕,觉得特别漫长。

 大约是凌晨4时,四周很黑,但我却能看见地里突起的坟头。我知道,这些新坟里埋的,大多是些暴毙而亡的青壮年。影影绰绰地,我老觉得每个坟头上都坐着一个人,在望着我。

 每次去村里,与人交往后,我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每次从村里出来,我会长舒一口气:哎呀!我又新生了!一是害怕被抓,神经紧绷着。更主要的是,拍的东西让人心里太压抑。这一年,我去这个村子20多次,进进出出的,我感觉自己像是出入阴阳两界。

 那天凌晨,我直接去了马深义家,一开门看见是我,他很意外。

 尸体就摆在地上,雷妹静静地躺在杂乱的麦秆上。我们两个男人坐在她身边,吸烟。后来,马深义揭开雷妹脸上的被子,让我看。

 第一眼看见雷妹,我就对马深义说:“雷妹变漂亮了!”我说的是真心话。自从我认识雷妹起,她一直被病痛折磨着,整天咳啊咳,愁眉哭脸,甚至歇斯底里,没个好样子。现在,她躺在那儿,脸一下放开了,痛苦消失了,死后的雷妹,样子平静安详。我又对马深义说:“原来,雷妹很好看啊!”马深义同意我的话,他蹲在雷妹头顶,看着她,说:“只是她的眼睛,老也合不上,我给她拨了几次,都不行。”

 当时,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着,心想:她怎么可能合上眼呢?娘家,还留下一个老父亲;自已又撇下老公,3个没成年的孩子,俩小的又是那样,大的将来就是孤儿,她怎么可能合得上眼呢?

 我想拍这样一个镜头:镜头从雷妹的脸摇到墙上,她活着时常常拜的山神之位。镜头离她的脸很近,再摇到墙上,也就一两米的距离。可是,我连摇了3遍都不成功,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太不平静,我对雷妹已经太熟悉了。

 从那晚起,马深义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连称呼都变了。以前他喊我老陈,那天晚上,他叫我老陈哥,我俩说了很多话。

 说这话时,马深义非常平静,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死亡期限

 在这个家里,雷妹先走,是雷妹的福气。

 其实,马深义受到的煎熬最大、最多。

 第二天火化回来,马深义蹲在门边,开口说了很长一段话,他说这段话时的表情,是任何一个高明的演员也表演不出来的。

 纪录片片断:

 马深义靠在门框上,头顶的白帽还没摘,老半天,他才开口说话:“受罪呵!”

 又停了半晌,才继续道:“看人死的过程真难受,我以前年纪小一点,别人死没见过,从我亲身经历,我看见我媳妇落气时,心里难受得很,看了难受。”

 “落气那会儿,人真是最难受,嘴整个张着,光喘,出气多,回气少,不到一个小时就落了气。我喊她,她只睁眼看着我,一句话也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恐怕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感受到雷妹死后的气氛,那种死亡的压迫,是非常可怕的。

 他见证了雷妹的死亡过程:一个活蹦乱跳的好人,发病,慢慢枯萎,最后死去。他肯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将来。他受到刺激,感到惊恐,受不了,他需要找人说,说出来才好受些。

 待在马深义家的小院子里,看着他整天忙忙碌碌,即要照顾快要死的老婆,又要拉扯3个没成年的孩子,他自己也是个病毒携带者,不知哪天会发病。我不止一次地想:马深义是最有资格自杀的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马深义的本能比勇气更多,他把生存压力承担了起来,顽强地活着,他有太多牵挂,要照顾家人。他总说:“我就想,给孩子多弄俩钱。一旦我病发了,躺在那儿,怎么办?我老往那儿想。”

 每次去,我都把时间标在台历上。我发现,每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着他的未来。

 在片子里,小儿子马占槽的脸蛋总是脏兮兮的,但他盯着镜头的眼睛却是亮晶晶的。他光着屁股在院子里四处爬,把一只大塑料盆举到嘴巴边,想把它当碗来喝水;他坐在地上啃一块馍,他的两只小手抓紧奶瓶急切地喝水;他坐在小板凳上,同样感染了HIV病毒的小姐姐喂他吃面条;他爬向平板车,小手抓住车轮,一用力,把自己拉起来,扶着车轮站稳了。他的黑眼睛往上望着,浑然不知车里躺着的,是他快要死去的母亲……虽然马占槽每天多次腹泻,但他还是学会了走路,一天天地长大。

 纪录片片断:马占槽学走路。他扶着墙、扶着门,趔趔趄趄地走着。

 “槽,过来!”马深义喊他,马占槽东摇西晃地走过来。“会走了,现在。”马占槽想去玩水,又去推他那辆叮当响的铁推车。

 马深义一边望着儿子一边说:“就这个劲儿,一天到晚野,扶着哪都想去。”“过了年,二三月里,棉衣一脱,就会跑了。”

 他抱住儿子,马占槽盯着镜头的眼珠,又黑又亮。

 马深义道:“听人家说,携带这个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

 说这话时,马深义非常平静,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划了一道线,死亡期限。我感觉,死,马深义肯定想过上万遍了,所以,他才能这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问马妞:“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脱口而出“不怕!”

 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一家,面对这样一个灭顶灾难,表现出了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活下去的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是最大的解脱,但他没这么做。他还在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活一天,就活好一天,他这样做了。等到了春节,他的家已经相当平和了。

 纪录片片断:春节。

 马深义从塑料袋里拿出小孩的新衣服。他问身边的马荣:“马荣,你知道啥叫过年吗?过年,吃肉,买花衣裳。你都不懂。”

 马深义往马荣身上穿一件粉红褂子,马占槽走过来,摸马荣的衣服。马深义拿开他的小手,说:“你别摸她哩,你别摸她哩。”

 马深义回头看了一眼也在穿衣服的马妞,说:“马妞,你的褂子小了。”

 “我让你买大的,你也不买。”马妞埋怨道。

 穿上新褂子的马荣,对着镜头表演节目,她唱道:“新年好呀,新年好呀……”她停下来,说:“光会唱新年好!”

 马深义包好了饺子,然后往门上贴对子,但对联用的不是红纸,而是蓝纸。

 “明年贴绿纸,后年就是红纸了。”

 在片子结尾,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蛇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马占槽学会了直立行走。”

 为什么我要点这样一句呢?你看这孩子,在片子里有一个细节,他自己拣了一瓣大蒜吃,这是他第一次吃,辣得牙裂嘴。他会爬、会走,到处摸到处看。他知道墙是硬的,开水是烫的,他认识会越来越多。可是,当他刚刚对这个世界有迷迷糊糊认识时,病就来了,死亡就来了。

 人活下去,是因为有希望。可对这个小生命来说,没有未来,这太不公平了!

 第二句我说:“他的大姐马宁宁,也在这一年知道了什么是艾滋病,什么是生死离别。”我曾问过马妞,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她当时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到最后,过春节时,我再问,她知道了。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就是现在片子的结尾。

 马妞站在门边,怀里抱着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脱口而出“不怕!”我接着又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她还太小,无法表达清楚,我猜想,也许她是出于亲情,觉得照顾弟弟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许她现在对这个病,还知道得太少。

  4岁的马荣,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她妈妈去世后,马荣每天晚上还问她爸:你到不到西头去?因为她妈去世前几天,每晚都住到村西头的免费诊所里,她爸去照料。她妈都已经死了,埋掉了,她还弄不清死就是永远离别,还以为妈妈躺在村西头的诊所里,但大女儿马妞知道了。

 雷妹去世后,半夜我和马深义守着她,这时,马妞起来了,抱着弟弟。我看到她的眼神,她看着躺在地上的母亲时的那种眼神,充满了恐惧、害怕。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死,就是阴阳相隔,天各一方,再也不能见面的事情。

 每次看到他们,感觉很辛酸。我希望这个片子能在国内播放,我想让很多生活比他们好的人,看看还有人是这样活着的。我最希望,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可能成为“艾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我一共拍了40多个小时,最后剪出80多分钟的片子。从拍到剪,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难受,片子一剪完,我就放声大哭了一场。

 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换回一个奖牌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

 片子是2002年10月出来的,我先交到“金鹰奖”评奖会,但进了第一轮后就被退了回来。

 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多是些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山区教育标签,从不触及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东西。我们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通过网上报名,我参加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被选中。2003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国外有10来家电视台播了这个片子,包括美国的HBO和英国的BBC。今年5月,这个片子,获得了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Award)。

 得这个奖,我有些意外,它相当于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奖。这次获奖的纪录片,还有“60分钟”节目的主持人克劳夫特的片子,是关于公众质疑美国副总统切尼的。

 颁奖仪式很隆重,主持仪式的是美国身价最高的女主持人。站在领奖台上,我说:“并不是我的片子做得有多好,而是这个家庭的命运感动了你们,我在这里代表影片中的这个家庭,感谢你们。希望这个奖项,成为这个家庭和类似处境的人们得到更多关怀和帮助的起点。”

 在美国,一个女记者问我:你现在住的华尔道夫酒店,是来访的国家元首住的。你住这样的酒店,得这样的奖,又有这么多人找你签名,你会不会改变,不再去接近普通人?

 我告诉她:我的改变,不是住到这样的酒店里改变的。在我与那个家庭的交往中,我已经改变。如果说以前我还有点名利心的话,拍完这部片子,我的那点名利心消失了。如果仅凭名利心,这个片子我早就拍不下去,早撂了。

 这是部个人小制作的片子,片子拍得很粗糙,有的镜头甚至晃。它最终能不能公开播放当时不知道,更没想到会给我带来什么荣誉。如果让我用生命为代价拍一部这样的片子,换回一个奖牌的话,我肯定不会去做。是信念支撑着我拍下去,坚持下来的。

 你问我,有没有人质疑我是在出卖别人的苦难?目前没有,因为片子在国内没公映。在美国,这次获奖的还有着名战地记者詹姆斯・奈崔,他曾拍过卢旺达大屠杀、印尼骚乱等片子。我俩在一起时,讨论过这个话题。

 他对我说,以后,你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是这样自我解脱的:如果我们不去拍,这些人就会默默无闻地死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帮助他们。我们把它报导出来,假如人类再遇到类似灾难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在国外,每次放完片子,观众和记者问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会更好地帮助这个家庭。记得有一个观众跑上来抓住我的胳膊问:我给你开张支票,你给他们带回去。我说,支票他们兑不了。他马上又跑出去,在取款机上提了300美元,一定让我捎给马深义家。

 看到别人在苦难中,作为同类、同种动物,人会本能地想去救他们,不管他是哪国人。我想,好的纪录片让人看了,会有切身感受,会动善心、善念,会自我反省。有人问我,拍纪录片的人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我说,第一就是要有善心,否则,首先影响的,就是你对选题的判断。

 片子的社会影响,超过我的想像。

 有人在网上留言说:观看过程中,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禁不住泪流满面。可以说,这辈子从未有过任何一部艺术作品,能如此深深地感染和震撼我的内心到如此地步!

 发明“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也看了我的片子。他说看了那么多关于河南艾滋病的报告和资料,但这部片子,让他震惊。

 香港有家基金会,专帮艾滋病人,他们想用我的片子做宣传片,为中国的艾滋病人筹款,问我同不同意。我怎么会不同意呢?

 别人说我,片子拍到这个份上,应该继续拍下去。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三五年内,小姑娘马妞会把她的亲人一个个送入黄土。如果这部片子的总片出来,一定会更有震撼力。我这辈子,只拍一部这样的片子也就够了。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再继续拍下去。

 我拍这部片子,是帮了他们家,也为艾滋病人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变马深义一家的命运。就好像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水火中挣扎,却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心里很难受。经历了一年这种生死离别之痛,现在让我回头,再重新体验这种痛苦,我受不了!

 前不久,吴仪副总理去了马深义他们村,政府现在免费提供鸡尾酒疗法的药,马深义也在接受治疗。但吃这个药副作用大,胃难受,他吃吃又不吃了。中国,解决艾滋病问题还得靠政府,政策上的一点点改善,受益的是整个艾滋病人群。活着,就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些。

 我现在去马深义家,不带机器,纯粹是看望,或把一些捐款拿给他。今年春节我去了,待了两天。马占槽还很健康,到处跑,我给他买了两把小手枪,他整天挎着,到处比划。但马荣的病出来了。她去年开始上学,很爱学习,拼音写得特别好,马深义拿给我看。她的小腿很细,老喊腿痛,不吃东西。最近我听说,她上学要走10分钟的路,现在已经走不了了。在心里,我早已把她当女儿看,让我再去面对她的死亡过程,我做不到。

 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荣,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的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着他们到生命的尽头。让我一个个面对,我宁愿放弃这部完整的片子。

 如果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把这部片子拍完,它对社会的警示是惊世的,这种机会对一个拍片的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不愿再去做,就是有人拿枪逼着我的头,我也不愿意再去经历了。

  6月1日,我刚接到一个传真,美国一家多媒体公司要出我片子的DVD。我告诉他们,此项委托发生的所有收益,全部用于帮助艾滋病人,我一分钱也不要。这样做,不是我学雷锋学来的,确实是拍这部片子改变了我。这么做,也会让我心里好过些。

 现在,三更半夜,马深义会突然给我打电话:老陈哥,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心里不得劲儿……

  (原载《中国青年报》6月30日“冰点”)

收藏
此条目发表在 新闻快递 分类目录。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