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五月 2004

因参与‘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落败而一夜成名的当今美国另类偶像孔庆翔（William hung），昨天做客多伦多蓝鸟棒球队，对多伦多进行 24 小时的旋风式访问。 昨天在天虹体育中心召开的记者会上，面对当地数十个媒体的接连提问，首次访问多伦多的孔庆翔满面春风，沉着应对，全程保持友善笑容，并按照媒体要求不时做出招手、翘拇指和 V 字手势，表现友善又配合。这个北美新鲜出炉的奇特偶像，向多伦多人展示其单纯、真诚和开朗乐观的个人风格。孔庆翔此行是应多伦多蓝鸟队的邀请，出席昨天下午在天虹体育馆举行的多伦多蓝鸟队对德萨斯游骑兵队（Texas Rangers）棒球赛，并在现场献唱‘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同时也为其第一张个人大碟做宣传。 孔庆翔由母亲陪同前来多伦多。记者会中，他母亲坐在台下媒体席上。但是当孔庆翔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他就会向台下的母亲求助，由母亲教他回答。 孔庆翔表示，参加‘美国偶像’歌手选拔赛是他最难得的人生经历。对于自己不经意一夜之间成了名，孔庆翔十分高兴，他坦言，成为偶像，得到众多人的支持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成名后的孔庆翔可谓星途一片光明，刚刚完成 FUSE 音乐网和 ROCH唱片公司为其灌制的第一张唱片，并取得网路首卖 130 万张的惊人成绩后，孔庆翔目前正在忙于第二张个人专辑的灌制，同时也计划推出部分中文歌曲。他并透露，已经接受香港邀请，明年将会到香港拍电影。由于各合作邀请接连不断，孔庆翔暂时未有重回校园完成学业的打算。 对于突然间成为名人，孔庆翔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表示，尽管成为公众人物，他还是会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唱歌只是因为喜欢，同时娱乐大众。对于有些人的取笑，孔庆翔一如继往的自信，他说，他的歌迷无数，他就是要为歌迷唱歌，别人的取笑不会让他有丝毫的沮丧。 21 岁的孔庆翔出生于香港，本来是加州柏克莱大学土木工程系三年级学生，今年 1 月 27 日以拉丁王子瑞奇马田的 “She Bangs” 参加‘美国偶像’节目的试镜唱歌时，虽然五音不全、台风滑稽、表演乏善可陈，演绎中途被评委无情中断，但一句‘我已尽力而为，我对此无悔’的天真的宣言却让他一夜成名，成为北美年轻一代的另类偶像。

多伦多丹弗斯选区（Danforth）昨日硝烟渐浓，自由党候选人邓立铭（原译苗丁乃，Dennis Mills）为老板马田抱不平，向不期而遇的新民主党领袖林顿的夫人邹至蕙发起猛攻，指责林顿不应将游民死亡责任加到马田身上，并称邹至蕙没有资格在廉租屋问题上发言。 多伦多市议员邹至蕙昨日陪夫婿林顿在选区活动，后来林顿为接受采访，驾车先行离去。当时也在自己选区拉票的邓立铭因此遇上邹至蕙，两人便在诸多媒体的摄影机镜头前发生‘电视辩论’，就魁北克独立、露宿街头游民及多伦多湖滨建设问题展开唇枪舌战。 邓立铭随后话题一转，称林顿应向马田道歉。因为林顿上周指称马田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削减政府廉租屋拨款，导致游民冻死。邹至蕙当即为丈夫辩解，说马田曾答应建廉租屋，就应该做到，否则就应该由他来道歉。 邓立铭立即将邹至蕙的话顶回去，说邹至蕙才是最后一个有资格谈论廉租屋问题的人。邹至蕙反问为什么，邓立铭不紧不慢地说，如果邹至蕙人愿意到他的选区办公室，他可以拿出文件作证，因为上面纪录着邹至蕙设计的城市庇护所计划，每张床位每年要花去多市纳税人 3万 8000 元。邓立铭说：‘新民主党应该为你的所作感到羞愧。’ 在这次联邦大选中，丹弗斯选区的选情相当激烈，因为林顿亲自披挂上阵挑战邓立铭，势在夺取邓立铭维护了十余年的国会议员议席。与此同时，邹至蕙出马挑战圣三一 / 士巴丹拿选区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余欣龙。

多维社记者报导／中国公安部、外交部、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旅游局7部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联合组织开展清理整顿非法出入境仲介活动的专项行动“春雷”行动，对从事出国定居、自费留学、就业劳务合作、出国旅游等出入境仲介机构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整顿。 中国公安部网站消息说，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韩玉生31日表示，针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牟取私利，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擅自非法设立出入境仲介机构，从事出入境仲介活动的情况。为此公安部等7部门联手，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清理整顿非法出入境仲介活动专项行动。 报导说，这次清理整顿行动的重点，一是未经主管部门资格认定的仲介机构，二是无资金、无场所、无机构的“三无”仲介组织，三是从事非法出入境仲介活动的海外驻华机构。行动中，重点打击各种发发广告，进行虚假宣传、欺骗群众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虚构劳务项目或以旅游为名组织人员非法出国劳务的行为。 在行动中，重点打击各种广告，进行虚假宣传、欺骗群众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虚构劳务项目或以旅游为名组织人员非法出国劳务的行为。有关部门紧密配合，相继查获了一批非法出入境仲介机构，查处了一批非法出入境仲介案件，有力地打击了非法出入境仲介活动。 行动中，北京市有关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550余人次，查处非法出入境仲介机构29家，侦破刑事案件5起，刑事拘留13人。期间，北京市公安、工商部门联合行动，对从事非法留学仲介活动的北京汉高资讯谘询有限公司进行了查处，缴获中国护照50多本，查封记帐凭单39本、帐册23本、发票收据6本、档案材料92本。 4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查获一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团夥，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经审查，该团夥自2000年以来，已为上百人提供过假材料，涉案金额上百万元。 福建省有关部门共查处非法出入境仲介机构68个，侦破刑事案件12起，涉案金额185万余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其中对19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专项行动期间，江苏省公安机关先后出动警力3300人次，受理非法出国劳务案件36起，其中立案27起，涉案金额2100万元，现已破案1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挽回经济损失1200万元。同时，还及时发现了12起非法劳务公司唆使申请人以旅游、探亲访友等名义骗领护照活动，劝阻拟非法出国劳务人员200余名。 山东省有关部门共组织统一清查行动90余次，参加行动人员5000多人次；清查各类仲介机构4900多家，查处违法、违规仲介机构82家，取缔21家；没收非法所得26万多元。辽宁省有关部门在专项行动中共查处案件6起，涉案金额500余万元，没收非法所得31万元，挽回经济损失111万元。 目前，专项行动尚未结束，公安、外交、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商务、工商、旅游等7部门将继续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进一步加大对非法出入境仲介活动的打击力度，切实做到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 同时，7部门将认真总结清理整顿工作的经验，建立起固定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情况，认真研究问题，逐步建立起对出入境仲介活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维护良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加拿大六个边远省份近来推出优惠商业移民计划，吸引了大批中国人提出申请，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国留学生。 *投资20万加元五年即成永久居民* 推出优惠商业移民计划的省份，包括大西洋沿岸的新布伦瑞克、纽芬兰、诺瓦斯高沙、爱德华王子岛四省，及草原省份曼尼托巴省和萨斯凯彻温省。这些省份提出，只要在当地投资20万加元(大约相当于120万元人民币)，投资期限为五年，投资者就可以取得在当地定居的永久居民资格，条件是必须在当地住满五年。 这是加拿大移民部试图改变新移民分布不均状况所采取的努力之一。加拿大移民部长斯格罗表示，移民部同这六个省份签署了协议，授权这些省根据自己的需要，推出优惠条件，吸引海外移民。斯格罗说：“加拿大的未来取决于移民，而这些移民将在我们的各个省份和城市发挥作用。” 加拿大每年吸收20万至25万各国移民，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定居在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等大城市附近，造成移民分布极不平衡。移民部也曾提出一些优惠政策，鼓励新移民到边远省份定居，但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富人和留学生申请* 多伦多加华移民服务中心负责人官国荣表示，由于这六个省的商业移民条件比移民部规定的商业移民必须投资50万至80万加元的规定优惠许多，因此吸引了许多中国有钱阶层的人士。 官国荣说：“这六个省的商业移民计划比较积极主动，他们审核移民申请的速度更快、代价更低、条件更低，所以吸引了不少人来申请。” 他透露，仅他的公司受理的中国人申请案就成倍增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中不但包括中国的富裕阶层，也包括相当数量正在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留学移民一步到位* 官国荣说：“由于降低了很多台阶，不少留学生的父母看了说，挺好的，不如就给小孩办了，省学费，省烦恼，省去了以后办移民、找工作那些烦恼。” 他表示，目前一个在加拿大就读大学本科的留学生，每年学费和生活费用大约需要四万加元，四年就是16万元，毕业后还没有加拿大移民身份。因此许多家长宁可选择20万元的商业移民，以求一步到位。移民部也证实，向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咨询商业移民优惠条件的人士近来明显增多。去年，有三万多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其中绝大部份是技术移民，商业移民只占很小的比例。

在新移民子女喜爱的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联邦国务秘书詹嘉礼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李正明、侨务领事周立民等日前到访中国语言文化联合学校，出席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为少年儿童带来加中两国政府的关爱。 刚刚北迁座落在3761 Victoria Park Ave的中国语言文化联合学校，上周六红旗招展，彩球飘飘。华裔少年儿童和家长百余人兴致勃勃地团聚一堂，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由孩子们自己主持，中文学校和小雨花舞蹈团的孩子们自己表演朗诵、舞蹈、武术、歌唱等，一些校外小朋友也赶来表演小提琴独奏等节目，分享节日蛋糕和气球。联欢活动充满欢乐气氛。 联邦国务秘书詹嘉礼、李正明副总领事和普通话华人联合会理事长杨海峰先后致词，祝贺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李正明副总领事在致词时，深情地勉励孩子们要立志成才。他说，不论你们是在中国出生还是出生在海外，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祖国的后代。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拿诺贝尔奖，拿奥斯卡金奖，为中华民族增光。 詹嘉礼在致词中，以爱静阁区主人的身份，对普通话华人联合会和中国语言文化联合学校迁入爱静阁表示祝贺和欢迎，并郑重赠送一幅加拿大国会印制的中文版《加拿大的权利与自由宪章》挂图作为纪念。他高声表示，爱静阁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拥有加拿大人所拥有的权利和自由。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中，你们有权利表达你们的意愿，选择能够代表你们的国会议员和新的政府。 来宾们的讲话，不断赢来热烈的掌声，孩子们个个兴奋不已。詹嘉礼、李正明、周立民等来宾在欢声笑语中，为孩子们切开了题字“欢庆六一”“童年快乐”的节日大蛋糕，并与孩子们合影留念。 据介绍，这是普通话华人联合会和中国语言文化联合学校连续第三年在多伦多地区组织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2002年举办的多伦多华裔少年六一儿童节趣味田径运动会和《我有两个家》征文比赛，2003年举办的六一儿童节中文书画作品展，都获得成功和赞誉，对关爱移民儿童教育成长，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有关详情和图片，查询：416－532－9888，网站www.beifang.ca。

美国国防部年度分析报告指，美军地面部队占领伊拉克的速度令大陆解放军重新思考在与台湾发生冲突时，如何应付美军的相应行动。中国政府5月31日指出，华盛顿必须对台海关系的紧张恶化负责。 香港媒体透露，美国防年度报告指美国政府过去十年的行动加上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使得北京领导人相信，美国愈来愈有可能以人权或人道为理由，干涉台海冲突或其他涉及大陆的事务。 报告说伊拉克战争也让北京领导人更加相信，美国的长远目标是称霸亚洲，牵制中国发展，而美国以反恐战为理在中亚驻军，同样也是为了围堵中国。 BBC报导说，美国国防部最近在向国会递交的一份有关中国军事发展的年度报告中警告说，这些军事手段还包括，在军事行动爆发后阻拦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 中国政府5月31日为自己加大武力威胁制止台湾独立的政策作出强烈辩护，同时指出华盛顿必须对台海关系的紧张恶化负责。新华社在一篇评论中，强烈抗议美国指责中国发展”有威慑能力的军事手段”阻止台湾独立的做法。 新华社在评论中还说，“台湾岛内外一小部分人仍在继续争取台湾的独立”，中国不会放弃以武力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因此必须做出”有限、必要的军事部署”。目前中国已经针对台湾的目标部署了大约500枚短程导弹，地面部队包括三个军团和大量特种部队。 美国国防部在报告中说，如果配以适当的导航系统，这些导弹可以在发出最小量预警的前提之下，摧毁台湾关键的指挥设施、军事基地、通讯和交通枢纽。据信，大陆部署的军事力量中一部分还可以打击到美国在日本冲绳的军事基地。 新华社评论中说，如果美国真的希望促进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就不应该就中国军事部署发表不负责任的评论，更不应该以此作为继续向台湾出后先进武器的借口。评论说，将台湾海峡推到了”危险的边缘”是华盛顿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不是中国的导弹部署。

中国经营报披露，5月25日，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表示，上海目前暂不会改变私车牌照拍卖的现行做法。她同时也强调，上海市会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此前，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曾在公开场合对媒体声称，上海市私车牌照拍卖的做法，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条款。 上海市新闻办公室一位官员说，对于是否违法，商务部并没有解释权，主管单位应该是国家发改委。据他了解的情况，发改委基本上是同意上海市这种做法的。 有媒体评论称，早前从国家发改委就传出风声，称针对上海继续拍卖私家车牌照一事，国家发改委将在修订《汽车消费政策》时，明确禁止任何地方政府拍卖汽车牌照。大概与从国家发改委传出的信息没有得到上海方面积极的回应有关，此次则由商务部高官直接出面，正式表态。 “新的《汽车产业政策》极有可能于下周以‘发改委令’的形式捆绑消费政策出台，所以一切等政策正式出台之后才能肯定。”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有分析认为，商务部选在这个时候对上海私车牌照拍卖明确表态，与今年上半年掀起的汽车市场整治风暴有关。 4月17日，上海举行的2004年度上海第四期私人、私企客车上牌额度竞投拍卖结果显示，最低中标价为44200元，平均中标价格为45492元，与上月的平均中标价43333元相比仍有上涨。图为一位挂着临时车牌照的司机正在上海一家加油站加油。 （新华社） 今年4月份，由商务部联合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开展了针对汽车市场的专项整治，其中，“清理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政策规定”和“规范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成为见报率最高的两个重点。 对于“地方保护”，商务部下发的《通知》给出了这样的外延定义：“对非本地生产汽车的销售和使用等歧视性政策及规定，在注册登记、收费、行驶、年检等方面实行同等待遇，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本地集团用户和个人消费者购买本地生产的汽车，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经营者选择国家许可生产销售的汽车，不得按照发动机排量或系车规格实行限购限行的措施”。 对于上海的私车牌照拍卖，商务部并没有给出明确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从上海来看，它的这个拍卖车牌并没有明显保护上海汽车的嫌疑。”黄海说。但商务部同时表示，有些过去在治理整顿中基本出现很大成效的问题，比如二手车交易市场，又出现了反弹。 由于上海实行较为严格的私车上牌政策，新车牌照始终供不应求，价格攀升，每个月总有将近一半的竞标者空手而归。购车欲望不断高涨的市民，自然把目光投向二手车市场。 媒体透露，目前上海市场的二手车交易大部分依然掌控在零散的“黄牛”手中，而交易市场却仅仅充当了一个备案登记的角色。“黄牛”在交易过程中，完全可以以评估价登记，造成平价交易的假象，在实际交易中却向购车者收取高价。 而由商务部牵头的汽车贸易政策将于今年年底出台的消息，也正是此次整顿活动的成果之一。鉴于《汽车产业政策》在制订之中曾备受争议，发改委人士表示，新的捆绑政策在正式发布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前期舆论宣传，要掌握一定的时机”。 一位接近发改委的市场人士称，系车市场专项整顿正是为政策“造势”的过程，而此后商务部“点名”批评上海私车牌照违法，意在“敲山震虎”，暗示地方政府不能使用行政手段破坏市场的统一性，目的是为发改委顺利出台汽车产业及消费政策，乃至商务部制订汽车贸易政策，创造有利的舆论。 据了解，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之前，凡是带有明显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法规，都将被一律废除。对于私车牌照拍卖“违法”的说法，上海市发改委法规处周亚处长不置可否，只是一再强调，上海市一定会依照全国法律规定办事。 上海现行的车牌拍卖制度的法律依据是2000年上海市人大制订的《上海市机动车管理条例》，这部法规自今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起，就已经自动失效。“上海的私车牌照拍卖依据的是《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临时性、阶段性的措施。”上海市新闻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向记者澄清。 自从上海1986年私车牌照开始出现拍卖之后，随着10多年来不断的发展，私车牌照发放制度从起始高价位拍卖方式，不停地转变，直至现行的无底价拍卖方式；从起初的上牌额度只限于购买国产车，直到现在国产车、进口车上牌额度合并。 而牌照拍卖价格的一路走高也令购车者咋舌。据了解，今年4月最低中标价44200元，平均中标价45492元，同期刷新了历次拍卖来最低中标价、平均中标价新的纪录，再创新高，呈现价高量增的走势。 到了5月下旬，有媒体报导说，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平均中标价出现大幅“跳水”，平均中标价格为34226元，比4月份下降了1万多元，成为车牌拍卖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 市场人士分析，一些监督和规范政策的陆续出台对牌照拍卖市场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市场的反响以及拍卖者对于牌照价格的不乐观性，也都使得牌照价格缺乏大的上涨动能。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道路是一种准公共品，是具有排他性的，政府的作用在于将占用道路的车流量降下来，将准公共品变成实际的公共品，而这其中的代价就是开车的人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取得牌照。 “私车牌照拍价太高是事实，这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其中也不乏汽车经销商从中炒作，但大部分坐轨道和公交的人还是得到了实惠。一项政策，政府应该关注更长远的利益。”周亚表示。 此前媒体曾报导，上海二手车政策实现了五大突破，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允许带牌的二手公车，通过市场的收旧出售给私人”，即公售私，以及“允许符合本市使用要求的退牌二手车，上‘沪C’专段牌照，在外环线外继续使用”，即“上沪C牌”。 这些二手车交易政策的放宽，确实为私车牌照竞拍减轻了压力。“但毕竟治本之策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建立的，‘公交优先’的原则没有三五年时间是无法做到的。”周亚解释，有人说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都没有限牌，上海为什么特殊？“可他们不想想，上海的面积只有北京的一半，人口却是全国第一。”

　　5月12日，《福布斯》在上海发布了“2004中国慈善榜”。而数天前的4月29日，曾经为《福布斯》打工的胡润也公布了《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从两个慈善榜对中国民营企业捐赠情况所做的罗列可以看出，中国的富豪们并不愿意通过捐赠来献出爱心。 　　百富榜富豪吝于捐赠 　　《福布斯》慈善榜的慈善桂冠，是捐款额达3447万元的上海瀛通集团老板陈伟峰；而在“排榜专业户”胡润所做的慈善榜上，摘得冠军的是世纪金源投资公司董事长黄如论，捐赠金额为2・1亿元。两个榜单上的慈善冠军捐赠额度，高达5倍的差距，不能不让人侧目。而两个慈善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真实捐赠现状，不免也让人对之打上一个问号。 　　事实上，两个慈善榜罗列的慈善家，根本不可能完全反映富豪们真正的捐赠状况。在“2004中国慈善榜”上，捐赠了900万元的远大空调集团排名在第18位。但以2・17亿美元身价名列2003年福布斯内地富豪排名第32位的张跃，却对这种评价感到“可笑”。张跃表示，远大空调集团的所有捐款，都从未向外界披露过，甚至也没向民政部门申报，外界根本不清楚远大集团到底捐了多少钱。 　　排名第一的上海瀛通集团，对自己的捐助行为三缄其口。上海瀛通集团总裁办人士表示，他们对被列入“2004中国慈善榜”的情况不接受任何采访。而向《福布斯》提供上海瀛通集团捐助款项信息的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其捐助的3000 　　万元为上海慈善基金会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捐赠。 　　由此可见，就像很多富豪不愿被列入富豪排行榜一样，也并非所有的捐赠者都愿意进入慈善排行榜的。胡润和《福布斯》获取捐赠信息的渠道，大同小异。胡润主要是通过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的慈善捐赠记录作为最初的信息源，而《福布斯》增加了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机构组织、各地工商联、商会以及《福布斯》中文版企业资料库中的企业。胡润自己明确承认，如果捐赠者不是将钱款捐给了机构，而是捐给了学校，他们就很难查了。 　　然而，即使胡润和《福布斯》在统计中国富豪们的捐赠时确实存在挂一漏万的现象，但中国富豪们的不愿捐赠却又是不争的事实。据向包括中华慈善总会等近百家慈善组织的咨询，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表示，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富豪绝大多数没有向这些慈善组织捐过钱。相反，过去的世界首富，比尔・盖次捐赠给基金会的钱占其财产总额的54%，乔治・索罗斯是68%…… 　　胡润说，他在做慈善家排行榜调查的时候，也非常想知道有多少上榜富豪能够再进入慈善榜。但最终排定的50位慈善家中，相当部分不是他“百富榜”上的熟面孔。比如慈善冠军的黄如论，他在2003年的400富人榜上位于第311名。而那些在“百富榜”上排名靠前的不少富豪，对胡润的调查保持了沉默。 　　并非只有胡润碰到这种尴尬场景，《福布斯》也未能幸免。尽管陈伟峰在各种排行榜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这位来自上海市崇明岛的房产大亨却一次性地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了3000万元。 　　上了“百富榜”的富豪不愿捐赠，别人也无权对其横加指责。但那些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的富豪，无疑值得千夫所指。在向一家基金会表达捐赠意向时，国内某知名乳品企业提出了各类条件，包括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然而，在基金会一一满足其要求后，这家乳品企业捐赠到账的只有其约定的20%。 　　或许就是由于本土富豪们的吝于表达爱心，中国现有的公益性基金会对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捐赠就相当依赖。来自海外的捐赠额，占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所筹基金总额的近50%。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光荣榜上，荣智健捐了5000万元，刘浩清捐了4000万元，曹光彪捐了1000万元；而上海市宋庆龄基金会来自境外的捐助更是高达70%，他们的头号财神爷是马来西亚富豪郭鹤年。此外，中华慈善总会获得的捐赠50%来自境外，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获得的捐赠30%来自境外…… 　　捐赠之道 　　一群穿着打了补丁衣服的小学生追逐着一罐可口可乐，这是以贫困地区教育为背景的《美丽的大脚》里的电影画面。最近的十年来，可口可乐及其品牌下的装瓶厂投入近5000 　　万元，构建了一个贫困地区教育资助的完整体系，资助链条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研究生阶段。 　　其实，给教育捐赠就是中国慈善捐赠的最大热门。在“2004中国慈善榜”上，100 　　位富豪2003年全年捐赠的4・9亿元，除了突发性的“非典”外，捐资教育是这些富豪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首选。 　　“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教育改变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命运。”说这话的是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以捐款1008万元的香江集团，名列“2004中国慈善榜”第10位。 　　由于中国目前还有2820万农村贫困人口和6000万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确实需要外力的支援。因此，捐资教育被众多人士视作为捐赠热点，自然也可以理解。但是，捐赠其实并非如此简单的出钱而已。胡润说，中国富豪们的慈善行为同外国的捐赠不一样，特别是途径不一样。中国的富豪们为非典、洪灾等捐款，一次可以捐很多很多，但平时却很少想到捐款。 　　相较国内的捐赠行为，跨国公司的的捐赠，就非常具有计划性和目的性。 　　哈根达斯拥有者的美国通用磨坊公司对公益事业的捐赠，可能是最具典型性的。通用磨坊公司所在的社区，曾经一度到处散落着被窃车辆的破碎玻璃，有近半数房屋摇摇欲坠，但却一直没有引起市政当局的注意。由于那里约25%的居民家没有安装电话导致报警不便，使得这个街区经常爆发黑社会枪战。街区境况的突然好转，就归功于通用磨坊公司。在与执法人员、政治家、社区领导以及当地居民一起通力合作的同时，通用磨坊公司注入了250万美元，捐出了成千上万的工时，并且派遣众多经验丰富的工商管理硕士级的管理人员帮助街区摆脱恶劣环境。很快，这个街区的谋杀案件下降了32%，抢劫案也减少了56%。显然，通用磨坊公司的这种做法，是通过改善水质来养鱼。 　　在很多跨国公司的思维方式里，进行慈善活动就是一种经营成本。也就是说，在公益事业和购买企业信誉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界线。美国第二大制药公司利来公司总裁托马斯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慈善行为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由于捐赠思想的差异，不少中国富豪很容易给人以为了捐赠而捐赠的感觉。比如，在投资德国JQG公司后，福建新大陆集团就给这家公司所在地的福特旺根大学捐赠了30万欧元。社会学家卢汉龙认为，中国富豪随机性捐赠的现象很明显。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项目”主席詹姆斯・奥斯丁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如果只懂得开支票的话，你实在是在削弱自己能够产生社会价值的巨大潜力。” 　　而创维集团的捐赠，则明显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乐善好施层面了。它在回报社会的同时，把慈善捐赠与品牌建设和企业发展战略结合在了一起。2003年，创维集团把公益活动作为营销策略和品牌推广的核心。经过精心策划，创维集团全面启动了“健康光明行”贫困地区白内障儿童复明工程，使创维集团电视产品的“健康概念”与救助失明儿童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创维集团当年所捐赠掉的340万元，用以聘请专家和提供免费复明手术，使500名失明儿童在创维集团的公益营销中获益。 　　捐赠需要策略 　　《福布斯》发布的“2004中国慈善榜”，不仅针对的是中国民营企业，而且还专门为在华外资企业进行了单独的排名。可口可乐2003年在华捐赠了660万元，因而在外资企业慈善榜上排名第六。 　　“捐款往往是最简单的，可口可乐把执行看得比捐款本身还重要。”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可不是这么简单说说的，他每年有1／3的工作时间是花在公司的慈善公益事业上的。3年前，可口可乐中国公司专门成立了公益事务部，事务部负责人相当于总监级别，由董事长办公室直接管辖。而用于公益事业方面的经费划拨，均由陈奇伟亲自过问。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拥有业务的可口可乐，对每一地区都有既定的慈善公益事业策略。而将慈善公益事业与推动产品销售和知名度的地位并列，是可口可乐全球慈善公益的普遍策略。实际上，排名前十名的外资企业中，除正大集团和金光集团分别直接将1000万元和995万元用于捐赠抗击非典之外，其余九家企业的捐赠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各自的业务发展策略。 　　做皮革生意的浙江商人朱张金由于经常出国考察，他便在自己的公司内复制了专门负责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部门。2003年初，卡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办公室正式成立。2003年3月，卡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出资300万元，决定在新疆、甘肃两地援建10所希望小学。公益办公室负责了解捐款的去向和安排，考察学校的实际情况。当年8月，朱张金根据情况决定追加捐赠320万元助学款。今年37岁的朱张金只有初中文化，他的目标是援建100所希望小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说，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堂课是商业（企业）伦理学。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出色地服务和回报社会与社区。美国人把慈善事业当成投资来看待，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赵加积说，同跨国公司把社会投资作为捐赠理念截然不同，中国富豪们把捐赠看成是“同情”、“怜悯”和“觉悟高”的一种行为，不但羞于将企业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更是羞于追求捐赠的回报。而跨国公司追求捐赠的回报，却显得光明正大且理所当然。 　　“我始终认为，企业或者个人的善行一旦被媒体公开，就会有炒作的性质。媒体炒作后，捐助就会显得不地道，使得一个扶助别人的行为，最后变成了一个捐助者受益的行为。”说这话的是远大空调集团董事长张跃。“我们捐款有个不被报导的原则，就是希望捐助活动回归它的本意。我们惟一一次被媒体公开报导的捐助是在2003年。当时是非典爆发时期，政府要求大家一定到现场去捐助，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人为防治非典而捐款。” 　　对此，赵加积不予认同。他认为，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富豪们急需将捐赠理念由“菩萨心肠”向“社会投资”转变。我国的不少富豪把竞争和配置有形资源及资产玩得很转，但对于配置无形资源及资产却是“一窍不通”。跨国公司的实践已经表明，捐赠是为企业配置道德、信誉和形象等无形资产的有力工具。 　　2003年，一家刚刚成立不久的民间公益性机构负责人，认识了一位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非常靠前的富豪，这位富豪答应捐助200万元。但就在捐助即将完成前夕，这位富豪突然中止了捐助。他在向税务部门申请免除33%税收的时候被告知，只有捐钱给国家主办的少数几个慈善机构，才能得到这种免税待遇。 　　胡润比较含蓄地说，中国的富豪捐款确实不容易。富豪们宁愿看着自己的钱变成学校，或者用于什么研究，而不是捐到什么慈善机构里去。 　　对于富豪们为什么不向这些大型基金会捐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有着精辟的见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还不够，很多富豪捐完钱后都不知道资金最终的去向。另外，这些基金会本身也曾爆出一些丑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说，在中国发展基金会等社会公益组织，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制度因素。作为慈善家乐土的美国，慈善领域是由税务部门管的□因为惟一需要管的就是捐赠依法享受免税的问题。美国的公益性基金会进入门槛很低，但人家的支出情况却完全透明，不仅税务部门可以随时检查，而且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检查。目前，中国需要建立一个让做善事更加方便的制度和渠道，而这和一些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要是想通了□问题也就好办了。

　　5月24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张铭清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推动两岸的经贸及各方面的交流是我们一贯的立场，不会有台商投资受影响，但要说明的是，对于在大陆赚钱又回到台湾支持“台独”的人，我们是不欢迎的。他指的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绿色”台商(民进党及岛内其他“台独”团体的代表颜色基本是绿色)。 　　台商是近1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 　　从公开资料来看，自1987年以来，有3万多家台湾企业在大陆投资了约6万个项目，合同投资总额600多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超过300亿美元，占台湾全岛对外投资的40%以上。近20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累计超过1500亿美元，占同期台湾对外贸易顺差的80%以上。据台湾外汇部门统计，自1993年开始办理来自大陆的间接汇款业务以来，业务量以平均每年54.8%的速度递增，截至2002年底，从大陆向台湾的汇款已达5572.3亿美元。 　　可以看出，台商在两岸经贸交往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近1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台湾外汇持续增加的主要渠道。大陆成为很多台商在全球布局时的重要选点，他们大多以台湾为主要研发和重要部件生产中心，而以大陆为组装地，在台湾接订单从大陆出货，利用大陆相对廉价的土地、厂房、劳动力、原材料以及优惠政策等降低成本，赚取可观的利润。 　　国台办经济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绝大多数台商是热爱祖国、专心经济的，大陆非常欢迎他们来做生意、投项目，并继续给他们优惠政策。但是，也确实有少数人拿着从大陆赚的钱支持“台独”，大陆早就表示过，不欢迎这样的“台商”。 　　大陆市场使奇美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 　　谈起“绿色”台商，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许文龙。他的奇美集团在大陆发了大财，但同时他又是台湾企业界公认的“独派大佬”。在2000年和2004年的台湾“大选”中，他不遗余力地公开支持陈水扁。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4年全球10亿美元富豪榜上，台湾有10人上榜，许文龙排在第六。目前，奇美集团主要经营的领域有两个：石化和电子。 　　在台湾石化领域，许文龙的奇美集团与王永庆的台塑集团不分伯仲，其拳头产品ABS是一种生产电脑、家用电器及通讯产品外壳的原料。奇美的ABS年产量居世界第一，许文龙因此被吹捧为“世界ABS大王”。他自己也表示：若不是到大陆投资设厂，奇美根本无法做到今天的规模。目前，许文龙在广东省和江苏镇江都建有化工厂。同时，奇美集团还计划在上海和宁波设厂，向大陆销售其电子产品。 　　许文龙一直公开支持李登辉和陈水扁搞“台独” 　　但是，如此得益于大陆广阔市场和低廉成本的许文龙却露骨地说：“大陆有点像台湾的经济殖民地，去大陆投资，只是企业求生存的办法之一，和爱不爱台湾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平时不愿意说普通话，而是喜欢用台湾地方话或日语与人交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许文龙不喜欢与官员打交道，却和李登辉交往甚密。共同的“台独”追求使两人相见恨晚，李登辉聘请他担任“国策顾问”。 　　除了支持“台独”政治势力外，许文龙还大肆宣扬“台独”思想，宣称“郑成功无非是持武器的侵略者，他强占了原住民的土地”。更无耻的是，为了替日本人写的《台湾论》一书辩护，许文龙竟称：“台籍慰安妇并非被迫从军，而是自愿且享有尊严。”岛内各界十分愤慨，纷纷谴责他是“民族败类”。 　　在2000年“大选”的关键时刻，许文龙公开表示，只有陈水扁才是真正可以执行“李登辉路线”的人，对陈水扁捞取本土票源发挥了一定作用。“当选”后的陈水扁自然“知恩图报”，先是借回乡之便亲自拜访了他，之后又聘他任“总统府资政”。两人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许文龙一直是民进党的“幕后金主”，对此，他也从不讳言。2001年12月30日，具有强烈亲陈水扁色彩的“财团法人台湾智库”在台北市正式成立，许文龙是主要捐助人。该智库的基金会金额目前估计有6000万元新台币。在今年的台湾“大选”中，许文龙和陈水扁更是沆瀣一气。“3・19”枪击事件”中，陈水扁中枪后舍近求远，直奔奇美医院，就是因为那是许文龙的“地盘”。门一关，“自己人”什么事都好办。 　　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在大陆投资非常不利，5月12日，许文龙从奇美实业董事长职位上退下，副董事长廖锦祥接任。此外，他还准备在6月15日召开股东会后卸去奇美电子董事长一职。虽然奇美宣称许文龙早就想退休，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他玩的花招而已，为的是避免奇美在大陆的发展计划遭遇麻烦，许文龙仍是奇美的老板。事实上，既支持“台独”，又想在两岸经贸往来中大捞好处的“绿色”台商经常使用一些隐蔽手法，自己躲在幕后，找个代理人出面，就是常使的一招。 　　多数台商理解大陆的表态 　　对于大陆不欢迎“绿色”台商的表态，多数台商表示理解。北京一位台商说：“我们在一起议论过这件事。大陆应该这么做。我让你到我这儿来赚钱，你反过来做对不起我的事，这种事谁答应？既然是做生意，专心赚钱就好，政治的事少介入。” 　　也有一些拥护一个中国原则的台商表示，对像许文龙这样的人，大陆早就该有所表示，甚至有所行动了。上海一位做餐饮的台商说：“一面在大陆挣钱，一面支持‘台独’，这样太没道理了。”

　　中国的杨利伟和美国的赛尔南，在太空看长城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们的视力和运气的不同 　　欧洲航天局一次不算太寻常的“认错”，让人们重新开始对“太空中能不能看到长城”这一话题发生兴趣。 　　5月19日，欧洲航天局承认他们于5月11日发表的一张从太空中拍摄到的“长城”卫星照，其实只是一条流向北京东北地区密云水库的河流。更正的主要动因是一些学者，包括来自复旦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满志敏的质疑。 　　欧航局在官方网站上表示，造成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在向公众公布这张照片之前没有进行合理的调查。 　　实际上，这张照片和欧航局的“认错”对于“太空中能不能看到长城”这个问题都毫无意义，因为卫星负载的光学仪器拍摄长城和人眼看长城完全是两码事。据满志敏介绍，用卫星看到长城并不是新鲜事，比如美国的Quickbird商用卫星负载的光学仪器，其分辨率在1米以下，曾经在450公里高空拍长城照片，连城垛和烽火台都清晰可见。 　　为什么看不到长城？ 　　与杨利伟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看到长城”相比，美国航天员赛尔南3月在新加坡的声明同样坚决：他可以在太空160～320公里高度用肉眼看见长城。 　　从科学角度上说，100个甚至10000个人没有看见长城，也不能证明其他人真的不能看见长城；而只要有1个以上的人真正看到了长城，就可以证明人可以看到长城(一个科学的结论必须可以在实验中再现，但不必每一次都再现)。可惜的是，航天员本来就是小众，他们上天的任务又不是为了看长城，导致了这个“实验”很少被重复，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也只好纸上谈兵。 　　本来，军方有关专家对人眼远距离识别问题研究了百年以上，是最适于从理论上正确解释这个问题的人；军方教科书中也有很多相关知识介绍。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军方专家一直没有出面解释，军方教科书也不能公之于众。 　　从理论推测而得出“太空中看不到长城”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他的依据是：人眼分辨率的张角(眼睛的分辨率指眼睛能够分辨两个相邻近的点或线的能力，通常以刚能被分开的两点或两线对眼睛瞳孔中心的张角来表示)是6分，即0.1度，也就是圆周的1／3600。航天器通常的飞行高度是300～400公里，假设在较近的300公里高度，并以此为半径画一个圆，周长约1800公里。那么，肉眼在300公里高空能够看到的圆周应为1800000米×1／3600＝500米，也就是说，只有长宽都能达到500米的物体才能在人眼中表现为一个点，从而被人看见。 　　而长城的宽度仅在10米左右，照此方法推断，仅靠肉眼，在20公里的高度就很难将它分辨出来，在36公里的高度，长城就会从我们的视线内消失。 　　看不清不等于看不见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按照王渝生“看不见长城”的理论，在较近的300公里高度，只有长宽都能达到500米的物体才能在人眼中表现为一个点，从而被人看见。根据几何中相似三角形的原理类推，王渝生的“理论”意味着，在3米高度，只有长宽都能达到5毫米的物体才能在人眼中表现为一个点，从而被人看见。进一步类推，也就是说，高个的人低下头，几乎看不见地面的米粒，显然这个理论和生活实践相去太远。 　　其实，所谓“分辨率”，简单地说也就是平时人们熟悉的“视力”。每个人的视力是不同的，人们看不清视力表上超出自己视力的那几行小字母的方向，也就是无法分辨那几行小字母内两个相邻近的点或线，但确实可以看到小字母模糊的影子，也可以看见视力表周围方框的细线。 　　所以，看不清不等于看不见。在王渝生前面一段话基础上正确的推论应该是，航天器的飞行高度假设在300公里，地面上只有间隔达到500米的两个物体才能在人眼中分开，而长城的宽度仅在10米左右，所以人眼不可能分清长城的两道墙垛，但这不等于“看不见长城”。 　　亮度更重要 　　有一本公开的军事科学专著――《战场武器系统与技术》，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原主编是英国皇家军事科技学院的军事研究部部长杰弗里・李，所有作者均为该学院各学科专家、教授。 　　这本专著相关部分理论指出，能否看到物体与光线夹角无关，仅仅与光量有关。所以只要一个物体发出足够亮度的光，就可以被看见。 　　年岁大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30多年前全国人民观看中国第一颗卫星从头顶飞过的故事，那一颗卫星轨道近地点高度439公里，但它只有约一米直径，距离“500米大小的物体”很远很远，但当时全国人民在地面上的确都看到了卫星，这是因为，它和周围夜空相比，亮度突出。 　　实践也可以证明上述理论。直到现在，用小于手掌的镜子反射阳光仍是召唤空中飞机的有效工具之一。抗战时大批汉奸就是用小镜子反射阳光给日本战机上的飞行员指示目标，轰炸用先进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本来性能优于日本的德制、美制武器装备大量被炸毁在地面。今天，小镜子仍是飞行员跳伞后、船员弃船后召唤空中飞机救生的简易联络工具之一。 　　夜间，在客机上我们可以看到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外的一盏孤灯，还可以轻易地发现遥远的无数颗星星。小镜子、孤灯和星星在人眼中所成的视角远小于0.01度，远小于前文所述人眼分辨率的张角极限，即0.1度，小到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看作点。显然，看到小镜子、孤灯和星星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张角达到了人眼的分辨要求，而是因为它有足够亮度，并与周围的背景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线状物更显眼 　　大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军事教科书就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肉眼观察一个点和一条线的极限距离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90年前，发达国家军队就逐步开始采用不同的色块，分割细长的武器装备，特别是长度超过百米的战舰，以免被对手远距离发现，发展到今天这就是各国军队普遍采用的“迷彩”。 　　每个人可以亲自做一个简单的小试验，剪下一长段黑色头发，拿在手里完全竖过来看它的断面，这时多数人都无法看到它，说明暗的点状目标不易被发现。但当你把手中的头发横过来，这时你就能看到头发。如果把一根黑头发横粘在2米外的白墙上，多数人都可以看到它，有人甚至可以勉强看到横粘在4米外的白墙上的头发，和粘在6米外窗户玻璃上，以蓝天为背景的头发。 　　晴朗的夏日中午，如果运气好，同时你或同伴视力正常，可以看到200米至500米外屋顶上和田野上空悬挂的细细的电线，这远远超越有关张角小于0.1度的物体人眼看不见的理论。同时我们却看不见同等距离上的一只大得多的麻雀，证明人眼对线条的观察距离确实比点状物大得多。 　　人头发的粗细在0.05～0.08毫米之间，以上述2米外看到头发的试验结果从理论上推算，正常人眼至少在200米距离可以看到5～8毫米的细线，在200公里距离可以看到5～8米宽度的线状物。而长城正是线状目标。 　　太空看长城依然难 　　当然，地面对地面观察的结果不能简单地作为天、地之间观察的依据，天和地之间还隔着大气层。大气湍流使天、地间观察时目标发生轻微抖动。另外，飞船对地观察时对比度及观察结果还受很多气候和环境条件影响。例如空气污染、沙尘暴和雨、雪、云、雾都严重妨碍观察。太阳角度以及植被季节亮度变化也同样严重影响对比度及观察结果。 　　不同的人观察目标的能力也有巨大差异。例如部分乡村小孩发现远处小鸟的能力比城市小孩强得多；一些飞行员长期在空中和机场上远距离观察，结果变成视力超常的“远视眼”，远距离观察能力非常人可比。 　　从这些因素来看，美国航天员赛尔南在160公里高度看到长城，以及杨立伟没有看到长城都是可能的，都很正常。 　　赛尔南上太空是30多年前的事，那时空气污染还不严重，能见度良好；或许他眼睛很好，没有被长期航天员学习伤了视力；又没有遇到沙尘暴和雨雪云雾；另外飞船位置、太阳角度以及季节植被亮度也许恰好适合观察长城；同时赛尔南160公里的最低轨道高度比杨立伟的343公里低了许多，自然观察地面也更清晰。而杨立伟上天是在秋季，地面一片风尘，阳光暗淡，地面对比度不好，在高轨道飞船上看不到长城完全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