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加拿大那会儿，我曾经上过一阵成人教育学校的英语课。我的老师侧重历史、政治和文化，所以他所挑选的教材多含有这些方面的内容。有次上课，讲的是加拿大的历史名人，其中有加拿大的前总理特鲁多，发明电话的贝尔，电影明星金凯瑞，加拿大画派“七人小组”（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Ｓｅｖｅｎ）的灵魂人物Ａ．Ｙ．杰克逊等等。接着，他问大家，“有谁知道Ｄｒ．Ｂｅｔｈｕｎｅ？”没有人回答。他走到我面前说：“连你也不知道吗？他可是中国人尊敬的英雄，正是因为他在中国的名声，才使得加拿大政府最终放弃了对他共产党员身份的偏见，于１９７２年承认了他的历史地位。”我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是白求恩大夫！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呢？只是因为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才没把Ｄｒ．Ｂｅｔｈｕｎｅ和白求恩连起来。
在三十几年前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的气氛中，我和我的同龄人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有相当一段时间学的都是毛主席语录、著作和诗词。其中，“老三篇”之一的《纪念白求恩》是我们反复学习的篇章。因此，我和绝大部份的中国人一样，是由于学毛着而知道了有位白求恩大夫和有个叫加拿大的国家的。
白求恩是一位外科医生。在中国人民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带着一批医疗器材来到中国，并且直奔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毛泽东主席热烈欢迎他，并请他主持延安的边区医院。可没多久，白求恩就坚决要求到抗敌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去抢救伤员。他骑着牲口离开延安，经过五天跋涉来到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与外部几乎隔绝的晋察冀边区。那里的医疗条件差到难以想象，几乎没有合格的医生，许多战士本来可治好的伤口由于细菌感染而被迫截肢。白求恩一放下行李便开始工作。除了给伤员作手术，他还集中精力开办了救护、卫生和基本外科手术的培训班，并自己亲手编写了附有图解的教材，翻译复写后发给学员。许多受过白求恩教导的学员日后成了八路军、解放军的医疗骨干。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他建起了一座“模范医院”，目的是在边区起示范作用，但几个星期后就被日军炸毁。为此他设计了一个由两头骡子驮着的便携式手术室，跋山涉水巡回几千里为伤员做手术。有一次，他竟创造了连续６９个小时作１１５例手术的记录，甚至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下也没有停止。有时日军的前沿部队已在几公里之外，他仍是镇定如常地直到做完一个手术才动身撤退。因为若是中断手术，那手术台上的伤员就可能不治或落下终身残疾。他不但救治八路军伤员，也认真地为日军战俘治疗，这体现了他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说：“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脱下军装也是农民、商人，是那些法西斯分子把他们骗到战场上来的。”白求恩常常把自己的衣服、粮食，甚至把自己的鲜血献给八路军伤员。白求恩的名字和他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八路军的各个战场，战士以他为榜样奋勇杀敌。中国人反法西斯的斗争精神也感染了白求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我的确非常疲倦，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因为人们需要我。”在一次手术时，因为没有手术用的手套保护，白求恩意外地割破了手指，血液被病毒感染终于不治。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白求恩大夫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一年他４９岁。（以上是中国的报刊杂志多年来对白求恩事迹报导的综合，当然还有许多更为详尽的细节描写。）一个多月以后，毛主席写下了《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
多年前，对领袖个人崇拜最严重的中国却几乎没有以个人命名的建筑物、机构等，唯一例外的却是以白求恩命名的医院和医学院。一张白求恩在抗日前线为八路军伤员作手术的著名照片不仅挂在许多医院和医学院的墙上，也印在全中国人民的心中，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在中国名声最响，在人民心目中感到最亲切的外国人。
毛主席称白求恩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更特别地提到他是一位具有高明医术并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医生。“老三篇”里提到的三位英雄：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是当时全国人民做人的楷模。我的一位“下放干部”老师（他原是一名中专教师，和我父母一样，于１９６８年秋下放到农村劳动，我所在的新办的公社“五七”中学缺老师，就把他调来了）最为推崇白求恩，他一再教育我们千万不要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要向白求恩学习，学好文化知识，掌握过硬的本领（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他的这番话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激励着我即使在插队农村那样艰苦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止过自学。
记得那时我们很好奇，希望老师能多给我们讲点白求恩的生平。可老师说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和附注中介绍的以外，他也不知道更多的东西。于是，与有很多子孙的老农民愚公和历史简单明了的警卫团战士张思德相比，白求恩这位有着英雄光环的外国人就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现在来到白求恩大夫的祖国了，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他了，我当然很兴奋。我的加拿大老师说，安大略省就是白求恩的故乡。从多伦多往北行驶二三个小时，在白求恩的出生地格雷文赫斯特（Ｇｒａｖｅｎｈｕｒｓｔ）有座白求恩纪念馆。
随后不久的一个周末，我就驾车驶往格雷文赫斯特小镇，前去寻找白求恩大夫的历史足迹。
美丽、安宁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俗称“马斯果卡湖的入口”（Ｇａｔｅｗ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Ｍｕｓｋｏｋａ Ｌａｋｅｓ），就在马斯果卡系列湖之一的马斯果卡湖旁边。这一带是加拿大享誉世界的度假别墅区，以其天然无雕饰，纯净似桃源的以湖光山色为主体的自然风光闻名。我们敬仰的英雄白求恩就于１８９０年３月３日出生在这里的一栋两层的淡黄色小楼房里－－这是当时当地教堂为供职牧师建造的专宅。１９７３年，加拿大政府买下了这栋小楼，按照当年的维多利亚风格修缮并以同时代的家俱、用具摆设（其中有的出自于白求恩家族后人的捐献），建起了白求恩纪念馆，现在该馆直属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部门。２０００年８月，一座高１．９５米的白求恩纪念铜像又矗立在小镇中心的剧院广场上，为铜像剪彩的有加拿大的现任华裔总督伍冰枝女士，中国驻加大使梅平和格雷文赫斯特镇的镇长。
基督教长老会的白求恩牧师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亨利．诺尔曼．白求恩（Ｈｅｎｒｙ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为的是纪念孩子的祖父诺尔曼．白求恩－－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在二楼的主卧室里，讲解员指着大床旁边的一个小摇篮说：“这就是白求恩出生后睡过的摇篮。”看到那十九世纪末式样的木制摇篮，线条简单，造型质朴，和大部份中国孩子睡过的摇篮也没有多大区别，一下就把我与加国不同历史和文化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在十九世纪末，马斯果卡湖一带还是相当荒凉的，伐木业是当地人们谋生的主要职业，周围散落着一些简陋的伐木营地。白求恩的家庭生活虽然谈不上很富裕，但比起附近居住的伐木工人来说确实要优越好多倍。三岁后，他们家因父亲工作的关系搬到了另一个小镇，以后又搬家多次。频繁的搬家使白求恩从小就对周围世界保持着新鲜感，好奇心，小时在附近山林中的野游培养了他日后勇敢冒险的精神。家庭的传统，父母对周围贫穷人家的帮助和关爱，在他幼年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对人友善仁慈的种子。他早早就立下了志向，八岁那年，他把祖父用过的写着“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标牌挂在自己房间的门上，决心要做一名像祖父一样救死扶伤的医生，并要求大家从此叫他“诺尔曼．白求恩”。多年后，他果然成了加拿大第二位叫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医。
长大后，白求恩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医学。靠着半工半读，白求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他当过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报社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和礼拜天学校的教师，这些工作不仅使他挣到了足够的钱去付学费，还让他有机会接触了解各个阶层的人们，增长了生活的阅历。与此同时，他还产生了对绘画和雕塑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他表现出对弱势人群及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的同情与关切，并尽自己的力量去为之提供帮助。这以后发展成贯穿他整个人生的独特信念，就是贡献自己的医术甚至生命去制止世界上任何非正义的和侵略的战争，帮助受苦受难的民族和人民。他曾经两度停学：第一次是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２年，他以一名伐木工的身份去与伐木工和矿工们打成一片，同时又作为一名成人教育学院的教师来回奔走于伐木营地和矿工聚居地，以满足工人们对学习文化知识的渴求。另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１９１４年，他作为一名担架队员去到欧洲前线，当时只差一年他就可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了。他受了很重的伤，分别在法国和英国住院达半年之久。随后他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业，毕业后，他加入英国海军当了一名外科军医，这也是他的医学学位所要求的工作经历。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六个月，他以军医官的身份随加拿大军队驻扎在法国。
战争结束后，他留在英国伦敦的一所儿童医院完成毕业实习期（Ｉｎｔｅｒｓｈｉｐ）。为保障自己的生活，他对艺术品生意作了个小小的风险投资，开办了一家集画廊和商店为一体的小公司，从法国泊来便宜的画作在英国销售，经营得很成功。１９２３年，他通过了非常严格的考试，成为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临床研究生（Ｆｅｌｌｏｗ）。此时他遇见了一位苏格兰的年轻姑娘，比他小十一岁的弗兰西丝（Ｆｒａｎｃｅ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Ｐｅｎｎｙ），他们很快就相爱得难舍难分了，几个月后，不顾弗兰西丝父母的反对，他们结婚了。１９２４年，医学博士白求恩带着他娇美的新娘从巴黎旅行到维也纳和柏林，一路考察学习当地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外科医学。到年底，他们终于停止了奔波，在美国的底特律租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房住下了。
底特律居住的这两年使白求恩夫妇真正体会到了贫穷的滋味。白求恩开设的小诊所面向社会的下层，他的病人只能付很少的钱看病，有时往往连一点钱也付不出，白求恩就为之免费看病。如此一来，使得他们自己的经济捉襟见肘，入不覆出。工作的实践中，白求恩看到了许多贫穷的人们因付不起昂贵医药费而导致小病变大病乃至不治的令人忧虑的状况，加上自己在生活中的亲历，白求恩更能理解他们的困苦处境和无奈。富有同情心的白求恩渴望为那些可怜的人们多做一些事，他也认识到面对这一切，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小了。
就在此时，白求恩感染上了肺结核。那时，肺结核还基本上是个不治之症，没有特效药，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富贵病”，只能疗养。知道自己已无痊愈的可能，白求恩不想耽误弗兰西丝的青春年华，提出离婚。弗兰西丝不同意，表示要跟随在他身边照顾他，但最终拗不过决心已定的白求恩，接受了离婚，含泪回了苏格兰。她仍然关心他，他们一直互相通信，就象好朋友那样给予对方深切的关怀和慰籍。回到格雷文赫斯特的肺病疗养院的白求恩虽然十分垂头丧气，同时也因逼迫弗兰西丝离去和对她的思念而难过伤心，可当他一听到有一种“人工气胸” 的方法有治好肺结核的可能时，立即要求去做这一存在着相当危险性的治疗。“两强相遇勇者胜”，白求恩以自己的身体勇敢地实验新的治疗方法，不仅战胜了病魔，也从此成为一位掌握“人工气胸”技术治疗肺结核的专家，而当时懂得这种技术的专家全世界只有十三位。白求恩随后在纽约州雷布如克（Ｒａｙ Ｂｒｏｏｋ）的一所肺结核医院里工作了两年，救治了许多与他一样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
１９２８年初，白求恩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Ｍｏｎｔｒｅａｌ）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给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阿奇博尔德大夫（Ｄｒ．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当第一助手。在这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他刻苦学习，辛勤工作，奠定了他作为著名胸外科专家的坚实基础，也显示出他出众的发明创造才华。他发明和改进了十二种医疗手术器械，有些还以他的名字命名，如“Ｔｈｅ Ｂｅｔｈｕｎｅ Ｒｉｂ Ｓｈｅａｒｓ”（白求恩肋剪）等。他还发表了十四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创见和学术成果得到业内同行的公认和尊敬。１９３４年，他到美国旅行，向同行们交流与演示他的胸外科手术技术。回加后他接受了新的职位，在魁北克省的卡提尔维勒（Ｃａｒｔｉｅｒｖｉｌｌｅ）的圣心医院（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 Ｃｏｅ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担任胸外科主任。
当时经济很不景气，白求恩越来越多地把他的目光投向社会医疗的现状。他觉得，贫穷、饥饿、缺医少药的情况，在低收入的社会人群中已很普遍。仅靠个人花钱买健康保险有着明显的弊病，一方面是很多人买不起，另一方面是浪费钱。作为医生，他与几位朋友一起开办了个免费的诊所，可他明白他们所做的对如此现状只能起到很微弱的作用。所以，他大声疾呼医疗制度需要改革，应该由国家负起公共医疗的责任，建立起一个统一管理的为全国每一个公民服务的健康保障体系。他对政治也产生了兴趣，鉴于人们对一些政治名词含义不甚清楚，还专门写下了一些名词术语如“民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的解释，原计划写一百个名词解释，但后来因故未完成。他也关注妇女的地位，认为她们当奴隶的时间已太长了。妇女也是人，应该有独立的人的思想。他对艺术的爱好也持续着，并在自己的房子里办起一个免费的儿童艺术学校。他思考着，也行动着，既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大夫，又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
１９３５年夏，他去苏联参加一个国际医学会议，顺便参观了苏联的许多地方，并考察了苏联的医疗系统。回国后，他应邀介绍访苏观感，他谈到对苏联的公共医疗体系的深刻印象。接着，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促使他入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看到苏联的全民医疗体系的成功，而这正是他想在他自己的国家实现的理想。他始终坚持，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保障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的系统。１９３６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组建了一个由一百名医生、护士、牙医和社会工作者参加的名为“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保障组织”（ｔｈｅ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的机构，为最需要医药的人群提供服务。
不久，西班牙爆发内战，“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Ａｉｄ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请求白求恩去领导马德里的加拿大医疗队。白求恩当时是世界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之一，也是全加拿大年薪最高的医生之一，人们认为这个请求可能是太不现实了。但白求恩出人意料地决定去，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３日出发奔赴马德里。在那里，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和输血技术，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这样大规模地给伤员输过血。白求恩和他的同事们的开创性实践在世界医疗史和输血史上占有重要的里程碑似的地位。
１９３７年６月，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到处奔走介绍西班牙的情况，为之募捐。这时，传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的消息。白求恩认为，虽然西班牙和中国同样处于战争中，但抗击侵略者的中国更需要帮助。他找到“中国援助会”（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ｉ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和“保卫中国同盟”（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Ｌｅａｇｕｅ），主动要求带医疗队去中国。
白求恩在中国的情况是我们大家都基本熟知的，他像个铁打的人似的忘我地工作着。实际上由于艰苦的生活条件，过度的劳累，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已很差，极度营养不良。他的视力大大减退，牙齿松动，一只耳朵变聋。他也曾计划回加拿大去治疗，同时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募捐，因实在不忍离开那些急待抢救的八路军伤员而一再推迟行程。最令人感动的是白求恩的遗嘱。遗嘱写于白求恩最后的日子里，实际上是一封写给当时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的信。信中请求聂将军帮助处理他一些未完的事情和分发他个人拥有的物品包括医疗用品及生活用品，事实上是请聂将军担任他的遗嘱执行人。除了对工作的交代，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里，他把自己有用的东西都留给了他的中国战友，他周围的人们，从将军到他身边的马夫和“小鬼”（警卫员）都得到了他的馈赠。他当然也没有忘记他那离了婚的妻子弗兰西丝，请求“中国援助会”照顾她今后的生活。那一件件看似琐碎的事情，那一个个被提到的人名，饱含着白求恩多少深情，多少厚爱啊！
从白墙上挂着白求恩头像的白求恩纪念馆展馆里，从别的地方，甚至还有网络上，我了解到许多白求恩到中国以前的情况甚至生活细节，以及更多的白求恩在中国的感人故事。我知道得越多，早年印象中的神秘色彩就一层层脱落，而那模糊不清的面目形像就一点点地清晰起来。可以说，我重新知道了一位白求恩：一位聪明睿智有过诸多医疗手术器械发明创造和对社会超前的思想贡献，却长期不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理解和认识的白求恩；一位拿着当时加拿大最高年薪，其技术享誉世界的胸外科大夫，本有着极好的前途和舒适的生活，却为了理想抛弃了一切个人的幸福和享受，乐于奋斗勇于献身的白求恩；一位有血有肉有情却严肃认真执著，让许多人为他惋惜、伤心，让许多人敬佩、骄傲、热爱，也让许多人嫉妒、憎恨的白求恩。这位白求恩站在我的面前，是那么坦率，那么热情，那么亲切和蔼，那么平易近人，具有常人难以达到的工作激情和献身精神。而他又是那么的孤傲，那么的特立独行，他的关于建立完全的社会的卫生健康保障系统的思想和主张，除了得到少数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外，很多人尤其是有权有势有钱的人，还有他的从高医疗费得到好处的许多同行们都极力反对，最终没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开始实施，他为之深深地遗憾。而几十年后，如今的加拿大人享受着优良的社会卫生保健系统的好处时，又有多少人知道最早提出建立这样一个系统的人是白求恩大夫呢？
白求恩是反侵略战场上救死扶伤的英雄，他也是和平环境下治病救人的医生。这一点得到人们的公认。可他的杰出不仅仅在他的令人佩服的高明医术，创新的医疗器械发明和对世界医疗史作出的里程碑似的贡献，也不仅仅是他的人道主义和勇敢献身精神，更可贵的是，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为了理想孜孜不倦努力，勇于奋斗勇于牺牲的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走在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之前的人。尽管人们会暂时地不理解他，但时间终于让后来的人们认识到他的伟大，他的思想和创见的真正价值。
白求恩已列身于加拿大历史名人（Ａ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之列，虽然是晚了几十年，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和勇气仍是令人感动的。不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让更多的加拿大人和后代知道白求恩。我看到白求恩纪念馆里，来参观的大多是华人，签名簿上留下的也多是中国人的姓名，中文的题辞和留言。中国人民是永远记得白求恩和那些真心帮助过中国的外国朋友们的。可白求恩毕竟是加拿大人，由多族裔组成的，有着多元文化传统的加拿大人民应该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杰出儿子，并为有白求恩这样的杰出儿子感到骄傲。
可以说过去的几十年，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对白求恩的敬仰怀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加拿大人民非常友好的情谊，促使了加拿大人民和政府去重新认识和肯定白求恩这一历史人物。现在反过来，从加拿大人以及世界医疗界对白求恩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肯定，我们或许也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吧。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的是是非非，许多的功过难定的人物，也是否应抛弃政治观念和个人与集团的利益，以其对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历史意义和长远利益，对世界和平和文明的贡献来重新认识呢？
参考：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ｐｅｌ，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 ｂｙ Ｔｅｄ Ａｌｌｅｎ ＆Ｓｙｄｎｅｙ Ｇｏｒｄｏｎ
“Ｂｅｔｈｕｎｅ，Ｈｅｎｒｙ Ｎｏｒｍａｎ”ｂｙ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１９８５）
１０／１４／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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