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归档：十二月 2002

　　中新网12月31日电 在美人口超过23万的温州人正引领令人刮目相看的生意经。他们的生意遍布到大如超市、小如地摊，加上他们本身的刻苦耐劳、团结互助且深谙商机，已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旅美温州人正谱写著他们自身的传奇。 　　据报道，法拉盛人气最旺的超市，老板几乎是清一色的温州人。这些超市老板中，有的在三、四年前还是路边摆摊的小菜贩，他们经过自身的艰辛努力与凭著对商机的敏感，捉住机会一举成功。 　　吸引最多各地商客光临的华埠坚尼路两旁商店，有超过一半的业主是温州乡亲。那些推著小车穿街走巷销售CD与DVD的温州女移民，则是打假警方感到头痛的“游击队”。虽然温州乡亲上述令人印象深刻的经营之道褒贬相加，但他们灵敏的商业触角已广受称赞。放眼华埠坚尼路上各个街角，几乎都可看到数名女子推著手套、围巾，或是刚出版的CD和刚上映的电影DVD手推车叫卖，来美5年的吴小姐说：“我们都是温州来的，虽然大家摆摊摆得近，但是绝不担心互相抢生意。大家挺帮忙的”。 　　在坚尼路经营手提袋商家的蔡长浦说，他从小本生意做起，是每个温州人经营的特色，也是成功经营的快捷方式与保证。相当部分温州人来美时与福州乡亲一样，通过偷渡途径及花费5、6万元偷渡费来美。但不同的是，偷渡来美的温州乡亲在亲友凑资帮助下，就立即投入生意运作。温州同乡就是在“同乡同行不竞争”下，互相协助发展壮大起来。 　　缅街“新中国”超市老板卢先生就是温州人发展商机的典型例子，在未开超市前曾在缅街路边摆摊位卖蔬菜。美国温州人的人数与商业势力逐年壮大最近几年有目共睹。 　　据统计，70年代末期，全美温州人还不到6万人，如今全美至少有23万人，且一半集中在大纽约地区，仅次于广东和闽籍人口。他们多聚居在皇后区的白石镇、艾姆赫斯特、木边，布碌仑的班森贺、日落公园和瑞吉屋、史泰登岛、曼哈坦和纽约上州等地。 　　华埠坚尼路与小意大利区内有数十家温州人开设的礼品店。法拉盛过去原为香港和台湾移民经营的杂货店、餐饮、超市与酒店，也渐由温州人取代。目前法拉盛有6家大型超市是由温州人经营。 　　美国温州工商会名誉会长朱海风说，曼哈坦中城至少有56家温州人经营的礼品批发商。温州同乡会副会长缪自力说，温州人经商脑筋动得快，近年与大陆贸易做得相当红火，从蔬菜、日用品到服装，都可从大陆空运来美。朱□基曾称赞温州人“能睡地板，也能做老板”，充分展现刻苦耐劳和擅长经营的特色。

多维社记者吴伟报导／一名加拿大籍华裔船长据称被一名中国船员杀害，船长的年仅14岁的儿子30日要求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协助，以便尽早抓回已逃回中国的嫌犯。 据加通社报导，马杰森(Jackson Ma)当天同温哥华总领事进行了会面，恳求中国政府能将杀死他父亲的凶手缉拿归案。在同中国领馆进行半个小时的面谈后，14岁的杰森对记者说，中国领馆已表示，将会调查这艘轮船目前停靠在哪个港口，再协助缉拿杀人嫌犯。 据马家透露，53岁的马塞春(Ma Sai Chung)生前居住在加拿大BC省的Mapple Rigde，是一艘在巴拿马注册的“金壁”号(MV Jin Bi)货船的船长，该船于12月17日在行驶在马六甲海峡时，船长在同一名中国籍船员发生“打斗”后被杀害。 船主向马塞春家人透露，马塞春被一刀剌死后，被一些船员丢进大海，当时这艘货船正行驶在印度和新加坡之间。一名尚未被官方确认的船员，曾对另一名船上工作的伙计承认，由于他没有保持正确的航海速度，被气愤的船长抓住了衣领，然后他一刀剌在船长的脖子上。 新加坡警方发言人表示，这名杀死船长的船员后来被其它船员关押起来，但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被害人的尸体至今也尚未被发现。但这名杀人凶嫌却在货船靠后被释放，新加坡警方的解释是，杀人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在他们调查这起事件时，不能逮捕这名嫌犯。 新加坡警方发言人称，“金壁”号12月20日在新加坡靠岸，已于28日(上周六)离开，杀人嫌犯当时还在这艘货船上。 报导说，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表示，中国政府对此案十分关注。不过，总领馆发言人周勇领事认为，此案不是发生在中国管辖区域，官方也无法确认是否有这样的权限，即使凶犯是一名中国人。周勇表示，对此案的调查尚需一些时间，也需要对此案的细节进行了解。 巴拿马驻新加坡大使透露说，巴拿马已派遣一名调查人员赴香港，因为货轮有可能会在香港靠岸。马塞春48岁的妻子Kerina Ker和14岁的儿子Chris Ma已于22日抵达新加坡，她们对新加坡警方放走嫌犯的做法表示无法理解。据悉，这艘货船的船东是一家香港公司，已表示“金壁”号正在返回香港。 马塞春的儿子对记者表示，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就算货轮返回了中国，嫌犯完全也可能逃跑或消失。不过，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在渥太华透露说，这条货轮并没有前往香港，而是开往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岛，但发言人没有透露这条船何时会靠岸。 发言人称，加拿大联邦政府将要求印尼警方扣押这艘货轮，并逮捕这名已在船上承认行凶的杀人嫌犯。 据悉，马塞春原打算在“金壁”号在香港靠后返回加拿大，同家人一起欢渡圣诞节。儿子马杰森一边流著眼泪一边对记者说，他的父亲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他很难相信自己的父亲会同其它人发生口角或打斗。

大多伦多地区的新一代大楼越造越高，一些所谓尖塔（point tower）大楼的高度有 300 余公尺，几近世界第一高塔 CN 塔高度的 2/3。大楼到底可以有多高，已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市政府、专家和市民激烈争论的问题。 位于雪博大道湾景街（Bayview）附近的北约克塔群（NY Towers）公寓大楼，原先的设计是两栋 25 层和两栋 35 层的细高型摩登公寓楼。其中两栋 35 层高楼面向 401 高速公路，两栋 25 层大楼面对雪博大道。 但迫于北约克区政府和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Kirkor 建筑设计公司不得不将 NY 塔变矮变宽，使其高度降为 20 和 28 层。 根据北约克区政府的新规定，整个雪博大道地铁所经地区，从央街至当妙路，所有新建大楼不得超过 28 层。 NY 塔公寓楼开发商丹尼尔公司总裁米切尔・库恩认为，建造摩天高楼不是件坏事，相反是件好事，因为大楼往上延伸，可以节省占地面积。库恩称，尖塔式公寓高楼社区内的住户，出门便可感受到充满活力的街区生活。 据悉，丹尼尔公司已售出了 1200 间单元，比近 20 年建造的任何一栋公寓楼都卖得快。库恩表示，希望能看到多伦多有更多的高楼。他坚持认为，细高型的尖塔公寓高楼，要比一长排的低层公寓楼要好得多。因为一长排的低层公寓楼使街道显得阴暗无趣。 到底要高度还是不要高度，这个问题已越争越烈。反对建高楼的多伦多市前市长约翰・苏维尔（John Sewell）认为，高楼破坏了楼前沿街景致的连贯性，在这些街道行走，不是件让人愉悦的事。 苏维尔举例说，位于市中心圣劳伦斯市场附近的社区，就是多市政府在 … 继续阅读 →

哈尔滨日报报导，近来哈尔滨市街头出现一种怪现象，有人向素不相识的人询问「姓什么」，然后要求对方把姓写下来，还向其讨一毛钱。据称，这种现象与一种传言有关：羊年将至，传言说羊年对属羊的人不利，但若这人若是能够得到与自己年龄相等的不同姓氏，便可逢凶化吉，祛病免灾。 报导说，日前哈尔滨机关干部李晓外出，突遇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跑过来请他帮忙，向他「要姓」，原来她母亲是属羊的，明年是其本命年，家里人听说羊年不好，属羊的若要躲过一劫，就要「求姓」免灾，多大岁数就求多少个不同的姓氏。 另一位遇到同样情况的林姓哈尔滨市民表示，向他要姓的人说，必须在羊年到来之前将「姓」凑齐，所以时间紧迫。 另据中新网报导，大陆关于「羊年不宜生娃」的迷信，甚至使部分小学发生招生断层的现象，而这种迷信的受害者可能是属马、属猴的人。 北京京华时报也指出，由于迷信「羊年不宜生娃」，许多北京市民「安排」让自己的孩子在马年出生。据统计，仅东四妇产医院今年前五个月的出生率，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百分之六十。 据称，大陆民间一直存在属羊的人「克夫」或「克妻」的迷信，而「冬天无草，羊儿吃不饱」的说法，更使许多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羊年的冬天出生。

　　今天上午，在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现场举办了“创业中国”论坛。五位已经回国创业成功的留学人员在论坛上谈起了回国创业的种种经历。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提供给留学人员创业的机会，是世界很多地方都不能提供的。 　　昨天下午，近百名来穗参加是次科技交流会的留学生代表，齐聚白云山脚下的广州鸣泉居度假村，畅谈回国创业的心得与体会。 　　昨天的留学人员座谈会，气氛非常热烈。亓小梅曾在英国留学五年，回国后创立了一家影视文化发展公司。她说，当初出去的时候没想到要回来，如今回来了，觉得再不回来就晚了，她表示，中国国内资讯，海外人士知道得太少，她要将现代中国人的观念、文化和生活带到海外。 　　一九九八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山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负责人马文丽，至今都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初她是被广州优美的社区环境和建筑所吸引，觉得祖国的建设，自己不能置身事外；如今，她领导的中大分子生物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一个博士点，她所在的实验室被评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美国AEM控股公司董事长说，中国给留学人员的机会是空前的，留学人员应赶快回来创业。 　　从美国回来的田园先生认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要“过五关”：家庭关，回国创业要有豁出去的气魄，恰当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国情关：中国虽然发展很快，但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对中国国情有充分的准备；资金关，不要老是盯著政府的钱，而应多渠道融资。此外还有市场关和管理关。 　　有的留学人员提出，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可以有多种形式。回来创办企业是创业，回来搞研究、教学也是创业，国家还应形成科研与管理人才的合理关系，引进更多的管理人才。同时，留学人员还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协助中国经济和科技走出去。 　　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内人才结构存在两个百分之五：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大概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其中高级人才又只占各类人才总数的百分之五！因此，可以说，目前正是中国需要大量引进留学生人才的时候，留学生回国创业大有可为。（中新社 郭军）

（星星生活专讯 记者崔茜报导）距2003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明年颁奖典礼的广告内容是否会换成“纽约万岁（Hooray for New York）”呢？ 纽约的一群重要人物正在筹备颁奖典礼，委员会包括Miramax Films副主席 Harvey Weinstein，Cablevision Systems主席Jim Dolan，纽约市市长 Mike Bloomberg和州长George Pataki。委员会将会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致信奥斯卡组织者介绍有关筹备的活动。 计划书之一是向委员会提出电影的历史回顾，即奥斯卡75周年庆典部分在纽约举办并集中表现纽约。 同时，纽约计划的支持者们认为在这个城市举办奥斯卡会冲淡911恐怖事件的影响。“这并不是意味着同好莱坞争夺举办权，”今年夏天Weistein说，“这实际上是好莱坞在帮助纽约。”

【多维新闻社30日电】多维社记者林森报导／一名穆斯林激进分子30日在也门一家教会医院里枪杀了三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并打伤了一名医院药剂师。也门当局已经逮捕一名30岁的男子，并在搜捕另外几名激进分子。 被穆斯林枪手杀害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多维社) 美联社报导说，枪手携带一支半自动步枪进入也门南方城市吉布拉的一家浸礼会医院。他把步枪包裹起来，装作怀抱小孩。医院院长威廉科恩正在举行工作会议，枪手闯入会场，开枪滥杀。60岁的科恩当场被害，另外还有53岁的医院采购部主管凯瑟琳加利蒂和57岁的医生玛莎梅尔被枪击头部死亡。枪手随后窜入医院药房，开枪打伤49岁的药剂师唐纳德卡斯维尔。 美国南方浸礼会发言人拉里考克斯说，枪杀事件使所有人震惊，他为遇难教友感到悲伤。他说，目前还没有计划撤离医院其它人员。 三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30日在也门南部城市吉布拉一家医院被枪杀 一位名叫法蒂玛的当地妇女说，枪杀教士是任何宗教都不能接受的，包括伊斯兰教。她说她经常光顾这家医院，传教士们为当地居民医疗服务，不知有多少儿童受益。浸礼会发言人说，他们在吉布拉的医院有80个床位，每年接待超过4万名病人，并对付不起医疗费的病人免费。医院还帮助培训当地医护人员，教社区儿童学英语。 也门被认为是中东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穆斯林激进组织的藏身之地。在该国的美国军事和平民目标时常受到激进恐怖分子的袭击。

　　中新网12月30日电 今年的电视剧创作呈现出哪些新特点？解放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委会秘书长仲呈祥。 　　思想艺术水平攀上新高度 　　我觉得评价近年电视剧的首要标准，就看艺术家是不是自始至终倾注了对人民负责、对生活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创作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处理什么题材，都能开掘出深刻的主题，都能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同时，它又是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 　　过去也有一些电视剧，尽管主题很好，但有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所以没有多少观众爱看。也有一些电视剧在形式感上做了很多追求，甚至于直接从西方借鉴、模仿了一些东西，但没有消化，没有为我所用，有东施效颦之嫌。这几年的优秀作品已走向了一种审美创造更自由的天地。 　　以《长征》为例。它与改革开放初期或90年代初期一批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如上党战役、忻口战役等相比，焦距对准的是事件中人的精神形态，而不是那个事件，所以它就符合艺术规律。又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通过石光荣、褚琴的人生历程，折射出一段难忘的历史、复杂的历史。今天的人们可以从这两个艺术形象身上或多或少地照见自己和身旁人的影子。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就是艺术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用《长征》《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对比过去的同类题材，可以明显感到中国电视剧在思想水平、审美水平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快感得到启迪和升华 　　不论表现什么题材，不论采取什么样式，电视剧都要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健康的审美情趣，让观众不仅获得快感，而且通过快感得到或多或少认识上的启迪、灵魂上的升华。越来越多的优秀电视剧开始进入人类审美文化的行列，努力代表著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如央视播出的《牵手》，力求用现实社会大家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来处理这个感情题材。它使观众通过屏幕的艺术形象照见了自己，尤其是男性观众会想，我有没有忽略了自己妻子的存在？它也使女性观众思考，当第三者出现时，如何正确处理可能出现的这种感情生活的变故？这个电视剧就这样通过流畅的叙事、生动的情节、感人的形象，把观众带入到那个情景里去，表达了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追求。 　　捕捉观众审美神经的共鸣点 　　观众群体形成的社会审美神经，常常有一个共同的兴奋点。艺术家要紧跟时代前进的脉搏，要善于捕捉观众审美神经的那个共鸣点。这是一种本事，这种本事只有深入生活，为人民服务之后才能获得的。如《大哥》完全是写中华传统美德的，就那么一个中国的长兄为父，在处理繁杂的家庭矛盾过程当中，映照著社会生活的行进，使每一个观众都感到亲切，甚至觉得仿佛自己家里就有这么一位大哥。这类作品观众要看，当然还有一个形式问题。一般来说，产生轰动效应的都是长篇连续剧。观众接受习惯是从中国的章回小说里演变过来的。它要求这一集的人物相对集中，故事相对完整，对前一集有呼应，每集产生一两个高潮，末尾留有悬念；每过二、三分钟，或一句台词、或一个动作、或一个细节，去刺激一下观众的审美神经，让他看下去。从《雍正王朝》到《空镜子》，各种题材的优秀作品，其艺术结构大多符合长篇连续剧的这种审美规律。 　　艺术创作切忌急功近利，短视是不利于艺术发展的。电视剧当然有一个收视率的问题，也有广告效益的问题。但是收视率高的，收益好的，有的并非表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那些作品，就不能一味肯定了。(本文采访素材由央视《文化视点》栏目提供)

【多维新闻社30日电】《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4期（总第79期）发表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实的文章，现分两部分转载如下／ （续前）三、水利工作决策一再失误的制度原因 过去50年来，中国的水利工作中连连失误，中国大地至今水旱灾害交替、祸患无穷，水利部历任负责人多年来的决策失误及重大行政责任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些负责人对水旱灾害频仍不但安之若素，拒不接纳不同意见，而且步步高升，如此一来，自然谈不上汲取教训了。 下面就水利部历任部长、副部长的特点试举几例：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水利系统的元老级人物钱正英。她自50年代参与水利部的领导工作以来，其地位在中国的水利系统中喧赫一时。她虽然大学未毕业，知识有限，却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在党外则以“老革命”自傲，根本不愿听取真正的专家的意见。她的专断跋扈、工作方法上偏好“群众运动”式的水利“运动”等特点，与许多党务官僚如出一辙。 上文提到的水利部的许多常识性决策错误，钱正英并非一无所知，很多问题早就有专家向她提出过，但她就是拒不采纳。“文革”后期有人写信给钱正英，指出水利部负责人决定解散规划设计院和科研院是错误的，钱正英不听。早在70、80年代就有专家指出，治河防洪之本是加强河道整治、加大河道泄水能力，防洪比抢险重要，防洪有效就无险可抢了，抢险花费要远远多于防洪费用；但是水利部负责人对此真知灼见却置若罔闻，一面到处设立防汛指挥部，一面挪用河道整治经费、拖延河道整治，始终不建立负责河道整治的专责机构。 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力不胜任、累死在任上的副部长。这位大学毕业生离开校门后只在研究机构里工作过几年，知识面很窄，也没有什么明显成绩，后来有幸调到水利部部机关工作。由于此人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又能写会道，颇得部长欣赏，几年内就由科员升为处长，又再度升迁为司长，然后一跃而成为水利部总工程师。但他实际上很难胜任总工程师这个位置，由于他的知识面太窄，又没有水利规划、工程设计、施工等方面的经验，更未参与过任何大型水利或水电工程的管理，所以应付工作时简直苦不堪言。为了勉强对付水利部总工程师这个职务的繁重复杂的工作，他只好下班后努力学习，补充基础知识。据其妻子说，为了应付工作，他晚上回家后总是看书看得很晚，连中学物理课本都不得不借来看。这位如此辛劳、且深得部长青睐的的总工程师后来又被提拔为水利部副部长，这就更加重了他承受的压力。于是，升官之幸就变成了不幸，他当上副部长才40天，就活活累死了。 第三个例子是一位被超迁提拔为部长的人物。他原是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的所长，在5年的所长任期内，既未做任何专题研究，也未指导研究生，更没有任何业绩。可是他善于“走上层路线”，能说会道，又因为他的堂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原水利部负责人就把他从处级越级提升为部级，最后当上了部长。就是这位部长，热衷于骗取“三峡工程”上马，同时又故意拖延“长江中下游10年防洪工程部署”的实施。在他任内长江中下游连年遭到洪水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淮河、太湖流域也相继发生洪灾，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应该说，对这些严重损失此人是有直接责任的。 第四个例子是上述第三例的继任者。他的前任延误了长江中下游的河道防洪部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然而这位新任水利部长依旧步前任之辙。他被选择来担任水利部长也很奇怪，他毕业于北京农机学院，对水利工作是个外行。当然，他在哗众取宠方面还是相当内行的。在他的前任任内，本应在1990年完成的“长江中下游10年防洪工程部署”就被延误了，这一部署被推迟到1995年完成；但是，这位新任部长对长江防洪工作还是掉以轻心，直到1998年这一“部署”仍未完成，终于酿成了1998年震动全国的长江洪灾的严重后果。后来，由于审计部门发现这位部长竟把防洪经费挪用去购置住宅，案情公布后激起了社会公愤，这位水利部长才被正式罢官。 上述现象其实是共产党专政体制下必然出现的弊病。 从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的“改天换地”与“向大自然开战”的观点一直是政府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上述水利工程的负面影响只是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方面。共产党维持的是独裁统治，从不允许“大权旁落”，其组织路线就自然是极端宗派主义的，即所谓的“任人唯亲”。共产党任用和提拔干部，虽然公开讲要“任人唯贤”，但那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的任用标准是优先任用“三种人”。这就是“用亲人”（指子女、亲属）、“重亲信”（即唯命是从、能无条件贯彻上级意图的吹牛拍马者）、“唯党员”（自“反右”运动后科长以上级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水利部历任负责人选择和任用干部，正是沿这条路线走的，偏重于选用忠于上级、善于领会和贯彻其意图、会吹会拍、“报喜不报忧”的干部。于是，那些善于政治投机、媚上压下的干部总是被一再提拔重用，而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却被百般压制。由那样的庸才主持业务，其后果可想而知。 同时，共产党既然实行“一党专政”，就必然会建立从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在各层各级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这就形成了党内所谓的“一言堂”，在“毛时代”所有干部都听命于“最高指示”，到了现在则曰“与中央保持一致”。这种集权体制不仅不许下级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且会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视为“反党”，加以政治打击。“一言堂”不仅严格禁止任何主政者排斥的政治言论，连在技术问题上也限制正常的讨论。 此外，共产党还主张“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因此，在水利工作上往往不讲科学、不顾实际、急功近利、片面极端。许多大型、超大型工程的上马，其实并不是著眼于经济上的紧迫需要，而只是为了迎合高层领导人的偏好，甚至是为了“落实”最高领导人的几句“语录”。例如，为了毛泽东讲过“黄河清”，水利部50年代就不顾专家的反对而盲目建设“三门峡水库”，结果投资浪费了、水库基本废了，黄河也更加浑了；又如，由于毛泽东曾经写过一句“高峡出平湖”，多少年来一直有不少干部以此为理由，主张修建三峡水库，最后终于开工了。 之所以大型水利工程在中国会成为“政治需要”、“政治工程”，是因为高层领导人把这种工程看成是给其个人及共产党“树碑”的政治性活动；而下级官员拼命迎合上级的这种需要，则是为了个人的升迁。无论是高层领导人，还是水利部的技术官僚，谁的眼中都没有民众的利益。只要“政治”上“正确”了，水利部的负责人无论制定了什么样的错误决策、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都极少承担政治责任。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的水利工作为什么失误会如此之多，而且这类失误具有普遍性、重复性，往往一再发生、难以避免。要根本改进中国的水利工作，只有实行民主体制才能减少此类失误。

《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4期（总第79期）发表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实的文章，现分两部分转载如下／ 1949年以来，中国的水利事业经营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水旱灾害交替、祸患无穷，原因是50年来的水利工作失误太多。这些失误反映在许多方面，例如，治理淮河半途而废、推行了错误的“三主”治水方针、在河道整治方面忽视“以泄为主”的防洪工程、工程建设上以群众运动代替专家决策、废弃科研规划设计并大砍水利规划设计及科研机构、盲目上马一批愚蠢的工程、排斥不同意见和用人不当等等。归根结底，这些失误是专制政体所造成的。 一、兴建“水害”工程是谁推动的？ 1949年以后中国新政府的水利工作始于“治淮工程”，起初颇有进展，但好景不长，自从毛泽东和中共发动“大跃进”之后，水利工作就走上了歧途。 1950年，淮河灾情十分严重，为了治理淮河水患，中央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当时确定的治淮方针是：上游修建水库，蓄洪兴利；中游利用湖泊洼地拦洪、滞洪，并加高加固河堤；下游除加高加固河堤外，还疏浚河道、开挖入海水道，以增大泄洪能力。这个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这个方针，自1951年到1958年，在淮河上游先后修建了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滩、两河口、南湾等一大批大中型水库，拦蓄上游洪水；中游则利用一批湖泊洼地滞洪，并修建了润河集分水闸、城东湖闸、瓦埠湖闸、王家坝闸等工程；在下游既疏浚了淮河干流、加高加固河堤，又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做为淮河的入海水道。在此期间，治淮水利工程的进展快速顺利。例如，库容达21亿立方米的梅山水库仅用2年工期即告竣工，该水库高达88米的连拱坝（属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一年就浇筑到顶。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其他治淮工程，根治淮河水患指日可待。 但令人非常惋惜的是，中共很快就把经济建设引导到荒谬的道路上去，水利工作自然也不会例外。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水利部负责人立即闻风而动，紧紧跟随。为了表现其对毛泽东的“大搞群众运动”口号的拥护，该部负责人放弃了依靠专家和正规水利工程设计的正常做法，改行“群众运动”式的水利工程建设方针。一方面，水利部负责人于1958年突然决定解散“治淮委员会”，该机构的技术人员被分散其他地区，治淮工作因此半途而废。另一方面，水利部负责人与各地的基层干部彼此配合，每年冬春都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大办水利工程”，五花八门的水利工程项目在全国“遍地开花”。这些工程基本上没有合格的专业人员参与规划设计，而是听任根本不具有水利工程知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瞎指挥”，既不了解当地的水文、地形、地质条件，也不考虑工程是否需要、能否完成，更不作方案比较、效益计算，多半由乡村基层干部“拍脑袋”任意决定，只要有工程上马，看起来热闹就好。这种“群众运动”式的水利工程建设方针完全忽视了水利工程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和防止水旱灾害的科学论证和规划。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遗患累累。 在这场“群众运动”式的水利工程建设“高潮”中，由于全国各地处处建水库，不可能每处工程都事先进行正规的库址勘察和工程设计，于是水利部负责人就想出了一个“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所谓“三主方针”，以此说法为其推动的水利工程建设上的“群众运动”“正名”。这个方针极为荒唐，它盲目地主张“以蓄为主”，提出要“一块地对一块天”，把天上的雨水全部就地蓄起来，完全忽略了全国各地截然不同的具体情况，违背了水利工程必须“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这种“一刀切”式的水利工程方针虽然简单易懂，适合在“群众运动”中当作口号来推广，却在很多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三主方针”要求水利工程“以小型和社办为主”，实际的结果就是放弃水利工程必要的规划设计，听任各地完全不懂水利技术的农村基层干部胡乱安排水利工程项目、随意组织工程施工。 按照这个“三主方针”修建的许多小型水利工程往往是劳民伤财，甚至造出“水害”来。华北三省的“引黄灌区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例子。该工程动员了黄河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但由于当地干部不懂水利工程的基本常识，这个庞大的工程只有引水灌溉的功能，而没有排水功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3省几千万亩农田因而盐碱化，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们痛骂当地的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从此再也无法扭转了。“大跃进”时期在淮北地区推行所谓的“河网化”则是另一个案例，当时以“综合开发灌溉、航运与防洪”为口号，盲目提出了淮北平原的“河网化”，结果反而加重了淮北平原的洪涝灾害。 “三主方针”的推行还导致全国出现了许多“病、险”水库，有些水库一蓄水就垮，有的刚竣工尚未蓄水就垮坝崩堤。在“大跃进”之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里，每年都有很多这类的“病、险”水库垮塌。例如，仅1973年就垮掉了500多座，1974年又垮了300多座。1974年5月，鉴于这类的“水害”工程为祸甚大，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特别警告水利部及各省：“如果哪里再发生水库垮坝，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就应查明原因，严格处理。如果领导不负责任，就应处罚。”由于这类的“群众运动”式水利工程本身“病、险”太多，即使当地干部再小心看护，也难避免垮塌的结局。 果然，就在李先念警告过后的第二年（1975年），河南省的板桥等两座大型水库就垮了，库水如排山倒海般奔腾而下，淹没了河南数县，冲毁许多村镇，淹死数万人，且冲断了京广铁路。事实上，李先念关于“再发生水库垮坝”就“处理”、“处罚”相关干部的说法，不过是一句虚话，尽管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水库垮塌、甚至淹死数万人的悲剧，“大跃进”时期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推动修建了大批“水害”工程的水利部负责人并未受到任何惩诫。 二、水利工作的指导思想：忽视河流整治、热衷于大型水利工程 中国水利部自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任负责人有一种政策偏向，即忽视河流整治，却热衷于兴建一个又一个的大型、超大型水利工程。大型水利工程既是水利部向中央索要巨额投资的“本钱”，也是水利部负责人展现其个人政绩的“纪念碑”。后来水利部与电力部合并后，兴建大型水电站就成了它的“中心任务”，而河流整治这类水利部门的基础性工作却被扔在一旁。 多年来，水利部负责人惯于用大型工程来“钓鱼”：先低报预算，骗取批准，同时抢先动工，造成既成事实；工程开工后就以此为“质押”，不断增加开支，最后工程的决算往往是预算编列数的几倍；一个工程未了，马上筹备下一个工程，为专职的水利施工队伍安排新“饭碗”，不少大型工程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施工队伍“吃饭”的需要而“上马”的。靠著接二连三地兴建大型水电站工程，水利部财源滚滚，不仅水利系统“吃”工程自肥，而且各级官员从中为个人或本单位谋得了大量“好处”。不久前国家审计局专项审计水利部的资金使用时，发现了大笔以兴建水利工程为名要来的财政拨款被水利部部机关挪用来盖“楼堂馆所”。这还只是偶尔的一次审计发现了水利部“不小心”未能遮掩住的劣迹。 正因为水利部能挟“水利”之名义要来巨额经费，所以水利部的各项工程向来十分浪费。例如，四川的渔子溪电站工地混乱不堪，器材（大如电动机，小到钢筋、水泥）大量被盗，连工地的汽车被扔在成都市区都无人过问。这个中型电站施工周期长达十余年，工程完了后施工队伍从四川搬迁到东北，竟整整花了8年时间。又如，为了在四川建设白龙江堆石坝工程，专门进口了几百辆20吨自卸卡车，结果车不适用，加上使用、养护不善，这几百辆昂贵的大型自卸卡车没有几年就都报废了，于是水利部又另行进口了一批14吨自卸卡车。一个工程先后两次重复进口自卸卡车，糟蹋了大量外汇。 尽管水利部负责人不断要求修建新的大型水电站，但对这类工程的研究和规划设计却非常马虎。在“文革”时期，这些负责人甚至把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分布全国各地的8个规划设计院悉数解散，将科研和水利规划设计人员都“下放”到水利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然后倡导水利工程建设事先不经周密的规划设计，而是实行所谓的“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方法。用“三边”方法建设水利工程，其实质就是盲目动工、随意施工、既浪费又无法保证工程质量。正是在这样的领导下，水利部组织施工了一批“愚蠢工程”，有的是得不偿失，有的是后果堪忧。 50年代，水利部负责人低估了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不顾泥沙专家黄万里教授等人的坚决反对，决定建设“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建成后才发现三门峡水库里淤积严重，将库尾和一些入库河道的支流河床抬高，危及到上游西安等城市和两岸农田的安全；而且，淤积会减少库容，将影响到防洪与发电效益。这样，水电站建成后不久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后花了20多年将该电站的设施一再改造（如增设大坝的排沙底孔等）。经过多年改造之后，这个当初设计为装机百余万千瓦的大型电站被缩小成只能发20余万千瓦的中型电站。三门峡电站工程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失败工程。 70年代，水利部又要求在长江中游修建“葛洲坝水电站”。这一决定既违背了河流开发的一般程序，也未经认真的设计规划，是个典型的”三边”工程。水利部开工前唯一的施工依据就是几页“工程说明书”，这个庞大的耗资几十亿元的工程匆忙“上马”时居然既没有规划设计文件，也没有比较方案和计算经济效益。果然，工程开工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质量事故，不得不中途停工，重新设计。由于决策草率，这个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长达十几年之久，而且工程投资的决算超过原来预算的4倍多。从技术方面看问题也非常多，这个修建在长江上的径流电站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而保证出力仅为76.8万千瓦；水电站因受到长江航运的限制不能担任电网调峰的任务，长江汛期的水能也难以利用；船闸闸门常因冲沙而发生事故，长江舵运因此经常停航。从经济效益来看，这是个得不偿失的水电站工程，其单位千瓦投资比长江不少支流上的水电站贵几倍；由于“葛洲坝水电站”的庞大投资占当时水电总投资的很大比例，又挤占了其他水电站的正常建设，所以在战略上这也是一个严重失误。 “葛洲坝水电站”还未完工，水利部负责人又开始不择手段地为上马“三峡工程”而斡旋。到了90年代，“三峡工程”这座特大型水电站终于如其愿全面开工，预计工期长达17年，为此工程要来的巨额资金自然又够水利部花用很多年了。了解内情的专家都知道，“三峡水库”不可能在防洪方面起实质性作用，因为汛期到来时水库为了排除淤积就必须泄洪排沙，因而不能蓄洪；它挤掉了原拟兴建的其他许多水电站工程，而“三峡电站”一旦建成，不但电价过高，而且没有足够的用电客户；此外，“三峡水库”严重破坏了周边的地质与生态环境，将导致库区上游严重的泥沙淤积，不但长江航运大受影响，而且重庆港可能淤成死港。然而，水利部负责人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却打击压制对“三峡工程”的批评意见，操纵舆论，一意孤行，强行把工程推上马。这个工程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读者可以拭目以待。 过去50年来，经水利部投入各种水利工程的财政投资加上民工劳务至少有几千亿了，可是全国大小水患不止、旱灾频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利部负责人长期以来偏重于修库建坝，却轻忽河流整治和堤防维护。水利工作的核心应该是防止水患的发生，而通过河流整治（包括加高加固堤防、疏浚河道、排除行洪障碍、筑“丁字坝”顺坝保护险段等）以加大行洪能力，是防洪的主要办法，此乃大禹治水以来的宝贵祖训。或许是因为河流整治不象修库建坝那样能显示出看得见的“功劳”，也许是水患少了、水利部就争取不到更多的资金，水利部的负责人一直不愿意推动河流整治，甚至还故意挪用防洪资金，拖延已经规划了的防洪工程。 例如，长江防洪历来依靠沿江堤防和湖泊洼地，为此国务院早就主持制定了“长江中下游10年防洪部署”，所需工程经费只要48亿元，本应从1981年起开工、1990年完成。但水利部负责人却执意一拖再拖，迟迟不动手，甚至挪用防洪经费为水利系统的职工购买住房，直至1995年这个“规划”所要求的维护工程仍未完成。1998年长江的洪水之所以会造成那么严重的洪灾，与水利部故意延怠“长江中下游10年防洪部署”有直接关系。由于水利部把经费集中投入““葛洲坝”等水电站建设，致使长江沿岸堤防严重失修或维护工程塞责草率，导致洪水来临时到处出现险情，堤岸多处决口，水患肆虐。 又如，1991年淮河和太湖流域水灾严重，受灾人口占流域的60至70％，水灾造成的损失达几百亿元。实际上，此次灾害期间淮河的洪峰流量尚不及1954年大，能够拦洪、蓄洪的水库也比1954年多（1954年淮河上游的梅山、响洪甸、磨子滩等水库尚未建成），可是1991年水灾期间淮河的水位却比1954年高，灾害程度也比1954年严重。其主要原因就是淮河河道多年未经整治，干流久未疏浚，行洪障碍未清除，入海、入江水道不畅通，行洪能力减小。 由于水利部忽视河流整治，一旦洪水为患，一次水灾的直接损失就远远超过几十年的河流整治费用。例如，1995年、1996年全国洪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300多亿元，而“长江中下游10年防洪部署”总共只需要48亿元经费。以较小的投入避免严重的灾害损失，水利部的负责人不可能不懂这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那么，明知其理而故意“不作为”，其原因就值得深思了。这里是否有“养患自重”之类的盘算呢？一旦水患发生，各级政府不得不动员一切资源和人力去防汛抢险，震动地方乃至全国，事后水利部负责人以防止水患为由要求更多经费来修水电站，不就容易得多了吗？倘非如此，为什么水利部的负责人从来不肯公开解释一下他们多年来一再延误河流防治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