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社30日电】《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4期（总第79期）发表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实的文章，现分两部分转载如下／
（续前）三、水利工作决策一再失误的制度原因
过去50年来，中国的水利工作中连连失误，中国大地至今水旱灾害交替、祸患无穷，水利部历任负责人多年来的决策失误及重大行政责任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些负责人对水旱灾害频仍不但安之若素，拒不接纳不同意见，而且步步高升，如此一来，自然谈不上汲取教训了。
下面就水利部历任部长、副部长的特点试举几例：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水利系统的元老级人物钱正英。她自50年代参与水利部的领导工作以来，其地位在中国的水利系统中喧赫一时。她虽然大学未毕业，知识有限，却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在党外则以“老革命”自傲，根本不愿听取真正的专家的意见。她的专断跋扈、工作方法上偏好“群众运动”式的水利“运动”等特点，与许多党务官僚如出一辙。
上文提到的水利部的许多常识性决策错误，钱正英并非一无所知，很多问题早就有专家向她提出过，但她就是拒不采纳。“文革”后期有人写信给钱正英，指出水利部负责人决定解散规划设计院和科研院是错误的，钱正英不听。早在70、80年代就有专家指出，治河防洪之本是加强河道整治、加大河道泄水能力，防洪比抢险重要，防洪有效就无险可抢了，抢险花费要远远多于防洪费用；但是水利部负责人对此真知灼见却置若罔闻，一面到处设立防汛指挥部，一面挪用河道整治经费、拖延河道整治，始终不建立负责河道整治的专责机构。
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力不胜任、累死在任上的副部长。这位大学毕业生离开校门后只在研究机构里工作过几年，知识面很窄，也没有什么明显成绩，后来有幸调到水利部部机关工作。由于此人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又能写会道，颇得部长欣赏，几年内就由科员升为处长，又再度升迁为司长，然后一跃而成为水利部总工程师。但他实际上很难胜任总工程师这个位置，由于他的知识面太窄，又没有水利规划、工程设计、施工等方面的经验，更未参与过任何大型水利或水电工程的管理，所以应付工作时简直苦不堪言。为了勉强对付水利部总工程师这个职务的繁重复杂的工作，他只好下班后努力学习，补充基础知识。据其妻子说，为了应付工作，他晚上回家后总是看书看得很晚，连中学物理课本都不得不借来看。这位如此辛劳、且深得部长青睐的的总工程师后来又被提拔为水利部副部长，这就更加重了他承受的压力。于是，升官之幸就变成了不幸，他当上副部长才40天，就活活累死了。
第三个例子是一位被超迁提拔为部长的人物。他原是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的所长，在5年的所长任期内，既未做任何专题研究，也未指导研究生，更没有任何业绩。可是他善于“走上层路线”，能说会道，又因为他的堂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原水利部负责人就把他从处级越级提升为部级，最后当上了部长。就是这位部长，热衷于骗取“三峡工程”上马，同时又故意拖延“长江中下游10年防洪工程部署”的实施。在他任内长江中下游连年遭到洪水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淮河、太湖流域也相继发生洪灾，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应该说，对这些严重损失此人是有直接责任的。
第四个例子是上述第三例的继任者。他的前任延误了长江中下游的河道防洪部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然而这位新任水利部长依旧步前任之辙。他被选择来担任水利部长也很奇怪，他毕业于北京农机学院，对水利工作是个外行。当然，他在哗众取宠方面还是相当内行的。在他的前任任内，本应在1990年完成的“长江中下游10年防洪工程部署”就被延误了，这一部署被推迟到1995年完成；但是，这位新任部长对长江防洪工作还是掉以轻心，直到1998年这一“部署”仍未完成，终于酿成了1998年震动全国的长江洪灾的严重后果。后来，由于审计部门发现这位部长竟把防洪经费挪用去购置住宅，案情公布后激起了社会公愤，这位水利部长才被正式罢官。
上述现象其实是共产党专政体制下必然出现的弊病。
从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的“改天换地”与“向大自然开战”的观点一直是政府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上述水利工程的负面影响只是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方面。共产党维持的是独裁统治，从不允许“大权旁落”，其组织路线就自然是极端宗派主义的，即所谓的“任人唯亲”。共产党任用和提拔干部，虽然公开讲要“任人唯贤”，但那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的任用标准是优先任用“三种人”。这就是“用亲人”（指子女、亲属）、“重亲信”（即唯命是从、能无条件贯彻上级意图的吹牛拍马者）、“唯党员”（自“反右”运动后科长以上级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水利部历任负责人选择和任用干部，正是沿这条路线走的，偏重于选用忠于上级、善于领会和贯彻其意图、会吹会拍、“报喜不报忧”的干部。于是，那些善于政治投机、媚上压下的干部总是被一再提拔重用，而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却被百般压制。由那样的庸才主持业务，其后果可想而知。
同时，共产党既然实行“一党专政”，就必然会建立从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在各层各级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这就形成了党内所谓的“一言堂”，在“毛时代”所有干部都听命于“最高指示”，到了现在则曰“与中央保持一致”。这种集权体制不仅不许下级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且会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视为“反党”，加以政治打击。“一言堂”不仅严格禁止任何主政者排斥的政治言论，连在技术问题上也限制正常的讨论。
此外，共产党还主张“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因此，在水利工作上往往不讲科学、不顾实际、急功近利、片面极端。许多大型、超大型工程的上马，其实并不是著眼于经济上的紧迫需要，而只是为了迎合高层领导人的偏好，甚至是为了“落实”最高领导人的几句“语录”。例如，为了毛泽东讲过“黄河清”，水利部50年代就不顾专家的反对而盲目建设“三门峡水库”，结果投资浪费了、水库基本废了，黄河也更加浑了；又如，由于毛泽东曾经写过一句“高峡出平湖”，多少年来一直有不少干部以此为理由，主张修建三峡水库，最后终于开工了。
之所以大型水利工程在中国会成为“政治需要”、“政治工程”，是因为高层领导人把这种工程看成是给其个人及共产党“树碑”的政治性活动；而下级官员拼命迎合上级的这种需要，则是为了个人的升迁。无论是高层领导人，还是水利部的技术官僚，谁的眼中都没有民众的利益。只要“政治”上“正确”了，水利部的负责人无论制定了什么样的错误决策、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都极少承担政治责任。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的水利工作为什么失误会如此之多，而且这类失误具有普遍性、重复性，往往一再发生、难以避免。要根本改进中国的水利工作，只有实行民主体制才能减少此类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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