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导／对于中国贪官，近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数字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四千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五十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如果再加上未被检察机关掌握的部分，实际数字可能更加庞大。贪官携款外逃，是腐败现象的「顶级」表现之一，因为贪官一旦外逃成功，又不能被引渡受审，则意味著他们不但成功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且赃款也就「洗」成了「白钱」。
携款外逃，近来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惩处的一条捷径。前不久，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也远遁加拿大，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两位前任馀振东和许国俊，此三人所涉嫌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系统监守自盗案，涉案金额高达四点八三亿美元；随后，原河南烟草局原局长蒋基芳因为经济问题突然挂印潜逃；之前，已有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潜逃事件。
半月谈杂志曾引述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四千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五十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一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一百二十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一位曾供职于最高检察院外事部门的人士透露：近期以来，每年惊动高检外事部门的职务犯罪出逃案为二十至三十件。
人民日报曾在一篇报道措辞强烈地指出：“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数额也不断上涨，其中因为洗钱导致资金外流的数目不在少数。资本外逃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它既减少国家税收，又影响外汇储备，有人担心这将会危及中国金融的安全，甚至会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
杜绝贪官外逃，最根本的当然还是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因为没有了贪官，当然也就无所谓外逃；或贪官一贪，就被及时发现，也就来不及外逃。但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局面显然还不那么乐观。从披露出的案件看，不少贪官都是在贪几年、十几年，贪污规模惊人之后才被发现，而且其贪污的赃款可能已经转移，其间存在的制度缺陷和管理疏漏，实在是不可小视。
北京青年报文章指，对个人，尤其是官员的个人财产来源，应该有必要的审查监督机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对个人财产状况和来源又采取暧昧和放任的态度。目前，一些官员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子女在国外留学，其生活之奢华、花钱之豪放，已经在国外传为「美谈」，但只要其供养者没有「犯事」，其经济来源似乎就从不受追究。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使贪官还未外逃，其赃款就已经转移，另一方面也为贪官的外逃预留了后路。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贪官外逃的去向大体有四类：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一些直接弄不到证件的人，索性跑到非洲、拉美等国家；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逃到其他国家。
中国也试图通过相关国际法律引渡外逃贪官，但由于各个国家法律制度不同，更由于各国的法制化程度不同，在一国是犯罪分子的人，到了另一个国家，很有可能就被认为不是犯罪分子。这就好比对于死刑的规定，有的国家有死刑，而有的国家则没有。一个在法律上有死刑的国家的犯罪分子，逃到了一个在法律上没有死刑的国家，对于他的量刑，将如何界定呢？显然，按照没有死刑的国家的法律判处该犯罪分子有期徒刑，对于犯罪分子的原在国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可如果按照犯罪分子的原在国的法律判处他死刑，更是不合适的。
况且，违法犯罪分子在某一国家疆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破坏的只是该国的法律，并不对他国的社会契约和公共安全构成破坏。因此，惩罚犯罪必须遵循“刑罚的地点就是犯罪的地点”之原则。“如果某个罪犯对于其他社会的契约并没有造成破坏，那么他可以受到该社会最高力量的威吓、驱逐和排斥，却不能受到以法律手段做出的惩罚。”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的话，可谓经典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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